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零下40℃：副县长中弹跪姿冻成冰雕，至今无人敢拍他正面倒地

文｜鹿

《生命树》里那个“讨薪”的副县长，原型死在无人区的冰里

昨天，我窝在沙发上追《生命树》。第十四集有个镜头：胡歌饰演的多杰，一个副县长兼巡山队长，为了给队员讨三万块欠薪，被县长的秘书支使着推了一下午汽车——上坡推完推下坡，推完下坡推上坡。零下三十度的风刮得脸生疼，他推完车，钱还是没要到。

弹幕里飘过一行字：“太假了吧？副县长混成这样？”

我盯着那行弹幕看了很久。

31年前，1994年2月，青海治多县一位叫杰桑·索南达杰的县委副书记，正押着20名盗猎分子走在可可西里的冰面上。气温零下40度。他被伏击了。当救援队找到他时，他保持着跪姿据枪的姿势，右手搭在扳机上，整个人冻成了一尊冰雕。

这才是真实的剧本。

《生命树》的制片人侯鸿亮在采访里说，他们采访了200多名巡山员，收录了137个真实案件，在高原上实拍188天，最高取景地5200米，剧组人手两个氧气罐，拍一场戏晕倒一个场务。

为什么要下这种“笨功夫”？

因为真实的故事，比任何编剧写的剧本都更离谱、更沉重、更让人不知道该从何处落笔。

杰桑·索南达杰

1994年1月18日，博拉木拉的“多杰”死在了太阳湖

《生命树》里把故事发生地虚构成了“博拉木拉”。有观众不理解：为什么不直接用可可西里的真名？

一位青海网友回复：“因为博拉木拉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是每一片需要被守护的自然。”

但这个虚构地名的原型，指向一个确切的名字——可可西里。而剧中的多杰，原型是两个人。

第一个叫索南达杰。

1974年，索南达杰从青海民族学院毕业。他是当时治多县少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学校想留他，西宁的单位要调他，他都拒绝了。他回了治多草原。

1991年，他向县委提出申请：成立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机构。第二年，西部工委成立，他担任书记。

当时没有人理解他在干什么。可可西里是无人区，荒山野岭，冰天雪地，既没有矿也没有税，保护野生动物能当饭吃？县财政穷得发不出工资，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你去管藏羚羊？

索南达杰也不解释。他带着西部工委的人一趟一趟进山。

奇卡·扎巴多杰

1994年1月8日，他最后一次带队进入可可西里。此行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藏羚羊皮1800多张。1月18日傍晚，队伍行至太阳湖附近，盗猎分子趁夜突袭。

索南达杰一人与18名持枪者对峙。他中弹了。

第二天被发现时，他依然保持着跪射的姿势，睁着眼，手指扣在扳机上。可可西里零下40度的寒风将他铸成一尊冰雕，仿佛还在瞄准那些逃窜的背影。

那一年，他40岁。

胡歌在采访里说，2013年他去三江源做环保志愿者，曾在索南达杰纪念碑前站了很久。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在镜头里“成为”这个人。

“成为”这个词很重。戏服可以穿脱，台词可以背熟，但那些死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他们回不来了。

胡歌《生命树》采访

那个降职来接班的男人，1998年倒在自家客厅

索南达杰牺牲后，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在当时几乎所有人看来都不可理喻的决定。

他叫奇卡·扎巴多杰，索南达杰的妹夫。1995年，他主动辞去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这是个副厅级岗位，清闲体面，等退休的黄金板凳——申请调任治多县委，去接那个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西部工委书记。

用官场的话说，这叫“自毁前程”。

扎巴多杰的妻子白玛哭得快晕过去。她不理解：你哥哥已经死在可可西里了，你为什么还要去？

扎巴多杰没有解释。他只说了一句：“我姐夫没干完的事，我得去干完。”

他干得极其生猛。

扎巴多杰从社会上招人——退伍兵、待业青年、牧民子弟，还有被感化后愿意戴罪立功的前盗猎分子。64个人，大部分是临时工，没有编制，没有正式工资，连像样的装备都没有。他们管自己叫“野牦牛队”。

扎巴多杰说：野牦牛在可可西里，谁侵犯它的领地，它就往死里顶谁。

奇卡·扎巴多杰

《生命树》里多杰带领巡山队员与盗猎者枪战的戏份，拍得很燃。但真实的野牦牛队，燃之外更多的是窘迫。剧里那个让观众啼笑皆非的“讨薪”桥段——多杰为了队员工资三番五次找县长，被秘书支使着推汽车——其实一点都不夸张。上世纪90年代，玛治县原型治多县的财政赤字确实惊人，年支出1000万、收入只有200万，巡山队三个月发不出工资是家常便饭。

但扎巴多杰没有等到《生命树》里那个“后来”。1998年11月8日，他在自家客厅中枪身亡，46岁。

官方结论是意外。但至今仍有很多人相信那不是意外。

遗体送回治多那天，野牦牛队的汉子们跪了一地，没有人哭出声。

打击盗猎的第一重难——对手根本不把你当人

打击盗猎，到底有多难？

我采访过一位老巡山队员，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个细节。

1990年代，一张藏羚羊皮能卖八十美金。一条“沙图什”披肩在欧洲能卖到1.5万到5万美元——注意，是八九十年代的美元。

在这个级别的暴利面前，盗猎者早已不是偷鸡摸狗的小贼。他们是武装团伙，配备的枪比巡山队还好。老巡山员吕长征跟我说过一个数字：野牦牛队最困难的时候，每人平均5发子弹。而盗猎团伙，子弹论箱带。

这不是双方对射。这是一方用命在堵枪眼。

《生命树》里有句台词：“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这是真实数据。盗猎者的手法极其高效：夜间开车进山，探照灯一扫，藏羚羊被强光定在原地一动不动，像靶场的纸板。一枪倒一只，剥皮，扔尸，走人。

老巡山队员拉巴亲口描述过那种屠杀现场：方圆几十米的草地被染红，母羊肚子被划开，已经成形的小羊羔从子宫里滑出来，冻死在母亲尸体旁边。刚出生的小羊不知道妈妈死了，还会凑到被剥了皮的母羊身上找奶喝。

你面对的是这样的对手。他们可以在无人区蹲一个春天，杀光方圆几十公里的母羊，就为换一条欧洲贵妇肩膀上的披肩。

巡山队呢？他们在海拔4600米的地方追人，追到一半没油了、陷车了、人肺水肿了。最惨的一次，1公里陷了3天，趴在零下三十度的泥水里用手刨车。一天分一包方便面，掰成三块嚼。没淡水喝，就凿冰烧雪。一根烟轮着抽，一人一口。

这就是打击盗猎的第一重难：你不光要防子弹，还要防每一口呼吸。

打击盗猎的第二重难——没人信你是对的

比盗猎者更可怕的，是来自后方的目光。

1990年代，整个治多县都在问一个问题：保护藏羚羊，能当饭吃吗？

这不是刁难。这是真穷。县财政年支出1000万，收入只有200万。800万的窟窿，靠上级转移支付勉强堵上。老百姓靠放牧为生，人均年收入几百块。这时候你把全县最精干的人力扔进无人区，去管一群羊？

《生命树》里有个很克制的设定：县长林培生不是反派，他只是一个想让老百姓吃饱饭的基层干部。他引进投资商考察，投资商刚进无人区就被盗猎者的枪战吓跑了。他焦头烂额，算盘珠子拨得啪啪响，最后终于承认：“治安不解决，投资环境根本无从谈起。”

这个转变，在剧里用几集讲完。在真实世界里，用了十几年。

胡歌《生命树》剧照

扎巴多杰在世时，野牦牛队常年处于“半合法”状态。他们击毙盗猎分子，要写报告说明是否“防卫过当”；他们缴获藏羚羊皮，要一级一级上交，有时还会被质疑“私藏赃物”。

2000年，西部工委被撤销，野牦牛队解散。64个人，只有24人进入保护区管理局，其中3个正式工、21个临时工。剩下的40多人，重新变成牧民、待业者、出租车司机。

第三任队长梁银权，解散后回到治多县，晚年去西宁开出租车。有记者想采访他，满城跑了上万名司机，才把他从车流里捞出来。

靳炎祖，索南达杰亲自招进西部工委的第一批队员，1994年那场伏击中唯一的幸存者。他活下来了，但回驻地后先被当成嫌疑人关进看守所——因为其他人都死了，只有他活着回来。案子破了，清白还了，但那种“为什么死的不是你”的目光，他背了半辈子。

退休后，有人在酒桌上说索南达杰“求财”。他直接一巴掌扇过去。

没有编制、没有社保、没有退休金、没有荣誉。几十年后，有些人腰椎间盘突出、有些人靠德国进口胃药续命、有些人歪着身子走路、有些人连医药费都报不了。

这就是打击盗猎的第二重难：你拿命去拼的事，曾经没有人相信是对的。你活着回来了，甚至没有人觉得你是对的。

打击盗猎的第三重难——你儿子还要来

1996年，扎巴多杰的儿子秋培扎西13岁。

那年暑假，父亲带他进了一次可可西里。他第一次看到藏羚羊，也第一次看到盗猎现场。父亲和人说话时被人拿枪指着头，他在旁边看着，一声不敢吭。

很多年后，秋培扎西大学毕业。他学的是法律，可以去当记者、去成都做环保NGO、去任何一个不用缺氧的城市过“正常人”的生活。他母亲白玛哭着求他：我们家已经牺牲了两个人，再也不需要多一位英雄。

秋培扎西还是去了治多县森林公安。

入职前几年，他每次进山前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不接。他发短信报平安，母亲不回。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生命树》里有个角色叫白菊，杨紫演的。这个角色从十几岁开始追查盗猎案的真相，一等就是十七年。很多观众不理解：为什么要等十七年？为什么不能放下？

因为对有些人来说，放下比死还难。

2023年，卓乃湖保护站通了5G。这是可可西里核心区第一次有手机信号。秋培扎西站在保护站屋顶给母亲打视频电话。镜头扫过湖滩，几百只藏羚羊正在吃草。

他对着手机说：“妈，你看，它们不怕人了。”

隔着屏幕，他看见母亲在擦眼睛。

1994年索南达杰牺牲时，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不足2万只。2026年，这个数字是7万多只。

这不是冰冷的数据。这是一群人不信命、不服输、不回头，一代一代往里填人命换来的。

那些没有名字的人

《生命树》播出后，网上很多青海IP的网友留言。

有一条我印象特别深：“我们总说青海是‘沉默的西北’，它有祁连山的雪、青海湖的蓝、草原上漫山的牛羊，却很少被镜头聚焦。这部剧让这片土地从远方的风景，变成了有温度的故事。”

沉默的西北。

野牦牛队解散后的二十多年里，很少有人知道那些老队员去哪了。他们像雪水渗进冻土一样，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2025年底，有个记者辗转找到了吕长征。这个曾经两次高原肺水肿、被医生让家属准备后事的硬汉，已经老得走路都费劲。他歪在沙发上，两条腿因为长年泡在冰水里严重静脉曲张，像爬满蚯蚓的老树皮。

记者问他：“后悔吗？”

他愣了一下，说：“有啥好后悔的。我儿子现在也在保护站。”

记者又问：“那你觉得，值得吗？”

他想了很久。

窗外是西宁灰蒙蒙的天，远处山脊上还盖着雪。他把目光收回来，慢慢说：

“现在山里没枪声了。”

“这还不够值得吗？”

可可西里

《生命树》的总制片人在创作手记里写，这部剧拍了188天，90%的场景在海拔4000米以上，氧气罐用了上千个。有人问为什么要这么较真，用绿幕不行吗？

他的回答是：“只有真正站在这片土地上，你才会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用命守它。”

2026年2月，剧集还在热播。与此同时，可可西里又下雪了。卓乃湖保护站的巡山队员照常出去巡线，才文多杰在藏羚羊幼儿园用奶瓶喂小羊，秋培扎西在写这周的巡山日志。

他抄过一段京剧《挑滑车》的唱词，至今还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

“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那不是杀戮。那是一种朴素的决心：有些地方，总得有人去。

索南达杰去过。扎巴多杰去过。野牦牛队64个没有编制的临时工去过。秋培扎西去了。才文多杰去了。每年从内地考来、在5200米海拔吸着氧巡山的年轻人，也去了。

《生命树》的观众在弹幕里问：这片子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它想说的可能是：

青海从未贫瘠，它只是把最丰沛的爱，都酿成了寂静。

而当寂静足够深时，你便能听见——大地的心跳，正与你的脉搏，押着同样的韵脚。

藏羚羊从2万只到7万只，枪声消失了16年，一个副县长当年被冻成冰雕的无人区，如今5G信号满格。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不是神话，没有滤镜，甚至没有官方认证的英雄光环。

只是三代人，一条命接着一条命，把一整个物种从灭绝边缘，一寸一寸拉回来。

2026年2月11日，可可西里依然没有突发新闻。

挺好的。

没新闻，就是最好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