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正史中南阳、襄阳籍人物，体现了两地的地域分界清晰

陈寿所著《三国志》作为纪传体三国正史，是研究三国历史最核心的第一手文献，其史料记载的严谨性为后世史学界所公认。

书中对人物籍贯的标注，严格遵循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行政地理建制与历史实际，无丝毫模糊与混淆。其中对南阳、襄阳籍人物的明确区分，不仅是人物生平的基础史料记载，更成为考证三国时期两地地理界域、行政归属的直接文献佐证。

以下结合《三国志》原文及白话译文，梳理两地代表性人物，并从史学考据、行政建制、史料互证、地域文化等多重角度展开深度学术分析，直观且严谨地呈现南阳与襄阳的明确界域分野。

一、襄阳籍人物：正史标定的襄阳所属

1. 庞统

出处：《三国志·蜀书七·庞统法正传第七》

原文：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

白话文：庞统字士元，是襄阳人。年少时朴实迟钝，没有被人赏识。颍川的司马徽品行高雅，有识别人才的眼光，庞统二十岁时前往拜见他，司马徽对他十分看重，称赞他是南州读书人中的翘楚，庞统也因此逐渐声名远扬。

2. 廖化

出处：《三国志·蜀书十五·邓张宗杨传第十五》

原文：廖化字元俭，本名淳，襄阳人也。为前将军关羽主簿，羽败，属吴。思归先主，乃诈死，携母昼夜西行，会先主东征，遇于秭归，先主大悦，以为宜都太守。

白话文：廖化字元俭，本名叫廖淳，是襄阳人。曾任前将军关羽的主簿，关羽兵败后，他归降了东吴。因思念刘备，廖化诈死，带着母亲日夜向西赶路，恰逢刘备东征东吴，两人在秭归相遇，刘备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宜都太守。

3. 杨仪

出处：《三国志·蜀书十·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

原文：杨仪字威公，襄阳人也。建安中，为荆州刺史傅群主簿，背群诣关羽，羽命为功曹，遣奉使西诣先主，先主与语大悦，辟为左将军兵曹掾。

白话文：杨仪字威公，是襄阳人。建安年间，他担任荆州刺史傅群的主簿，后来离开傅群投奔关羽，关羽任命他为功曹，并派他出使向西拜见刘备，刘备与他交谈后十分满意，征召他为左将军兵曹掾。

4. 李衡

出处：《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裴注引《襄阳记》）

原文：李衡字叔平，襄阳卒家子也，汉末入吴。闻羊衜有知人鉴往干之，衜荐为郎，衡口陈吕壹奸短，权有愧色，壹诛后，衡大见显擢。

白话文：李衡字叔平，是襄阳兵户人家的儿子，东汉末年进入东吴。他听说羊衜有识别人才的眼光，便前去投奔，羊衜举荐他为郎官。李衡当面陈述吕壹的奸邪过失，孙权面露愧色，吕壹被诛杀后，李衡得到了大幅提拔。

二、南阳籍人物：正史界定的南阳所属

1. 黄忠

出处：《三国志·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

原文：黄忠字汉升，南阳人也。荆州牧刘表以为中郎将，与表从子磐共守长沙攸县。及曹公克荆州，假行裨将军，仍就故任，统属长沙守韩玄。

白话文：黄忠字汉升，是南阳人。荆州牧刘表任命他为中郎将，让他与刘表的侄子刘磐一同驻守长沙郡的攸县。等到曹操攻占荆州后，黄忠代理裨将军，仍然担任原来的职务，归长沙太守韩玄统属。

2. 陈震

出处：《三国志·蜀书九·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

原文：陈震字孝起，南阳人也。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部诸郡，随先主入蜀。蜀既定，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为汶山太守，转在犍为。

白话文：陈震字孝起，是南阳人。刘备兼任荆州牧时，征召他为从事，分管各郡事务，后来跟随刘备进入蜀地。蜀地平定后，他担任蜀郡北部都尉，后来因郡名更改，调任汶山太守，之后又转任犍为太守。

3. 王连

出处：《三国志·蜀书十一·霍王向张杨费传第十一》

原文：王连字文仪，南阳人也。刘璋时入蜀，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进军来南，连闭城不降，先主义之，不强逼也。

白话文：王连字文仪，是南阳人。刘璋统治时期，他进入蜀地，担任梓潼县令。刘备在葭萌起兵，进军南下，王连紧闭城门不肯投降，刘备认为他有忠义之心，没有强行逼迫他。

4. 吕乂

出处：《三国志·蜀书九·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

原文：吕乂字季阳，南阳人也。父常，送故将刘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还。乂少孤，好读书鼓琴。

白话文：吕乂字季阳，是南阳人。他的父亲吕常，护送前任将军刘焉进入蜀地，恰逢天下大乱道路阻隔，于是无法返回。吕乂年少时成为孤儿，喜爱读书和弹琴。

三、关键佐证：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正史核心记载

出处：《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

原文：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白话文：诸葛亮字孔明，是琅邪阳都人。叔父诸葛玄去世后，诸葛亮亲自在田间耕种，喜爱吟唱《梁父吟》。他自己说道：“我本是平民百姓，在南阳亲身耕种，只想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追求在诸侯之间扬名显达。”

四、深度学术分析：从正史记载与多重维度看南阳、襄阳的界域分野

（一）《三国志》籍贯记载的史学规范性与客观性，为界域分野提供直接文献依据

陈寿作《三国志》，虽因史料散佚而略显简略，但其叙事与记载始终恪守“据实直书、依制标注”的史学原则，这一原则在人物籍贯标注上体现得尤为鲜明，成为后世考证三国地理建制的核心史料依据。从史学体例来看，纪传体史书的人物籍贯标注，并非单纯的身份信息补充，而是与当时的行政地理、地域归属深度绑定的历史记录，其标注的准确性直接关乎史料的真实性。

纵观《三国志》全书，对襄阳籍人物均以“襄阳人也”为固定标注范式，无一字添减；对南阳籍人物则统一标注为“南阳人也”，从未出现交叉标注、模糊标注的情况，更无“南阳襄阳人”“襄阳属南阳”等违背历史实际的表述。这种高度统一的标注范式，并非陈寿的主观选择，而是对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荆州地域行政界域的客观记录。在陈寿的史学叙事中，南阳与襄阳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地域概念，其内涵与外延有着明确的界定，这一记载方式，直接证明了两地在三国时期界域清晰、归属明确，并非同一地域的不同称谓，也非隶属关系模糊的相邻区域。

同时，陈寿的籍贯记载还具备“同时代史料”的独特价值。陈寿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卒于西晋元康七年，其生活年代与三国时期高度重叠，对三国时期的地理建制、地域划分有着直接的时代认知，其记载相较于后世的史料考证，更具原始性和真实性。其对南阳、襄阳籍人物的明确区分，是基于时代实际的直接记录，而非后世的追溯与推断，这为两地的界域分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同时代文献依据。

（二）东汉至三国荆州行政建制的刚性划分，为两地界域分野提供制度性核心佐证

地域界域的划分，本质上是行政建制的体现，三国时期的地理建制直接承袭东汉，而东汉荆州的行政建制体系，是南阳、襄阳界域分野的根本制度依据。东汉时期，天下分为十三州，荆州为其中之一，其行政建制为“州—郡—县”三级体系，荆州下辖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长沙郡等七郡（后增置章陵郡），各郡为平行的行政单位，均直接隶属于荆州，彼此之间无任何隶属关系。

从具体行政归属来看，襄阳为南郡下辖的县级行政单位，南郡的郡治为江陵（今湖北荆州），襄阳是南郡北部的重要县邑，但始终未脱离南郡的行政管辖；而南阳郡为荆州下辖的核心大郡，郡治为宛县（今河南南阳宛城），南阳郡疆域辽阔，是荆州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其行政级别与南郡完全等同，二者为荆州下辖的“同级平行郡治”。这种“州辖同级郡，郡辖不同县”的行政建制，决定了南阳（郡级）与襄阳（县级，属南郡）在地理界域上是相互独立的，南阳郡的管辖范围从未包含襄阳，襄阳也从未隶属于南阳郡，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的行政边界，无任何地域重叠或交叉。

《三国志》中人物籍贯的标注，与这一行政建制高度契合：标注“襄阳人也”者，其籍贯为南郡襄阳县，属于南郡行政体系；标注“南阳人也”者，其籍贯为南阳郡下辖的宛县及其他属县，属于南阳郡行政体系。这种籍贯标注与行政建制的高度匹配性，形成了“史料记载—行政建制”的双重印证，充分证明了南阳、襄阳在当时的界域分野，是由国家行政建制所明确规定的，具有刚性的制度约束，并非模糊的地域概念。

（三）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自述，作为第一手史料，为两地界域分野提供核心旁证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自述，被陈寿完整收录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成为正史记载的核心内容，这一表述具有不可替代的第一手史料价值。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亲历者，其生活轨迹跨越东汉末年至蜀汉建立，对当时荆州的地域划分、行政归属有着最直接的亲身经历，其自述并非后世的史料考证，而是对自身生活地域的直接陈述，具备极高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从史料学角度分析，当事人的自述是研究历史事实的核心史料，尤其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这一表述，是呈递给后主刘禅的正式奏表，属于官方文书范畴，其措辞严谨、表述准确，绝无可能出现地域概念的混淆。诸葛亮明确提及“躬耕于南阳”，而非“躬耕于襄阳”，这一表述与《三国志》中对南阳、襄阳籍人物的籍贯标注形成了高度的史料互证：陈寿在标注人物籍贯时，将南阳与襄阳明确区分，而诸葛亮作为同时代人，也将南阳作为独立的地域概念使用，二者形成了统一的史料逻辑。

结合东汉行政建制来看，若当时襄阳隶属于南阳郡，或南阳、襄阳为同一地域的不同称谓，诸葛亮大可直接表述为“躬耕于襄阳”，而其明确选择“南阳”这一地域概念，恰恰证明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南阳与襄阳是两个相互独立、界域清晰的地域，襄阳并不属于南阳的管辖范围。同时，陈寿将这一自述完整收录于正史，也从侧面印证了陈寿对“南阳”这一地域概念的认可，与他对南阳、襄阳籍人物的籍贯标注形成了内在的史料一致性。

（四）人物活动轨迹的地域关联性，为两地界域分野提供社会生活层面的实证

《三国志》中南阳、襄阳籍人物的早期活动轨迹、社交圈层、仕进路径，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是当时地域界域清晰、人员流动受地理与行政界域影响的客观体现，为南阳、襄阳的界域分野提供了社会生活层面的实证。

襄阳籍人物庞统、廖化、杨仪、李衡等人，其早期活动轨迹均围绕南郡及荆州南部区域展开：庞统早年活动于襄阳、江陵一带，与司马徽、庞德公等南郡名士交往密切；廖化早年为关羽主簿，跟随关羽驻守荆州南郡；杨仪早年投奔荆州关羽，其仕进起点为南郡行政体系；李衡汉末入吴，其早期活动也与南郡及江东地区相关。这些人物的社交圈层、活动范围，均未超出南郡及周边区域，与南阳郡几乎无交集。

而南阳籍人物黄忠、陈震、王连、吕乂等人，其早期活动轨迹则围绕南阳郡及荆州北部、益州区域展开：黄忠早年为刘表部下，驻守长沙攸县，其仕进起点与南阳郡的政治圈层密切相关；陈震早年被刘备征召为荆州从事，跟随刘备入蜀，其活动轨迹从南阳郡延伸至益州；王连、吕乂均早年入蜀，其家族与南阳郡有着深厚的地域关联。这些人物的活动范围、社交圈层，均以南阳郡为核心，与南郡襄阳县无直接关联。

这种人物活动轨迹的地域分野，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由当时的地理交通、行政管辖、地域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行政郡治是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核心，人员的流动、社交的展开、仕进的路径，均以所属郡治为核心圈层。南阳、襄阳籍人物活动轨迹的鲜明分野，证明了两地在当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地域社会圈层，而这种独立圈层的形成，其前提正是两地清晰的界域分野与独立的行政归属。

（五）地域地名的专名化特征，为两地界域分野提供语言文字层面的佐证

从语言文字与历史地理的角度分析，《三国志》中“南阳”与“襄阳”的地名使用，呈现出鲜明的专名化特征，这一特征进一步证明了两地的界域分野。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南阳”作为郡级地名，是一个固定的专名，其内涵为南阳郡的全部管辖范围，外延明确且固定；“襄阳”作为县级地名，也是一个固定的专名，其内涵为南郡襄阳县，外延为襄阳县的管辖范围。

陈寿在《三国志》中，始终将“南阳”与“襄阳”作为独立的专名使用，从未将二者混用，也未将“襄阳”作为“南阳”的附属地名使用。这种专名化的地名使用方式，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这两个地域概念的普遍认知：南阳与襄阳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地域，各自有着固定的管辖范围和地域内涵。在古代历史地理中，地名的专名化程度，直接反映了地域界域的清晰程度，专名化程度越高，地域界域越清晰；反之，若地域界域模糊，地名则会出现混用、泛用的情况。

《三国志》中“南阳”与“襄阳”的专名化使用，证明了在当时的社会认知中，两地的界域是清晰的，地域内涵是明确的，这一认知不仅存在于史学家陈寿的笔下，更存在于当时的社会大众之中，是一种普遍的历史共识。

五、结语

综合以上多重维度的深度分析，结合《三国志》的正史记载，南阳与襄阳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界域分野是明确且无可辩驳的：从正史记载来看，陈寿对两地籍人物的籍贯标注严谨规范、明确区分，无丝毫混淆；从行政建制来看，南阳郡与南郡为荆州下辖的同级平行郡治，襄阳为南郡下辖县，从未隶属于南阳郡，二者有着刚性的制度界域；从第一手史料来看，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自述，与正史记载形成高度互证，证明了两地的独立地域属性；从社会生活来看，两地籍人物的活动轨迹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分野，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社会圈层；从语言文字来看，“南阳”与“襄阳”作为专名被固定使用，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两地界域的普遍认知。陈寿不过是当时的一名低级官员，尚且能够清晰分辨襄阳与南阳的地域界域与行政归属，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顶级的大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洞悉天下地理大势、精研荆州行政建制，又怎么可能分不清南阳与襄阳？

《三国志》作为三国历史的核心正史，其对南阳、襄阳籍人物的明确记载，为两地的历史地理界域提供了最直接、最权威的文献依据。这些记载充分证明，南阳与襄阳在三国时期是相互独立、界域清晰的两个地域，其行政归属、地域范围有着明确的界定，这一历史事实，由正史记载、行政建制、第一手史料等多重证据相互印证，具有不可动摇的史学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