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断网与战争阴霾之下：在伊朗，普通人的生活如何继续

2026年1月9日，伊朗全国断网。与此同时，围绕动荡的视频、图像与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不断传播。由于通信受限与信息来源复杂，相关内容真伪难以核实，关于伤亡人数与局势发展的说法在不同阶段亦存在较大差异，外界对伊朗局势的认知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

在真假难辨的信息与影像持续流传之中，1月21日，伊朗断网近两周后，我从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发，乘坐大巴，逆行进入伊朗。18个小时后，大巴到达大不里士。又在风雪中辗转11个小时后，我抵达德黑兰。

恢复的表象

在我到达德黑兰时，这里已经恢复了往日那种无序的平静。

在几乎见不到红绿灯的马路上，灰头土脸的轿车、总是载着至少两人的摩托车、造型奇特的小货车挤成一团，缓慢而顽固地向前蠕动。十字路口的汽车混乱地随意插入和掉头，摩托逆行穿梭其间，烦躁的喇叭声层层迭起，司机几乎不会为过马路的行人减速。这种拥堵、混乱、无序，本就是德黑兰的日常。

我曾不止被一位伊朗人严肃地提醒过，夜晚的德黑兰是全伊朗最危险的地方，尤其是对于我这样的独行女性。在德黑兰迎面走来的行人脸上总是笼罩着淡漠与麻木的平静。暮色降临后，这些被阴影遮蔽、难以辨认的神色，就更添一份阴郁和审视。这或许与不久前的动荡不无干系，但事实上，在动荡发生之前，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严格来说，伊朗人的网络生活并算不上是完全的切断，Eitaa、Bale、Soroush等本土应用仍可以使用，但所有的功能都类似于局域网。拥有一个小门面的中年男人百无聊赖地坐在门口，在他看来，断网后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向我展示本土打车、订票、转账等APP使用一切如常。但高校中的科研几乎彻底停摆，年轻人在本土应用中交流信息时如履薄冰。对依赖跨境业务的群体而言，断网的影响更为直接。在亚美尼亚，我遇到了不少断网几天后就仓皇“逃离德黑兰”的伊朗生意人。由于无法从境外拨通伊朗的电话，这些人聚集在青旅，交换着真假莫辨的信息，等候着家人每日报平安的长途电话。

1月23日，断网两周后，网络在深夜悄然恢复，但运行极不稳定，网页加载缓慢、消息发送迟滞。国外的数据漫游，则从始至终没有一点信号。

连接的恢复，并没有带来确定性的回归，信息的流动变得缓慢而断裂，人们变得谨慎、沉默。网络重新亮起，却不再意味着通达，更像是一种被容许但同时是被限制的、间歇性的开放。

一切都像是恢复了，以一种“不得不”的方式。

德黑兰的黄昏与傍晚

生存的重量

来到德黑兰的第一天晚上，会说一些英语的出租车司机主动与我攀谈。当提及我来自中国时，他突然激动地拔高声音：“中国很漂亮，伊朗也很漂亮，伊朗有很多的金子，但是人们却在挨饿！人们在挨饿！”他情绪激动地高声重复着。而在此后与更多人的接触中，我才真正体会到“挨饿”这个词，对于普通伊朗百姓的生活意味着难以承受之重。

在这里，许多家庭需要夫妻两人同时不停地工作，甚至兼做多份职业，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才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计。普通伊朗家庭几乎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最基本生活物资上——租房、食品、药品。作为最典型的民生物资，这里最普通的鸡蛋价格大概为20个鸡蛋3美元（约21人民币），而普通人月平均工资，只有180美元（约1250人民币）。平均工资与物价之间的比例已经严重失衡，而且据本地人所言，物价还在日益上涨。“食物的价格在上涨，药品的价格在上涨。”谈及物价，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愁云惨淡的绝望神色。

20个鸡蛋的价格为420000土曼（4200000里亚尔，约21元人民币）

我在伊朗最初居住的旅店，老板拥有从父母处继承的房子，因此即便断网与内外形势的紧张让客房几乎全部空置，但他的生活状态相较而言还算稳定。在此前的伊朗的抗议活动中，不少人呐喊着表达对旧时代的怀念。谈到近年来的生活，他反复使用的词则是unclear（不清晰）、vague（模糊）、uncertain（不确定）。真正让人焦虑的，并不是当前的辛苦与艰难的处境，而是这种对未来长久而持续的强烈不确定感。

他回忆到，在自己童年时代，大巴扎里的老人们脸上常常洋溢着笑容，而这种笑容的确已经很少在现在大巴扎商家的脸上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被生活蹉跎的沧桑与无可奈何的平静。而那时，每天工作大概八小时就足以养活一家人，除生活必需品之外，仍能留出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娱乐。说到这里时，他还半开玩笑式地援引了罗伯特·欧文的“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给自己”。

如今，人们更常谈论的，不再是如何变得更好，而是不更快地滑落。

“你知道吗？现在伊朗人之间都流传着这样的话，如果你是富人，你明天会更富；如果你是穷人，你明天会更穷。”在小咖啡厅里做着兼职年轻女孩脸上露出与年龄不符的沉静与成熟，在每一个没有客人的空档，她都伏在狭小的前台桌上复习功课，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我知道我不可能变得有钱，努力工作只是为了不让自己滑落到越来越穷的境地。”

也许是因为拥有稳定的房产和一定的积蓄，那位旅店老板是我交谈过的众多伊朗人中最乐观的一位。他提到，那些学习地毯编织的年轻人，他们知道伊朗的地毯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品质，他们相信当未来形势变好的那一天，伊朗的地毯一定会在全世界畅销。相比之下，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则更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国家在这一领域似乎永远追赶不上美国和中国，于是便想方设法离开自己的国家。

“但是”，他强调说，“所有的人都觉得无论现状如何，未来一定会变好。”“所有？”我问。他迟疑片刻，还是点了点头。

然而，在德黑兰，我遇到的却是很多刚刚二十岁出头就需要想方设法独自谋生的年轻男孩女孩。我在快餐店结识的了一名穿着时髦的在校大学生，他需要自己赚取全部的生活费。“我是做设计的，平时会在网上接单，断网的那两周我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他眼中带着冷静的恨意，“伊朗变得越来越糟，我已经记不清伊朗人陷入这种糟糕的境况有多久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在准备移民，未来我一定要去亚美尼亚或者欧洲生活。”

刚过了22岁生日、只身来到德黑兰工作的女孩画着精致的浓妆，正在为找到租金更便宜的房子而发愁。察觉出我因低血糖而身体不适时，她慷慨地分了我一半刚买的烤肉饭。她得不到家里的任何经济支持，还要惦记着两个正在读中学的弟弟。而据她所说，在伊朗，约有80%的二十来岁年轻人都需要离开家庭，自行想办法赚钱维持生活。

我问她，你对自己五年以后的生活有什么畅想吗？“五年？”她的表情陷入迟滞与茫然，像是在试图理解一个过于遥远的时间单位。“不知道，但我找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房子，可以让我住两个月，这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事了。”

对她而言，未来不再是向前展开的时间，而是变成被不断压缩、反复计算的生存周期。时间被切分成可以负担的房租、可以维持的收入以及下一个尚未到来的不确定的节点。所谓“以后”，不再指向某个清晰的远方，而只是被推迟的下一段现实。

无法确认的数字

在伊斯法罕，夜晚降临时，步行街两侧的店铺如常亮起温暖的灯光，入口处换钱的马仔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双手塞进外套的口袋，晃晃悠悠地东张西望着；昏暗的步行道上，年轻的男孩们穿着旱冰鞋吹着口哨划过我身边，再也看不到动荡后哪怕一丝狼藉的踪影。而只有走到步行街尽头，看见阴影处聚集着的全副武装待命的警察时，一些后知后觉的、仍未散尽的紧张感才重新显现。此时距离那场骚动发生之时，恰好过去了整一个月。

伊斯法罕步行街尽头，全副武装的警察仍聚集待命

关于这场全国范围的抗议与动荡，一些伊朗人与我慢慢熟稔起来后，总会忽然神秘兮兮地凑近问我：“你知道在这次的抗议中有多少人死去吗？”

这些天，关于这次动荡的死亡人数，从不同的人口中，我甚至没有听到两个完全相同的数字。

出租车司机在纸片上写下一个数字；那个独自前来德黑兰工作的女孩，则有些茫然地说出另一个数字；旅店老板最为中立，但强调着某几日在德黑兰的伤亡尤其严重；在长途大巴上，相邻座位的男大学生抱着电脑，全程和身边的朋友低声研究着如何连上外网，偶尔开着玩笑。在谈及抗议中死去的人时，平静地向我讲出“我的表兄弟和两个朋友，都死了”，仿佛在讲述一个已经遥远的普通午后。

1月26日，我的伊朗手机号收到一条官方短信，称将公布此次事件中所有遇难者的姓名及基本信息，以回应所谓的“捏造事实和虚假统计数据”。但我周围的人们只是匆匆扫过这条信息……

我向一位伊朗的中产求证这些天差地别的数字，他疲惫地笑笑，没有再给出任何确切的数字。“或许都不对吧。”他说，“没有人知道……”他英语流利、条件优越，是看上去最有可能移民的那一类人。但那天傍晚，他开着车，在夜幕降临后的拥堵车流中缓缓前行。街灯一盏盏亮起，车灯在前方高低起伏。他的目光黯然且坚定地落在那些缓慢移动的灯光上，“我爱伊朗，我爱我的国家，我希望可以看着它变得越来越好。”

同一现实之下

在与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持续接触中，一种并不显性的割裂逐渐浮现。普通人对现实的理解，对外部世界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想象，也并不沿着同一条轨道展开。它不像公开的争论那样激烈，却在日常交谈中反复显现。

一位须发皆白、开车横冲直撞的出租车司机，一路情绪激动地高喊：“We love America! We love Israel! Go die Khamenei！”而在我遇见的另一个最寻常的家庭中，情形却截然不同。他们住在伊斯法罕远郊，这家的男主人必须长时间开车维持生计。尽管生活拮据，他们仍热情地邀请我去家中做客，把蔬菜汤里唯一的一块肉放在了我的碗里。他们不会说任何英语，在翻译软件上缓慢地打字给我看：“美国和以色列给了我们巨大的外部压力，是我们的敌人让我们的食物变得如此之贵，让我们的药品变得如此之贵。”但当提及可能与美国发生的战争时，他们充满自豪，对此毫不畏惧。每个人都坚信着伊朗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足以给予美国沉重的打击。

事实上，在我所接触到的伊朗人中，许多人对可能到来的战争或许感到焦虑，但几乎没有人真正害怕战争，更没有人认为会输掉战争。不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甚至期待这场战争，他们更不信任来自外部国家及其领导人所谓的“解放”会真的让生活变得更好。但在他们的叙述中，战争已经不只成为了灾难的象征，而是一种可能打破停滞的力量。他们已经厌倦了现状，虽然没有人知道战争是否会让现实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但与其在缓慢而无声的困境中消耗，他们更愿意面对一次剧烈而明确的变化。没有人能够确定战争会带来改善，还是进一步的恶化，但战争所象征的对既有秩序的中断，在长期看不到出口的现实之中，那种不可避免的巨大的“改变”本身，已经被赋予了接近希望的意义。

德黑兰市中心革命广场，高悬的“纵火者终将自焚”巨幅海报占据街景，画面中美国军舰被击沉于海浪之中

无声的消耗

“平静？”当我问及目前的平静更像是一场暂停，还是恢复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难以置信地高声反问着，“我不认为现在恢复了平静，我们平静，而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平静。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工作、赚钱和生活。”

是的，在经历了规模如此大的全国性动乱后，人们仍要回归最基本的生存，疲惫且麻木地工作着、生活着、挣扎着。

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父母没有留下房产，他们或许只能一辈子租房。关于房价，旅店老板曾在计算器上敲出一个350美元（1平方米）的数字，在德黑兰这样的城市，价格还会更高。我在伊朗期间经常联系的一名网约车司机，因平日需要在德黑兰市区接单而在德黑兰远郊租了一间小房子，供一家三口居住。他总是沉默寡言，除了确认行程外几乎不与我交谈。而在我即将离开伊朗前，他忽然发来数条长长的短信，没头没尾地反复表达自己的羞愧和歉意——他无法凑齐房租，想向我借当中四分之一的金额、5000万里亚尔（约230人民币）。我难以想象，是怎样的困境才会让他向一个陌生的外国旅客开口借钱。他是一个有着极强自尊的人，有时四五小时长途后，我在结算时偷偷多塞些钱，他数过后会把多出的钱尽数抽出来还给我。我无比希望，2亿里亚尔是一个季度的房租，而后他告诉我，这只是一个月的价格。

在生活的重担之外，许多年轻人试图抓住的，还有离开当下生活的可能性，去另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国家，或者只是去往某种尚未被现实耗尽的生活。但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可能性，仍然在不断收窄。

在伊朗境内网络看似恢复的一周后，我在旅店前台碰见了用中文叫住我的女孩子。她已经考过了HSK（汉语水平考试）4级，正在准备5级，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到中国留学。“可是我没有钱，这是我的兼职，但只能够维持我的日常生活。”或许是已经习惯，或许是无力改变，伊朗人们谈及自己生活的窘境时，总是表现出令人震惊的平静。我很想要帮助她，帮她查询可能争取到的奖学金，起初她兴致高涨，从前台拿来纸笔，盯着我的电脑屏幕想要记录些有用的信息。但因为极其糟糕的网络环境，我们不停尝试着旅店的WiFi和数据热点才勉强打开一个网页，而她手机屏幕上加我微信好友的界面，还在不停地加载转动。

她忽然把笔丢在桌子上，一瞬间心气全无地垮下了背，“而我甚至连上网都做不到，怎么可能去留学呢？”

2月1日，黑市伊朗里亚尔与欧元的汇率已经飙到了惊人的180万里亚尔兑1欧元。

比起来糟糕的经济现状和维持基本温饱的艰辛，在日复一日的挣扎中被看不到尽头的不确定感蚕食，才更像是真正的无望，这是无数伊朗普通人们如慢性病一样长久而痛苦的折磨。他们不知道明天的汇率，甚至不知道明天的物价，不知道战争是否就会发生在下一秒。

改变什么时候会到来呢？也许是一年、一个月、一天，人们等待着，就像断网期间反复刷新屏幕，期待某一次突如其来的网络恢复，期待下一条信息毫无预兆地出现。

拥有着灿烂且古老文明的民族，在抗争时充满血性，在面对长久艰难的生活困境时，又充满了韧性。然而，“韧性”不应当成为对苦难的称颂，苦难的一切意义即是苦难本身。人们承受，并非因为认同承受的价值，而是因为别无选择。

在德黑兰的暮色里，人们依旧走向工作、回到家中、缩紧开支，继续生活。这种对“活下去”的坚持，那不是出于希望，而更像是一种庞大、漫长，而无声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