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章士钊谏言勿学宋太祖杀功臣，毛主席一句话救之

1957年，北京的一场政协座谈会上，一位76岁的老人站起来，当着在座所有人的面，说了一番让全场鸦雀无声的话。这番话传出去之后，一场针对这位老人的批判浪潮随即掀起，有人甚至要把他列入"大右派"的名单。关键时刻，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把这件事压了下来。这位老人，就是章士钊。毛主席跟章士钊之间的交情，说起来足足有半个世纪。

1957年那场政协座谈会，本来是中共向各民主党派征求意见的场合，气氛并不紧张。章士钊坐在会场里，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言，心里憋了很久的话再也忍不住了。老人家站起来，先打了一个比方。

章士钊说，一个水果，要是表皮坏了，削掉一层不影响味道。可要是从核心开始烂，虽然外表看着还光鲜，里头已经生了虫，这果子就没法吃了。

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来，章士钊说的"核心"就是共产党。这番话其实是在呼应黄炎培当年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章士钊打心底里希望共产党不要走国民党腐败的老路。紧接着，章士钊又说了一句更加直白的话——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府，不能像宋太祖一样，得到天下后就杀功臣。

这句话一出口，会场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功臣良将一夜之间被剥夺兵权、打发回家养老，这段历史一直被后人反复讨论。章士钊拿这个典故来说事，用意并不复杂。

作为一个经历过清末、民国、抗战、解放的老人，见过太多王朝兴替、政权更迭，对"兔死狗烹"这种事情看得太透了。章士钊想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共产党取得了天下，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都是同舟共济的伙伴，千万不能搞内部清洗那一套。

说到底，章士钊的出发点是好的，完全出于对共产党的爱护和拥戴。可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一样，反右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很多话一旦传开了，味道就变了。批判会一场接一场地开，章士钊成了火力集中的目标。

各种帽子一顶接一顶地往章士钊头上扣，有人翻出他早年在北洋政府当过教育总长的旧账，有人把他的"烂果子"比喻定性为恶意攻击，更有人提出要把章士钊划到"章罗联盟"里面去，跟章伯钧、罗隆基一起定为大右派。这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一旦被扣上这顶帽子，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后半辈子就彻底完了。

章士钊是什么脾气？用湖南话说，就是"霸蛮"。这位从清末一路走过来的老先生，年轻时候敢当面骂段祺瑞，敢替陈独秀做辩护律师，现在都七十多岁了，哪里受得了这种委屈。章士钊当场就怒了，摔下一句话——搞什么名堂？我不信可以这样搞，我要给毛主席写信！

当天晚上，章士钊铺开纸，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申诉信。信的具体内容外界知之不多，可以确定的是，这封信很快送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完信之后，说了一句话——章行严另当别论，不是恶意。

就这么一句话，章士钊保住了。没有被划为右派，批判会也渐渐消停了。养女章含之后来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过，要不是毛主席说了这句话，父亲早就成右派了。毛泽东了解章士钊这个人，知道这位老先生一辈子都是心直口快，说的全是肺腑之言。两个人的交情摆在那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章士钊跟毛泽东的缘分，要从1918年说起。那一年，25岁的毛泽东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经恩师杨昌济推荐，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了一名助理员。

杨昌济跟章士钊是多年好友，杨昌济曾经在一封信里向章士钊郑重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里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据说杨昌济在考虑是否将女儿杨开慧许配给毛泽东的时候，还专门征询过章士钊的意见。章士钊跟毛泽东见面之后，认为此人气质不凡，前途远大，杨昌济听了章士钊的判断，更加坚定了成全这桩婚事的想法。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至于细节是否完全如此，已难以一一考证。

1920年夏天，毛泽东正在为一件大事焦头烂额。当时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正热，大批湖南青年想要出国求学，可是出国费用每人要五六百元，这笔钱对穷学生们来说根本拿不出来。毛泽东还在筹备湖南的革命活动，处处要钱，处处缺钱。走投无路之际，毛泽东想到了章士钊。

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发起募捐，很快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两万银元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毛泽东把这笔钱分成两部分使用，一部分资助了一批湖南青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另一部分带回湖南，用作革命活动经费。

章士钊当时大概不知道，这笔钱对共产党有多重要。没有这笔钱做启动资金，很多事情根本没办法运转起来。毛泽东后来提起这件事，一直念念不忘。

此后几十年里，两个人虽然走的路不一样，交情却一直没断。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逮捕，章士钊立即找到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言辞恳切地劝说奉系不要杀害国士，留下千载恶名。虽未能救下李大钊，可见章士钊为人的侠义本色。

1945年抗战胜利，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双十协定签字之后，毛泽东在重庆多停留了一段时间。章士钊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在手心写了一个"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提醒毛泽东赶紧离开。这一幕后来被很多人反复讲起，一个"走"字，寥寥一笔，包含了多少担忧和牵挂。

到了1963年，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毛泽东跟章含之闲聊时，突然提起四十多年前向章士钊借钱的事，说要还这笔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清两万。章士钊听了很不安，让女儿转告毛泽东，当年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根本不算借，不用还。

毛泽东笑了，跟章含之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大意是，这钱不是真的在还债，是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行老给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用人民币还得了的。可要是明说给补助，以行老的脾气肯定不收。所以毛泽东用"还债"这个名义，让章士钊没法推托。

从1963年起，每年大年初二，毛泽东都会准时派秘书把两千元送到章家。十年之后，两万元还清了，秘书以为事情结束了，第二年春节就没再送钱。毛泽东知道后赶紧让人补上，说本金还完了还要还利息，四十多年的利息算不清，只要行老健在，这个钱就要一直还下去。

这就是毛泽东的做人方式。当年一碗水端不平的事情多了去了，可是对真正帮过自己的朋友，毛泽东一辈子没有忘。从两万银元到每年两千块钱，从25岁的穷青年到领导整个国家的人，这份情义没有打过一丝折扣。

周恩来接到批示后雷厉风行，做了三条安排：第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章士钊；第二，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家负责保卫；第三，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三〇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周恩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名单。

9月1日，毛泽东又亲自给章士钊回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章含之后来感慨，父亲一辈子跟毛主席有缘分，每一次到了危险关头，毛主席总是那个出手的人。

章士钊并没有因为自身受到冲击就沉默下去。1967年，章士钊看到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心情沉重，再次提笔分别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写信，希望两位领导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毛泽东回信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这封回信的语气很温和，没有批评章士钊多管闲事，这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对这位老友的尊重和宽容。

章士钊听到这个消息，气得不行。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信中说——"我不相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也没有听说过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

毛泽东收到信后批示说，对像章士钊这样的老先生、这样的党外人士，"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了。"这本书终于在1971年正式出版。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周恩来还在宴会上特意向尼克松介绍了这本书，并赠送了一部，后来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章士钊一生最大的心愿，是看到祖国统一。

早在1956年，章士钊就受毛泽东指派，通过曹聚仁向蒋介石传递了关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信息。信中提到"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暗示故土安好，希望蒋介石考虑和谈。蒋介石看到这封信之后，私下也做出了不排斥沟通的回应，双方通过中间人有过多次秘密接触。

1973年5月，92岁高龄的章士钊乘坐专机前往香港，名义上是探亲，实际上肩负着恢复与台湾方面联系的重要使命。92岁，这个年纪放在今天也是高寿中的高寿，更何况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医疗条件下。章士钊明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趟路程。

可惜的是，1973年7月1日，章士钊在香港病逝，享年92岁。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这位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带着遗憾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毛泽东闻讯后十分悲痛。那笔每年春节准时送到章家的"利息"，再也没有人去领了。从1920年的两万银元，到1973年的最后一笔汇款，这段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友谊，跟金钱无关，跟地位无关，只跟一个"义"字有关。

章士钊这一辈子，经历了清末维新、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目睹了中国从积贫积弱到站起来的全过程。无论身处什么年代、面对什么样的局面，这位老人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敢说真话，敢做实事。1957年那句"不能学宋太祖杀功臣"，说的是历史，讲的是道理，背后装的全是对这个国家的深情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