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要再抛美债，美元没救了？特朗普承认犯下大错

中国加速抛售美债，特朗普意识到情况不妙，一边派人访华、一边承认犯下一个错误。

但美国最应该做的是检讨自身！

当地时间2月9日，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谈到美联储时罕见放低姿态，公开承认首个任期内做过一个重大判断失误，指的是提名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

特朗普的原话重点是当时财政团队强烈推荐，最终同意了这个人选，现在回头看认为不该这么做。

这个表态的核心不只是个人恩怨，而是把当下美国经济压力的一部分责任推到货币政策制定者身上，提前为接下来的经济与市场波动寻找解释出口。

美国的宏观压力确实摆在账面上，联邦债务规模处在历史高位，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很高，债务越大，利率越敏感，利率上行会直接抬高政府付息成本，也会影响企业融资、居民贷款和资本市场估值。

美联储在通胀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需要做平衡，加息和缩表会压制通胀预期，但也会推高融资成本，进而影响经济活动与财政负担。

美债收益率上升会带来再融资压力，也会让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更挑剔，风险溢价随之变化，这些因素叠加就会让债券价格波动变大。

特朗普把矛头指向鲍威尔，本质上是在争夺对经济叙事的主导权，未来经济出现放缓、就业走弱、市场调整，指责美联储“政策太紧”是最直接的政治手段之一。

不过，美联储的政策空间受通胀、就业、金融稳定多重目标约束，单靠换人并不能改变美国债务结构、财政赤字和经济周期这些更深层的问题。

与美国内部的货币与财政拉扯同时发生的，是外部资金对美债的配置变化，公开数据曾显示，中国近一段时间持续下调美债持仓，同时黄金储备出现增加趋势。

主权储备的调整通常基于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政治风险的综合权衡，美债长期被视为高流动性资产，但在高利率周期中，债券价格波动扩大，叠加地缘政治和制裁工具被频繁使用，各国对资产安全性的敏感度明显上升。

在这种环境下，部分国家提高黄金占比并不意外，黄金不依赖单一国家信用，跨周期属性更强，也更容易在极端情况下保留价值与可处置性。

中国减持美债与增持黄金放在一起看，更像是储备结构的再平衡，储备多元化是金融安全的常见策略，不等同于短线交易，而外汇储备过度集中于某一种资产或某一个结算体系，一旦遭遇外部冲击，调整空间会被压缩。

过去几年，国际社会见过外汇储备被冻结、跨境支付受限等案例，客观上强化了各国对“资产可控、可用、可转移”的要求，储备再平衡在技术层面通常会采用分期、渐进的方式推进，以降低市场冲击并保持流动性管理的稳定。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财政部门对外沟通也更频繁，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透露财政部高级官员曾低调到访北京，外界普遍解读为沟通金融与经贸议题，稳定市场预期，降低误判风险。

美债市场的稳定需要全球资金持续参与，若主要持有国同步降低配置比例，会对收益率和期限结构产生影响，也会提升财政融资成本，美国对外沟通的现实目的通常是减少集中抛售风险，维持市场信心，争取让调整过程更平缓。

同时，其他美债持有国的行为也呈现分化，部分国家可能因为贸易顺差结构、外汇储备管理目标、国内利率环境变化而增持，部分国家则会基于风险控制、资产配置或汇率策略减持。

出现“有的增、有的减”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如果减持国家扩大到更多经济体，市场会更关注长期趋势，即美元资产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是否持续下降。

储备结构的变化往往是慢变量，但一旦形成共识，市场定价会提前反映在期限溢价和避险需求上。

在黄金价格波动的问题上，美国方面出现过把金价上涨归因于外部“投机”或“操纵”的说法，客观上，黄金价格由多因素驱动，包括实际利率水平、通胀预期、美元指数、地缘风险、央行购金、市场风险偏好等。

把复杂的价格形成机制简单归结为单一国家操纵，缺少可检验的证据链，也容易被市场理解为情绪化表态。

金价上行往往意味着市场对通胀、金融风险或地缘不确定性的定价提高，也反映部分资金在寻找与美元资产相关性更低的配置工具。

黄金对美元信用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市场心理层面，金价上涨通常与美元实际购买力预期、金融稳定预期存在关联，但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美元体系立即失效。

美元体系的韧性来自美国经济体量、金融市场深度、制度与法治环境、以及全球支付与清算网络的惯性。

美元体系也面临挑战，包括高债务与高利率并存带来的财政压力、制裁工具使用频率上升引发的信任损耗、以及其他货币与结算工具逐步扩展带来的替代效应。

两条线同时存在，决定了全球货币格局更可能出现缓慢调整，而不是短期剧烈颠覆。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持续降低单一资产集中度、提升储备多元化、增加黄金等非主权信用资产占比，是很多国家在不确定时期都会采取的做法。

这类动作的目的通常是提高抗冲击能力，减少在极端情形下被动受制的风险，同时保持对外支付能力与金融稳定空间，把这种行为定性为“投机”并不符合央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常识。

特朗普对鲍威尔的公开指责，反映的是美国国内政治对货币政策的持续施压，也反映高债务环境下利率政策的敏感性，外部主权资金对美债与黄金的再配置，则反映全球金融参与者对风险与安全性的重新定价。

两者叠加的结果，是美国需要在稳定通胀、维持增长、控制财政付息成本、保持美债市场吸引力之间做更艰难的平衡。

换人可以改变沟通风格和政策偏好预期，但无法单独解决债务结构、财政赤字与产业竞争力这些基础问题，全球储备结构的调整也不会因一次游说而停止，真正能影响趋势的，仍然是政策可信度、宏观稳定性和制度可预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