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在王玉哲先生追思会上的致辞

王先生常说：“我比老魏大一轮。”现在先生驾鹤西去，再也听不到这一亲切的声音了。

先生走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这种遗产，看得见的是他的文章和著述，看不见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

王先生是1948年来到南开任教，我是同年来南开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我留校工作，几十年来一直和先生在一起。当时，学习前苏联，系里成立两个教研组，即中国史和世界史教研组，我们同属中国史，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研讨教学问题。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一块走出学校，劳动生产相结合。60年代到盐山参加“四清”,王先生、杨志玖、杨翼骧两位先生、一位同学王成彬和我睡在一个炕上，吃着山芋干，过着艰苦的生活。从50年代后期，王先生和我都住在东村，是邻居。80年代开始，同住在北村一栋楼的同一个门洞，王先生是二楼，我是四楼。天长日久，我们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无话不谈，谈思想，谈学问。谈治学之道，也谈生活琐事，说些知心话。“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处于逆境，被打成“牛鬼蛇神”,“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历史系执政者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和魏宏运接触、谈话”,我已失去生存的空间。在这样严密封锁下，正直善良的王先生，通过他家的保姆向我传话：“窗外有人持枪，彻夜监视你们，少说话。”这件事，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王先生在学界享有崇高的荣誉，他治史的执着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他是1936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第二年全面抗战爆发，他和杨志玖、孙思白、杨翼骧等，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昆明的联合大学。王先生多次讲到，他从长沙到昆明，是参加黄子坚领导的“湘、黔、滇步行团”到达的。西南联大时的学习奠定了他成为著名学者的基础。他选了冯友兰、刘文典、闻一多、罗常培、汤用彤、魏建功诸名师的讲授课程，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时，又直接受业于唐兰、陈梦家两位名师，还就教于罗常培、汤用彤、姚从吾、郑天挺诸师。他的努力成功了，有了广博的知识，其学位论文《猃狁考》,一举成名。他和杨志玖、孙思白两先生特别友好。80年代孙思白先生任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多次来南开，他们三人总是聚集在一起叙旧。我称他们为“北大三杰”。他们在史学领域中的建树，是源于他们坚强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苦读。历史留下了他们的业绩，留下了他们走过的足迹。

作为教师，责任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王先生做出了榜样，他讲授秦汉史、《史记》选读等课程，颇受同学欢迎。课堂讲课，深入浅出，常以比喻说明问题。布置作业，要求非常严格。他让同学写读书笔记，谈自己的认识。50年代有教学实习，系里组织同学参观故宫、博物馆、房山古猿人遗址，王先生多次领队指导，我也参加。王先生请贾兰坡讲解，请唐兰作学术报告，同学们受益匪浅。改革开放时，历史系建立博物馆专业，我和副校长郑天挺先生商量，请王玉哲先生担任这一专业领导，他欣然应允。创业一般来说是艰难的，王先生竭尽全力，付出巨大心血，筹划博物馆专业必备的一切条件。就这样，这个全国第一个博物馆专业，从无到有，蒸蒸日上。

王先生有一美德，就是在学术上坚持自己的观点，如他始终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他不从众。

王先生是位达观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走进他的生活圈子，你就可以感到他的自信和豁达。50年代，他染有肺病，那时这种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王先生对此泰然处之，自己练了一套气功法，从此一直没有间断，身体越来越健康。他的家务活做得很地道，很细心、很内行，我常去他家，看到他总是乐观和从容地对待一切。快乐是生命的支点。即使他九十余高龄，不幸绊倒，股骨头断裂，仍然坚强地从床上坐起来，撰写《中华远古史》。这种精神真是感人之至。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之情，思念逝者，其人其事都涌上心头。纵观王先生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非物质资源。我们应继承王先生优良的学术传统，在历史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深入探索，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有所创新。以弘扬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今天，我们心情都很悲痛，难以用言语表达对恩师之情。先生的风范长存，必将永远在我们记忆之中。

原载魏宏运：《南开往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