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常说:“我比老魏大一轮。”现在先生驾鹤西去,再也听不到这一亲切的声音了。
先生走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这种遗产,看得见的是他的文章和著述,看不见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
王先生是1948年来到南开任教,我是同年来南开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我留校工作,几十年来一直和先生在一起。当时,学习前苏联,系里成立两个教研组,即中国史和世界史教研组,我们同属中国史,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研讨教学问题。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一块走出学校,劳动生产相结合。60年代到盐山参加“四清”,王先生、杨志玖、杨翼骧两位先生、一位同学王成彬和我睡在一个炕上,吃着山芋干,过着艰苦的生活。从50年代后期,王先生和我都住在东村,是邻居。80年代开始,同住在北村一栋楼的同一个门洞,王先生是二楼,我是四楼。天长日久,我们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无话不谈,谈思想,谈学问。谈治学之道,也谈生活琐事,说些知心话。“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处于逆境,被打成“牛鬼蛇神”,“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历史系执政者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和魏宏运接触、谈话”,我已失去生存的空间。在这样严密封锁下,正直善良的王先生,通过他家的保姆向我传话:“窗外有人持枪,彻夜监视你们,少说话。”这件事,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王先生在学界享有崇高的荣誉,他治史的执着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他是1936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第二年全面抗战爆发,他和杨志玖、孙思白、杨翼骧等,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昆明的联合大学。王先生多次讲到,他从长沙到昆明,是参加黄子坚领导的“湘、黔、滇步行团”到达的。西南联大时的学习奠定了他成为著名学者的基础。他选了冯友兰、刘文典、闻一多、罗常培、汤用彤、魏建功诸名师的讲授课程,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时,又直接受业于唐兰、陈梦家两位名师,还就教于罗常培、汤用彤、姚从吾、郑天挺诸师。他的努力成功了,有了广博的知识,其学位论文《猃狁考》,一举成名。他和杨志玖、孙思白两先生特别友好。80年代孙思白先生任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多次来南开,他们三人总是聚集在一起叙旧。我称他们为“北大三杰”。他们在史学领域中的建树,是源于他们坚强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苦读。历史留下了他们的业绩,留下了他们走过的足迹。
作为教师,责任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王先生做出了榜样,他讲授秦汉史、《史记》选读等课程,颇受同学欢迎。课堂讲课,深入浅出,常以比喻说明问题。布置作业,要求非常严格。他让同学写读书笔记,谈自己的认识。50年代有教学实习,系里组织同学参观故宫、博物馆、房山古猿人遗址,王先生多次领队指导,我也参加。王先生请贾兰坡讲解,请唐兰作学术报告,同学们受益匪浅。改革开放时,历史系建立博物馆专业,我和副校长郑天挺先生商量,请王玉哲先生担任这一专业领导,他欣然应允。创业一般来说是艰难的,王先生竭尽全力,付出巨大心血,筹划博物馆专业必备的一切条件。就这样,这个全国第一个博物馆专业,从无到有,蒸蒸日上。
王先生有一美德,就是在学术上坚持自己的观点,如他始终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他不从众。
王先生是位达观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走进他的生活圈子,你就可以感到他的自信和豁达。50年代,他染有肺病,那时这种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王先生对此泰然处之,自己练了一套气功法,从此一直没有间断,身体越来越健康。他的家务活做得很地道,很细心、很内行,我常去他家,看到他总是乐观和从容地对待一切。快乐是生命的支点。即使他九十余高龄,不幸绊倒,股骨头断裂,仍然坚强地从床上坐起来,撰写《中华远古史》。这种精神真是感人之至。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之情,思念逝者,其人其事都涌上心头。纵观王先生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非物质资源。我们应继承王先生优良的学术传统,在历史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深入探索,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有所创新。以弘扬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今天,我们心情都很悲痛,难以用言语表达对恩师之情。先生的风范长存,必将永远在我们记忆之中。
原载魏宏运:《南开往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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