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在加拿大参加葬礼

先说明一下，下面这篇文章里反复出现的“我”，不是我本人，而是讲述者，一位移民加拿大后走进社区中心做义工的华人。她把和 Joanne 的相遇、熟稔、病中往返、最终告别，断断续续讲给我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于是把她的口述整理写作成现在这篇文字，让一个加拿大普通老人的日常，尽可能以它原本的样子被看见。

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来之前，琼安告别了这个世界。

距离我们初次相识，过去两年半。那是2023年7月的一天，周三的上午，我第一次去社区中心做义工。

落地加拿大后，时差还没倒完就开始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感觉自己悬在半空。我决定做点什么，好让自己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慢慢生长。

我参加的项目叫 Family Support，旨在为社区里失能或行动不便的人提供堂食。政府提供补贴， 老人们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在这里吃到一顿不错的饭菜，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走出家门，维持社交 。每周三，会有二三十个老人来吃饭。不只一个人告诉我，周三是笑声最多的一天。我愿意这么相信。

Family support 项目有一个厨师，10个义工，一年提供近4000份餐食。另外有3个义工负责电话访问，每年要打出近9000个电话，确保居家养老的长者安全，记录他们的服务需求。

我负责在厨房配菜，琼安负责布置桌子。

她是那种一眼就能认出的本地老人，七十多岁，干净利落，耐心和善。十几年前，她从大河医院清洁工岗位退休。在加拿大，这是一份体面、福利优渥且受人尊敬的职业。她把回馈社会看成理所当然。

除了每周来两次这里。她也在其他地方做义工，其中一个是单身妈妈驿站。单身妈妈们去工作或学习时，义工们就会替她们照顾孩子。 大部分是排不上日托的婴幼儿，“可爱极了。”琼安笑着说起，眼睛里充满了了光。

见我是个生疏的新手，她便停下手里的活计，耐心教我如何布置桌子。她告诉我，每张桌子上要先铺一张餐巾纸，意味着这里会坐一个人，接着把餐具刀叉放在餐巾纸上，水杯和咖啡杯放在另一边。

她手里攥着一块专门的白布，细细地擦拭每一把刀叉。阳光从窗外打进来，在那些金属餐具上跳跃。她擦得很慢，确保每一件都干净闪亮。 “一定要擦亮”，她轻声对我说，“这是对人的尊重。”

慢慢的，我和琼安熟了起来。

她在城郊的一个农场长大，父母生了十个孩子，最后把农场传了其中的一个。但是到了第三代，没人愿意再在农场生活，就把农场卖了。十个兄弟姐妹中，她排在倒数第二。

这样的大家庭就像一棵大树，但也意味着她不得不目睹树叶的片片凋零。

随着年岁渐长，参加葬礼成了她生活中的常事。最难挨的一年，她连着失去两个哥哥和一个侄女。她在那段日子里，不停穿梭于不同的葬礼之间。

那种密集的告别，足以把一个人的心境磨得粗粝而平静。有一次，别人习惯性问她最近怎么样，她说，挺好的，最近没人死去。

加拿大提倡“社区养老”（ Aging in place，也有人翻译成“在地养老” ），子女成年后很少跟父母同住，社区的支持就很重要。而社区中心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由义工支撑起来的。政府每年表彰杰出贡献者，有些 义工 已经在这里连续服务了25年。

在一次义工答谢会上，我看到过一组令人吃惊的数据：每年这里产出的成千上万份餐食，几乎完全依靠像琼安这样的志愿者在支撑。这种支持并不止于这一方小小的食堂。对于那些被困在屋檐下行动不便的老人，义工们还会提供送餐服务。

社区中心还有专门的志愿者车队。他们有的负责接送老人去诊所，有的负责载着他们去买生活用品，或者干脆由义工代买。大雪封门时，市政府会招募义工去为独居老人铲雪。政府提供补贴，老人只需支付远低于市场价的酬劳。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琼安开始无话不谈。

在社区中心，老人们开饭前，我们大概有15分钟休息时间。这时，我们会坐下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她会跟我讲很多家长里短，介绍加拿大的习俗和文化，我对加拿大的很多认识就来源于此。

她对周围的人非常好。有一次，有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姑娘来实习，说她正在Gap year，梦想是当一个演员。知道她周末在附近一个小剧场表演，琼安立刻买票去支持她。我和她一起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看演出。

有一次我去帮她修电脑，顺便整理她的电子邮箱和账号密码。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她把各种账号密码记在一个本子上，然后再用另一个本子记录线索。结果可想而知。

她神秘又骄傲地展示了她的存款，7万多加币。她说，很不少吧？

和全天下所有妈妈一样，她也想把这笔钱留给自己的孩子。 我笑着劝她，多花点钱在自己身上。她显然听进去了。天气好的时候，她就会跟朋友们坐车去多伦多看 Blue Jays 的球赛，或吃一顿大餐。花费不少，但她说可以承受。

但是这样的轻松时间并不多。

2024年冬天开始，琼安经常说胸闷头晕，反复约家庭医生检查，但是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搞清楚，她的肺部有肿瘤。从此，她不再来社区中心。

因为一时找不到义工，我同时做两个人工作。没人一起喝咖啡了。不过每周三，她都会发短信给我，问今天怎么样，说很抱歉把活留给了我，又说很想念我们，希望能再回来。

我第一次去医院看她时，琼安神采飞扬。她跟我说，生病是一种特权，全世界都来看她，医生也优待她，亲人朋友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看望她。家人还给她送了一个毯子，上面绣了12颗星，代表她的所有家庭成员。她非常珍惜这个毯子。

她的床头摆满了朋友们送来的贺卡和小礼物，她一一向我展示。眉眼间，充满了骄傲和欣慰。我带给她的是一束花。

从医院出来，天空下着小雨，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那就是，这里有你在乎的人，也有在乎你的人。

琼安是个非常独立的女性。三十多年前，丈夫离开了她，当时最大的孩子才八九岁。她在医院做清洁工，靠着这份收入， 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 。后来，孩子们先后成家立业，并都事业小成。

生病期间，她独自居住，独自打车去做化疗，然后再打车回来。

遗憾的是，虽然她为这个计划做了近十年的志愿者，但她自己却没有机会成为被服务的对象，因为等待名单上的人太多了。

但是好的地方是，她不需要为治病花钱，加拿大的全民医保计划会完全覆盖所有的费用。

随着日子推移，她需要借助的工具越来越多，拐杖、助行器，洗澡时也需要一个工具。根据身体状况，她有时也会在退休公寓住一段时间，那里花费不便宜，一个月3000多加币。

化疗以后，琼安的胃口很差，精神也很差，没法为自己做饭。我经常过来看她，给她带点食物，做点家务。

她的人缘很好，很多邻居、朋友、前同事来给她送食物。她的理发师是个黎巴嫩女孩，服务很多年了。化疗前，女孩带着工具亲自上门，流着眼泪剪去了琼安一头漂亮的银发。

我是一个糟糕的厨师，而且有一个执着的中国胃，只会做简单的中餐，所以每次带食物给她，都像一次冒险。她有时会皱眉，觉得难以下咽。为免我尴尬，她总是试着吃下几口。慢慢的，可能习惯了我的口味，她夸我厨艺有进步，有机会成为大厨。

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次我在她那打扫卫生的时候，正好是新教皇选举。吸尘器的低沉噪音填满了整个房间，我偶一抬头， 看到电视上，一缕白烟从烟囱里升起。

我不知道如何描绘那个场景和心情。在那一刻，那种跨越时空的静默穿透了所有的噪音。我看着她，像是看着一个在纷乱尘世中突然触碰到永恒的人。

大家的日子，在各自的轨道上继续。她很寂寞，给我打电话的次数明显多了。有时电话里有其他声音，我问她是不是有客人在，她说是电视，说很久没人来看她了，问我能不能来看看她。

进入夏天了，每次来看她，都会问我孩子们的情况，还关心我的工作，问收入是不是稳定。她不愿我为她多花钱，每次都叮嘱我不用给她带什么。每次做完家务，她会时不时给我一些小零食，巧克力什么的。

她很喜欢养花，阳台上种满了各种绿植，每一棵都充满生机。其中一棵，来自她妈妈的墓前。

她的状况时好时坏，像那棵悬挂在阳台上的鹰蕨，一度干枯。她很担心它会死去，因为养了很多年。我搬来椅子，拿着剪刀，把枯枝都剪了，浇透了水。神奇的是，绿植恢复了茂盛。这就像一个信号，给了她很大的信心。

7月，医生告诉她，经过十九轮化疗，她肺部的癌细胞已经清零，只需要再做几轮放疗，把转移的细胞清除掉，病情就能大为好转。她顿时有了信心，整个状态明显不同。

有一次我去她家，看到她站在厨房洗杯子。这是她生病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没有躺在沙发上对着电视发呆。

夏天的时候，后院来了一群土拨鼠。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知如何处理，打电话给市政，对方说随便它们，土拨鼠们生完孩子一般就会搬走。

我把这事告诉了她。琼安这时恢复了往日神采， 学着土拨鼠的样子，咬着嘴唇露出牙齿跟我说话。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在那个瞬间，我感觉到，那个活泼生动的她又回来了。

在夏天的尾巴，我疲于奔命找房子，因为租的房子发霉，房东拒绝修理。我搬到朋友的办公室里暂时过渡。那段时间，我去看她的时间少了很多。她的孤独与日俱增，发消息和打电话给我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我能去，有时我不能，尽管心存内疚。

有一天我去社区中心做义工，我和琼安共同的朋友告诉我，已经一周联系不上她了，问我最近一次看她是什么时候。我说大概十天前。我们就陷入了忧虑，当即决定去公寓看她。公寓管理员说我们不是第一拨联系她的人，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屋主的授权，就不能进入她的房子。

我有不好的预感，决定去医院问问。谢天谢地，傍晚，管理员打来电话，说有一个朋友联系上了她，原来她又回到了医院。我继续给她打电话发短信，但她都没回我。

一周以后，一个早上，我突然梦到她，跟我说了什么。我猛然醒来，发现有一个未接电话，是她打来的。赶紧回过去，她说想见我。安排好手头的事，我便去医院看她。

我们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大多时候都是沉默。她告诉我，她非常紧张，担心自己就快要死了。我不知道怎么用第二语言说出恰当的安慰，只能紧紧握着她握着我的手的手。

医院送来的食物，在她的床头堆了一天，原封未动。我问她，想不想吃点什么，她说想吃苹果泥。我喂了两口，她就吃不下了。

这时护士来给她打针，我站起来，把位置让给护士操作。护士问她，这是你的family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坚定地说，是的，她是我的家人。

我强忍着难过，借机告别。

临别时，我们像往常一样拥抱，互相说爱你，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了一下她的额头。我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和清醒的她在一起。

一周后，我想约上一个共同的朋友去看她，我害怕一个人面对那种沉默。结果，毫无准备，我收到了她儿子用她的手机发来的消息，告诉我，妈妈在临终关怀中心。我问，我还能去看她吗？他说，当然可以。

于是我们约好时间，第二天下午就去。

第二天一大早，朋友打来电话，哭着说她正在去的路上，因为琼安已经在最后阶段了。我立刻驱车前往。往隔壁小城去的路上，大雨滂沱。高速路上，与她相识的种种片段，开始一帧一帧回放。

后来我才知道，去医院看望的第二天，医生说没办法再治好她了。她可以选择回家，但她需要24小时的照护，于是她选择去临终关怀中心，因为她80多岁的姐姐玛吉，长期在那做志愿者。她想生命的最后时刻，跟姐姐在一起。

玛吉告诉我，她搬进这里两天后，就不再进食。又过了两天，她不再和外界交流，进入了自己的时间。

过了五天，在家人的陪伴下，她安静地离开了，就是那个滂沱大雨的晚上。

她的生命，最终定格在76岁。

葬礼在十天后举行，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参加出席这样的场合。我不懂礼数，怅然若失。

追思会在一个陵园举行。

瞻容环节，我紧张到了极点。彷佛是琼安为了安慰我，排队时，窗外的阴霾突然一扫而光，阳光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洒下来，像从天国泼泄下来，穿透了窗户，洒在大厅里。

我和她的家人没有见过面，但她 无数次 跟我说起他们。和他们一一握手，我试图把他们的名字和样子对上，最后我和她的姐姐紧紧拥抱。她告诉我，琼安非常爱我，把我当成家人，她也很希望我们能够保持联系，她想看着我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

我看着琼安小小的身体安静躺在那里，心里默默念着，再见了，朋友，我们将来还会再见。

我没有留下来参加追思会和午餐，因为那些回忆对她来说，已经没有意义。我想着她孤独的最后时光，泪流满面。

这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普通加拿大老人的日常，一辈子辛勤工作，养育家庭，退休后回馈社区，独立生活，困难的时候政府托底，但这个系统也不是完全那么可靠。

她叫Joanne Hepditch，她的密码是farm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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