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扶鹰，我的ADHD儿子没成为被全班孤立的可怜人

在ICU病房，监护仪的滴答声是生命的节拍器，每一根管线都维系着病人的生死。

作为浙江省顶级三甲医院的重症监护护士，吴娟曾在这里工作了十年，参与过无数次生命与死神的拉锯。

然而，2019年，深爱着这份工作的吴娟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惊讶的决定：她脱下护士服，走进一所中学的校医室。墙上的时钟不再标记着惊心动魄的抢救，而是规律的上课与下课铃声。促使她做出这个选择的，不是工作的疲惫，而是一位母亲最深的焦虑——她四岁的儿子，在幼儿园里成了“问题孩子”。

“老师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又和小朋友闹矛盾了，今天又怎么了。”电话那头的委婉建议，在她听来如针刺心。“要不要带孩子去医院看看？”这句话，让这位见惯危重病患的专业护士，第一次对自己的育儿能力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刹车失灵”的跑车：当孩子被诊断为ADHD

那时，吴娟在ICU“上2休2”，一次班长达14小时。休息日，她需要补觉来应对夜班的消耗。“是不是我陪他的时间太少了？”看着儿子，她陷入反思。孩子的周末，常常是她的工作日；家人的团圆春节，也常是她的值班时刻。

与丈夫反复商讨后，尽管不舍医院的发展前景和高出三倍的收入，他们还是一致决定：孩子的教育不能等。于是，吴娟选择让职业节奏与孩子同步，进入有寒暑假和周末的学校。她以为，更多的陪伴，能解决一切问题。

但挑战才刚浮出水面。儿子被诊断为混合型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他像一辆性能极佳却刹车失灵的跑车，在高速飞驰的教育赛道上，导航系统时好时坏。“他很容易冲动，为一点小事就和同学起冲突，在家里，我的哪怕一句温和的提醒，都可能引爆他的情绪。”吴娟说。

委屈如潮水般涌来。“妈妈都为你放弃工作了，这么辛苦，你怎么还不听话？”她把所有问题归咎于孩子，甚至打过、骂过，却只换来更剧烈的对抗和更深的无力感。

“他们（ADHD）的智商水平、感知能力、自尊心都是正常的，也会因为我们的批评、吼叫、打骂而受伤。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是真的控制不住。”

后来，她才了解到，ADHD孩子每天接收的批评指责可能是普通孩子的20倍。“我们俩其实都很难，但当时看不到孩子的委屈。”

结缘扶鹰：在四千分钟音频里找到一束光

转机，始于一位前辈。周素琴老师曾是吴娟的同事，因撰写《夜班护士》而在医院闻名。在一个医院内部的亲子学习群里，吴娟偶然看到周老师分享的扶鹰免费专栏课——“让孩子爱上学习100讲”的链接，标题吸引了她。

“以前自己也看书，但只学到了理论，生活中不知道怎么做。听这些音频，感觉很落地。”她陆陆续续听了四千多分钟，反复聆听，从中获得了最初的慰藉与启发。

真正帮她推开学习之门的，是同事推荐的一个“免费的线上研修班”——扶鹰智慧父母研修班。“为什么不收费呢？”怀着惊讶与好奇，她走进了卡卡老师的线上课堂。卡卡老师被吴娟称为“小太阳”，她的孩子稍长几岁，那些“过来人”的经验，恰好照亮了吴娟眼前的迷途。

研修班的第一项作业是写“鼓励贴”。吴娟倾注情感，写下一段自认为完美的话，感动了自己。她兴奋地发给卡卡老师。“写得挺好的，”老师先肯定，随后发回的图片上，却多了几道细致的红线——这里“越来越”用得不错，但那里“还差几分”的表述会让孩子感到压力……

这张被红笔批注的鼓励贴，吴娟珍藏至今。“它让我看到，原来我自认为的‘很好’，其实有很多不足。我以前把问题都怪在孩子身上，是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自己做得不够。”她第一次意识到，爱需要方法，而鼓励，不能带着“但是”的转折。

实践班的眼泪：在角色扮演中看见彼此

线上学习给了她认知，线下的“实践班”则直击心灵。在扶鹰智慧父母实践班两天一夜的课程中，有一个环节是还原家庭中的“吼叫”场景。家长们轮流扮演情绪失控的父母和无助的孩子。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我儿子的影子。”吴娟在台下哭得很惨。当看到“父母”的期待、无奈如何化为利刃，当看到“孩子”在被指责时内心的惊恐与悲伤，她内心那层自我保护的外壳被彻底击碎。“孩子受到批评时，他是知道的，他会很难过。下一次他又控制不住时，内疚感会叠加……他可能会慢慢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好。”

这场眼泪，是一次彻底的洗礼。她开始真正理解，儿子的行为不是“不听话”，而是“做不到”。她的角色，应从裁判和批评者，转变为教练和扶正者。

扮演“媒婆”：搭建家校之间的桥梁

理解之后，是行动。

孩子在学校惹麻烦，老师难免有情绪。吴娟从一位行为发育专家那里得到一句朴素的忠告：“在老师那边，你一定要‘跪’得快。”这个“跪”，是态度，是共情，是主动成为孩子与老师之间拉近关系的“媒婆”。

她开始有意识地照顾老师的情绪。老师反馈问题，她先真诚接纳：“给您添麻烦了，我们一定配合。”新年时，她给每位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准备一份小礼物，附上温暖的留言。

改变悄然发生。一天，班主任主动和她深聊，并分享了一篇自己写的题为《带刺的玫瑰》的文章。老师写道，这个孩子起初让她每天疲于应对各种告状，但后来她发现，他极度需要被关注和肯定。老师开始学习在他情绪上头时避其锋芒，在他安静时给予表扬。文末，老师写道：“xx同学（吴娟的儿子），虽然现在还不是一个完美的孩子，但我相信，他未来一定有无限精彩的人生。”

吴娟读着文章，泪流满面。她回复老师：“孩子遇到您，是他的幸运和福气。”

“很多A娃家长容易和老师对立，觉得孩子特殊，老师就该多包容。”吴娟说，“但学习后我明白，我们要让老师成为同盟军。孩子在学校确实会制造‘麻烦’，我们先多理解老师，老师也会更愿意包容孩子。”

学习后的庆幸：扶鹰帮我绕过了一条荆棘路

吴娟分享了自己阅读作家梁鸿的著作——《要有光》的感受：

“书里描述了一个被孤立的多动症孩子，他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面的角落里，全班同学排挤他，班主任也排挤他，连同学的家长也排挤他。学校甚至还组织家委、班主任、心理老师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小孩’。”吴娟说，如果自己当初没有行动，这或许就是她和孩子的未来。

“我读完后背发凉，也深感庆幸。” 这份庆幸来自孩子幼儿园大班时，她就坚定地选择走进扶鹰课堂。当许多家长尚在观望，她已开始学习如何识别孩子行为背后的信号，如何将质问转为沟通，如何成为家校之间的“润滑剂”。

正因为提前备好了这些能力，当儿子进入小学后，可能的对立变成了合作，可能的标签变成了理解。老师愿意看到孩子行为背后的努力，同学愿意在他偶尔“惹麻烦”后依然接纳他。

“学习就像提前在岔路口点亮一盏灯。” 吴娟说。这盏灯不仅照亮了父母该走的路，更为孩子照出了一条被支持、而非被排斥的成长路径——让她与孩子，绕过了书中那条最艰难无助的荆棘之路。

获得幸福的能力：在细微处捕捉生活的美好

如今的吴娟，身上依然有ICU护士的干练，但眼神多了校医的柔和与母亲的坚韧。她成了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站站长，也将扶鹰的研修班引入了多所学校。

问及是什么支撑她完成这场巨大的转变，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分享了几件日常的小事：

一天中午，她吃完饭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放着一个苹果，上面贴着一张留有稚嫩字迹的小纸条。那是学校与新疆阿克苏结对活动发放的苹果，一个孩子偷偷放在了她桌上；

开展线上课程时，她在这头分享，四年级的儿子在隔壁房间安静地写作业，知道妈妈在忙，一次也没有推门打扰；

上幼儿园小班的女儿，每逢妈妈有研修班，总会乖乖和外婆在家，而爸爸会自然地说：“今天你有事，我来管孩子。”

“我觉得自己在扶鹰学习后，感知幸福的能力变强了。我能通过每一件小事，感受到大家对我的支持。”吴娟说。

吴娟在扶鹰走过的5年，是一条提升自我生命智慧的漫漫长路。路的尽头，不是完美的孩子，而是一个更平和、更有力量的家庭，和一个在平凡、甚至有点糟糕的日子里也能看见幸福模样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