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瑞聪 | 中日关系的再定义：不确定时代的理性选择 |

段瑞聪 | 中日关系的再定义：不确定时代的理性选择 |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当今的国际秩序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才开始形成的，并衍生了全球公认的一系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国际法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就是说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可不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美西方的手中呢？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河滚滚来”，今后的国际秩序将如何演变，主导力量又会有哪些变化呢？这都为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制定圈开拓想象力提供了很好的舞台。参加这次快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的56位学者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日本、俄罗斯、新加坡、英国、澳门以及台湾地区。

讨论同时还涵盖了一些现实而又敏感的话题，例如美国霸权的走向，美欧同盟体系，台湾问题的解决（美国绑架委内瑞拉总统所带来的启示），日本的前景，以及各国的应对等等。

段瑞聪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教授

中日关系的再定义：不确定时代的理性选择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23篇

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重组的背景下，主要大国都在重新调整和巩固各自的地缘政治支点。美国持续强化在西半球及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欧洲则依托欧盟与北约，构建起高度制度化的安全与政治共同体。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东亚地区迄今仍缺乏一个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区域安全与稳定框架，而台海问题的外溢效应，正不断侵蚀这一地区本已脆弱的战略平衡。

在这一背景下，中日关系作为东亚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走向已不再只是两国之间的外交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地区是否会进一步滑向阵营化对抗与军备竞赛的系统性变量。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否，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东亚整体安全环境。

近年来，围绕台海问题的政策立场分歧不断累积，中日关系的紧张程度明显上升。日本安全政策的快速调整，与地区安全环境的整体变化相互作用，客观上压缩了中日之间原本有限的战略缓冲空间。这一过程也在不同程度上加深了双方的安全不确定感，使两国逐步陷入一种典型的“安全困境”状态，即越是出于防范目的采取行动，反而越容易放大彼此的不安与紧张。

在缺乏有效、制度化的危机管控机制的情况下，任何一次政治表态失衡、任何一次海空摩擦事件，都可能被迅速放大为地区性风险。正因如此，从防止东亚被锁定在高对抗轨道的角度看，重新稳定中日关系、为双边关系设定可预期的边界，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议题。这并非出于情绪性的外交诉求，而是对地区安全现实的理性回应。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中日关系再定义”，是指在高度不确定的国际与地区环境中，通过制度化沟通、风险管控与最低限度的合作安排，防止双边关系持续滑向失控对抗。例如，在安全领域以危机管控为优先目标，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维持最低限度的制度性合作，在政治层面避免将双边关系工具化或意识形态化。

| 图片源于网络。

从中长期视角看，这种以稳定和风险控制为核心的中日关系，符合双方各自的现实利益，也具有重要的地区公共产品属性。对中国而言，有助于降低同时面对多方向战略压力的风险，改善周边安全环境，从而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对日本而言，则有助于减少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可能性，避免自身从“安全受益者”逐步演变为“冲突前沿国家”。对整个地区而言，中日关系的降温与稳定，将为台海、东海以及东盟周边地区提供关键缓冲，并为东亚逐步探索以风险管控为核心的安全架构创造现实空间。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日关系的再定义不应被理解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让步，而应被视为两国在不确定时代共同承担地区稳定责任、降低误判与风险升级的理性选择。中日关系能否实现这种意义上的再稳定，影响的不仅是双边关系本身，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塑造未来几十年东亚安全环境的基本框架。和平与发展不应停留在口号层面，而应通过可操作、可持续的政策实践，成为地区各方可以共同维护的现实目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中长期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而是强调在高度不确定性时代，稳定本身即是最现实、也最具价值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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