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79岁那年，我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哭得像个孩子。
不是因为病，是因为她。
她叫什么不重要，我管她叫"老伴儿"——虽然她不是我原配，虽然我们在一起才九年，虽然我的儿女至今不肯叫她一声"阿姨"。
那天医生说她的情况不太好，需要住院观察。我签字的时候手抖得握不住笔，护士以为我是害怕，其实不是——我是后悔。
后悔这九年里，我明明离不开她，却从来没有好好说过一句：
"跟着我，你受委屈了。"
这辈子我亏欠过两个女人，一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正躺在病床上。
老天爷给了我第二次机会，我不能再错了……
我这辈子年轻的时候是个混账东西，这话不是别人说的，是我自己认的。
1970年我二十四岁，在一家机械厂当钳工。那年头能进厂就是铁饭碗，我爹妈觉得儿子有出息了，托人给我说了门亲事。姑娘是隔壁村的，长得清秀，话不多，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她就是我的原配——跟了我三十八年的女人。
结婚那天没什么排场，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几床新被子，两间土坯房。她穿了件红棉袄，低着头坐在炕沿上，我妈推了我一把说："愣着干嘛，叫媳妇儿啊。"
我挠了挠头，喊了一声。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脸红到了耳根。
那个眼神我记了一辈子。
婚后的日子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我在厂里上班，她在家种地、养鸡、照顾公婆。那时候我觉得日子就是这么过的——男人在外挣钱，女人在家操持，天经地义。
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公婆的衣裳、孩子的饭、地里的庄稼，没有一样落下。我下了班回家就有热饭吃，衣裳永远是洗好叠好放在枕边。
我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甚至嫌过她——嫌她不爱打扮，成天灰扑扑的围裙套在身上；嫌她不会说话，跟我吵架也吵不出个所以然，就知道抹眼泪；嫌她没见过世面，我后来当了车间小组长，带她去县城吃了顿饭，她连菜单都看不太懂，我觉得丢人。
那些年我有个毛病——好面子。觉得男人嘛，外面有个体面最重要。至于家里的女人好不好，只要别给我丢人就行。
后来厂里效益好了，我升了车间副主任，应酬多了起来。喝酒、打牌、跟一帮狐朋狗友胡混。有时候半夜才回家，她开了门，看到我一身酒气，什么都不说，打盆热水给我泡脚。
我有一次喝多了，冲她发火，说她管太多，说我在外面忙了一天回来还要看她那张苦脸。她站在门口，手里还端着给我热的饭，眼泪啪嗒啪嗒掉在饭碗的边沿上。
第二天酒醒了，她已经起来给我做好了早饭，像头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心里有没有愧疚？有。但那点愧疚很快就被日子冲淡了——因为她从来不追究，从来不提，我就以为这些事翻过去了。
男人年轻的时候都以为，女人的忍让是理所当然的。
直到我老了，才明白——那不是理所当然，那是她在用命扛。
2008年，我六十二岁，从厂里退了休。
退休前一年，她查出了肺上的毛病。一开始说是炎症，吃了半年药不见好，又去省城大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她一个人拿着报告回了家，做了一桌子菜。
我回来看到满桌子的菜，愣了一下："今天什么日子？"
她笑了笑，说："没什么日子，想着好久没正经吃顿饭了。"
吃饭的时候她一直给我夹菜，我看她自己没怎么吃，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摇摇头说不饿。
饭后她收了碗，洗完了才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那张检查报告，放在桌上。
"你自己看吧。"她的声音很平静。
我拿起来看了一遍，没看懂那些医学术语，只看见上面有个词——"恶性"。
我的手开始抖。
她坐在我对面，居然笑了一下："别怕，我问过医生了，说可以治，就是麻烦一点。"
后来我才知道，医生的原话是"情况不太乐观，尽量治吧"。
她把"情况不太乐观"翻译成了"可以治"，只为了让我别担心。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她做了手术，又做了化疗，头发掉得一把一把的。我第一次意识到她有多瘦——脱了棉衣做化疗的时候，胳膊细得像根竹竿，手背上全是针眼和淤青。
我坐在病房里陪她，她反过来安慰我："看你那个样子，我还没死呢，你倒先哭上了。"
"你少说两句不行吗！"我凶她。其实是怕——怕得要命。
那段时间我才开始回忆起这三十多年来她为这个家做了什么。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女儿，从怀孕到生产到养大，我没操过什么心。公婆生病那些年，也是她日夜照料，伺候到老送了终。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孩子的学费、人情往来，大事小事一样没落。
而我给过她什么呢？
一张结婚证，一间土坯房，一个经常喝醉回家发脾气的丈夫。
化疗间隙，有一回她精神好些，靠在病床上跟我说："老头子，我要是不行了，你找个人照顾你。你那个脾气，自己过不了。"
我说滚蛋，不许说这种话。
她就笑了，那个笑容跟五十年前坐在炕沿上抬头看我的那一刻一模一样。
我转过头，眼泪死活忍不住。
她走的那天是初春。
窗外的柳树刚冒出一点嫩绿，她躺在家里的床上——最后一个月她不肯住院了，说想在家，这样"走的时候踏实"。
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声音轻得像一阵风："柜子最上层那个铁盒子里有存折，是我这些年攒的，你留着花。别舍不得花，你都六十多了，该对自己好一点。"
我打开那个铁盒子，里面是一本存折和一沓用橡皮筋扎好的零钱。存折上的数字不多，一万八千块。
一万八千块——她攒了大半辈子，从鸡蛋钱、菜钱、年节给的零花钱里，一块两块地攒出来的一万八千块。
她自己连件像样的新衣裳都没舍得买过。
我捧着那个铁盒子，坐在床边号啕大哭。
六十二岁的男人，哭得像个丢了魂的孩子。
她走了以后，家里一下子空了。不是物理上的空——东西都还在，碗筷、家具、她种的那些花都还在。是那种"活着"的气息没了，灶台上没有热气了，衣柜里没有新叠好的衣裳了，晚上没人催我吃药了。
我变得邋里邋遢，经常忘了吃饭，有时候炒着菜突然就走了神，锅都烧干了。
儿子和女儿轮流来看我，看到我这个样子都叹气。女儿说："爸，要不你搬来跟我住吧。"
我不去。这是我跟她住了一辈子的家，我不走。
那一年我瘦了二十多斤，邻居们都说这老头子怕是扛不住了。
遇到她——我后来的老伴儿——是在2015年，我六十九岁那年。
原配走了七年，我一个人对付着过，身体越来越差。高血压、糖尿病、膝盖也不行了，走路一瘸一拐。
是社区居委会组织的重阳节活动，在小区广场上包饺子、唱红歌。我本来不想去，是隔壁的老邻居硬拉着我去的，说："你成天窝在家里，迟早闷出病来。"
她就坐在我旁边包饺子。
六十六岁，头发花白，扎了个低低的马尾。个子不高，微微有些驼背，眼角的皱纹很深，但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看着特别和善。
她一边包饺子一边跟旁边的人聊天，声音不大不小，语速很慢，像哄孩子似的那种耐心劲儿。
我不会包饺子——我活了一辈子连饺子皮都擀不圆。坐在那里笨手笨脚地捏了半天，包出来的全是奇形怪状的"怪物"。
她看了一眼，没笑话我，伸手拿过去捏了两下，居然给我修圆了。
"你这个皮擀得太厚了，得这样——"她边说边示范，两只手灵活得像变戏法。
我跟着学了几个，还是丑。她噗嗤笑出声来："没事，好吃就行，饺子又不看长相。"
那天回家之后，我脑子里老是浮现她笑的样子。不是年轻时候那种心动——都快七十的人了，哪还有那些。是一种很温暖的东西，像冬天坐在灶台边上，火苗把脸烘得热乎乎的那种暖。
后来我从邻居那里打听到，她也是老伴儿走了的，走了三年多。有一个女儿，嫁得远，一年回来不了几次。她自己住在小区东边那栋老楼里，靠退休金过日子。
我想了很久，主动让邻居帮我约了她出来散步。
第一次散步，她提了一兜子橘子，说家里树上结的，甜，让我尝尝。我剥了一个，确实甜。
第二次散步，我带了一袋核桃，是女儿从外地寄来的，我自己咬不动，拿了个锤子砸好了装在袋子里。她接过去笑着说："你这手艺，核桃都砸成粉了。"
第三次散步，走到公园的长椅上坐下来，她忽然叹了口气，说："我老伴走了以后，我把家里他的东西收了又摆出来，摆出来又收了，反反复复好几次。后来想通了，收起来也好，人得往前看。"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到现在还没收。"
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但我觉得她懂。
就这么走了大半年的路，吃了几顿饭，我跟儿女摊了牌，说我想找个老伴儿。
消息一出，家里炸了锅。
儿子第一个反对。电话里嚷嚷："爸，你都快七十了，找什么老伴儿！让人笑话不说，万一人家图你的房子图你的退休金呢？"
女儿倒没那么激动，但也不赞成，委婉地说："爸，你要是觉得孤单，我把你接过来住。何必再折腾呢？"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不是怕我被骗，是怕分家产。
我没跟他们吵。年纪大了吵不动了，也觉得没必要。我就说了一句话："你妈走了七年了，这七年我一个人怎么过的你们看见了。我不想再那么过了。"
她那边也不容易。她女儿倒是通情达理，说"妈你高兴就好"。但她自己犹豫了很久。
有天晚上我俩在公园散步，她停下来跟我说："老哥，我得跟你说清楚——我这个人没多少钱，退休金刚够自己花。我跟你在一起，不图你的钱也不图你的房子，就图有个伴儿说说话。但你儿女那边要是不同意，我不想你为了我跟孩子闹翻。"
我说："我这辈子前半截活得糊涂，什么事都让别人替我做主。剩下这几年了，我想自己做一回主。"
2015年深秋，我们没有办酒席，没有通知亲戚，去民政局领了一张结婚证。出来后她站在民政局台阶上，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有几根碎发被风吹到脸上。
她伸手理了理头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都一把年纪了，还领证，怪不好意思的。"
我看着她，心里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酸楚——不是不高兴，是觉得遗憾。遗憾这辈子到了将近七十岁，才学会认认真真看一个人。
搬到一起住之后，日子一点点有了烟火气。
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不是那种大扫除式的折腾，而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窗台上多了一盆绿萝，厨房里多了一套新的调料罐，卫生间的毛巾换了柔软的新的，我的药盒子被她用标签纸贴好了"早中晚"三个字。
她做饭很好吃。知道我有糖尿病，专门去跟人家学了低糖菜谱，变着花样给我做。我嘴上挑剔，有时候嫌她菜里盐放少了，她不急不恼："大夫说了要少盐少油，我不管你谁管你？"
她管我叫"老头子"，我管她叫"老伴儿"。叫着叫着，好像真成了一辈子的伴儿。
但日子不全是暖的。
我的儿女，始终没有接受她。
儿子媳妇逢年过节来看我，态度客客气气的，但对她视而不见。有一回过年吃饭，媳妇把菜端上桌，碗筷摆了三副——我、儿子、媳妇的。她的没有。
她也不说什么，自己默默去厨房拿了副碗筷出来，坐在桌子最边上的位置吃。那顿饭她几乎没夹过什么菜，低着头，筷子碰到碗沿发出轻轻的响声。
我气得拍了桌子，冲儿子喊："你们什么意思？她是这个家的人，你们这样对她？"
儿子冷着脸说："爸，她又不是我妈。"
那顿饭不欢而散。
晚上我在卧室里坐着生闷气，她端了杯热牛奶进来，放在床头柜上。
"别气了，"她轻声说，"他们说得也没错，我确实不是他们妈。你别为了我跟孩子伤了感情，不值当。"
"怎么不值当？他们凭什么——"
"行了行了，"她按住我的手，"我又不是受不了委屈的人。只要你心里有我，别人怎么想，我不在乎。"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看见她转身出去的时候，用手背快速地抹了一下眼角。
那个动作，跟当年原配站在门口被我吼了之后抹眼泪的动作，一模一样。
我坐在床上，胸口堵得厉害。
这样的日子过了九年。
九年里，她帮我量血压、控血糖、陪我去医院、给我做低盐低糖的饭菜、帮我洗衣服收拾屋子。我膝盖不好走不了远路，她每天傍晚搀着我在小区里遛弯，一圈一圈地走，走得比蜗牛还慢。
九年里，我的儿女没有喊过她一声"阿姨"。每次来家里都当她是空气，过年给我的红包从来不包括她那份。她不吭声，不抱怨，默默地做她该做的一切。
我嘴上不说，但心里的那笔账记得清清楚楚。
2024年初冬，她开始频繁头晕。我催她去医院检查，她总说没事，可能是天冷血压高。拖了两个星期实在扛不住了，我拉着她去了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我看着片子上那个白色的阴影，听医生说了一大串术语。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话——"要尽快安排住院，做进一步检查确认。"
我从医生办公室出来，走廊里的灯白得晃眼。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我，看到我出来，笑了笑说："怎么样？没大事吧？"
我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一屁股坐在她旁边的塑料椅子上，七十九岁的老头子，当着满走廊的人，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她吓了一跳，赶紧拽着我的胳膊："你哭什么？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
我抓着她的手，那双手干瘦、粗糙，指节变了形，但暖和。
我哭着说了一句这辈子最后悔没有早说的话——
"跟着我，你受委屈了。"
她愣住了，嘴唇抖了两下。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说下一句话，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我回头一看——是我儿子。不知道谁通知了他。
他走到我面前，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然后他开口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我和她同时怔在了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