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青少年用网，体现治理能力

胡冯彬

“社交媒体未成年人该不该用、如何用”，正成为国际舆论场的焦点。澳大利亚去年已率先完成立法，设立16岁的最低注册年龄，成为全球首个国家层面的立法实践。另一边，法国也在加速推动类似禁令，打算年内落地。印度、捷克等国近期也在尝试跟进。随着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渐成全球性趋势，以统一年龄门槛、责任高度集中于平台的“硬准入型”治理模式也在兴起。

在全球视野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治理已逐渐分化为4条路径：除澳、法的“硬准入型”外，还包括英国、加拿大的“系统风险治理型”，中、韩等国的“默认保护与引导型”以及美、印等国的“碎片化渐进型”。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对风险性质界定、平台责任等方面。我国当下选择的，是一条不依赖年龄禁令、强调多方责任共担与默认防护的路径。这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中不轻易“大破大立”、注重系统性、弹性与长期稳定的智慧。

无论选择哪种模式，我们都可以通过各国在网络治理领域的积极实践，确认并强化一个社会共识：未成年人不应长期处于无边界、无护栏的信息环境中。当前，我国已建立相对完整的制度底座。下一步的关键，是打通端、网、平台、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责任接口，将现有“青少年模式”等保护机制升级为可执行、可评估、可持续迭代的产品与流程规范，推动治理体系纵深发展。

具体而言，可在以下几方面着力完善：一是强化功能治理，将其提升到与内容治理同等重要的位置。实践表明，最容易影响未成年人的，往往是平台功能机制所带来的放大效应，例如陌生人私信、同城推荐、打赏付费刺激、连麦等。这些结构性问题依赖内容审核很难触及。应明确要求平台对未成年人账号默认关闭或强限制高风险功能，并对绕过保护设置更高门槛，使默认保护成为产品底层逻辑。

二是构建可审计、可评估的常态化治理闭环。欧盟和英国的经验显示，平台风险治理只有在监管可审计、指标可比较、外部可评估的条件下才能长期有效。我国可推动平台定期披露未成年人保护关键指标，如识别准确率、风险功能限用执行率、有害内容触达率等，使治理效果可衡量、可比较，避免流于形式化整改。

三是在年龄验证上建立保护与隐私的制度化平衡。以往国际争议的焦点在于，年龄验证越严格，越可能引入证件信息或生物特征数据的集中采集风险。对此，我国可采取分层验证策略，对高风险场景实施更严格验证，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避免过度采集生物信息等敏感数据，同时加强传统治理，将监管延伸至广告推荐等衍生环节，防止未成年人数据在灰色生态中被二次利用。

四是将社交媒体治理与未成年人手机使用管理纳入同一治理框架，协同推进。单独依赖校园禁带手机或家庭没收手机，容易造成反弹；而单靠平台侧保护，也会在家庭支持不足、线下替代供给缺失时失效。可考虑将社交媒体治理与未成年人手机使用管理统筹规划，通过学校终端管理、家庭沟通白名单、运营商套餐协作、平台防沉迷系统等多维度合力，为未成年人构建线上线下连贯的健康数字环境。

‍全球青少年用网问题频发，凸显了强化治理的紧迫性，各国对治理模式的尝试也在为我国提供经验参考。未来我国青少年网络治理的重点，是以他们的最大利益为核心，将保护深度内嵌于产品设计、算法机制与日常管理中，在设置必要护栏的同时，为其成长保留应有的视野和探索空间。这不仅是保护责任的落实，更是国家治理能力在数字时代的深化体现。（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