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一架德国飞机掠过宁夏贺兰山东麓。飞行员沃尔夫·卡斯特从舷窗向下望去,被眼前景象惊呆了:广袤的戈壁滩上,数十座巨大的黄土冢星罗棋布,犹如金字塔群,在阳光下泛着金色光泽,沉默而壮观。他本能地按下快门,将这些未知的巨冢收入相机。这些照片被他收录进《中国飞行》一书,成为西方世界最早关于西夏陵的影像记录。那时没人知道,这片被当地人称为“昊王坟”的荒凉土冢,封存着一个消失王朝的全部密码。近一个世纪后的2025年7月11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槌声落下,“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这个被遗忘了七百多年的神秘王朝,以其最恢弘的陵墓群,重新震撼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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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这个王朝鼎盛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与宋、辽、金并立近两百年。然而,1227年,在成吉思汗蒙古铁骑的第六次征伐中,西夏都城兴庆府陷落,王朝顷刻覆灭,史料尽毁,文明仿佛被从历史上抹去。唯有贺兰山下这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和庞大的防洪工程遗址,在风沙中倔强地证明着它曾经的存在。

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的铁铲第一次叩开了这片土地的秘密。随着7100多件文物重见天日,一个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基因的独特文明画卷徐徐展开。看那红砂岩的“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它既有突厥石人的粗犷轮廓,又带着佛教护法神的威严,底下却是汉族碑座的造型,堪称文化交融的“混血儿”。出土的大量碑刻残片,西夏文与汉文并列,笔画繁复如天书的西夏文旁,是工整的汉字楷书,无声诉说着这个王朝“蕃汉并用”的治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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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建筑构件。琉璃鸱吻闪耀着中原皇室建筑的华彩;“迦陵频伽”人首鸟身的形象,源自佛教神话,却用西夏的陶土烧制而成;兽面纹瓦当和雕龙栏柱,其纹样既有唐宋风韵,又透出一股草原民族的雄健力道。至于那尊被誉为国宝的“鎏金铜牛”,其铸造工艺之精良,体型之硕大,反映出西夏吸纳中原技术后达到的高超手工业水平。每一件文物,都不是单一文化的复制品,而是经过西夏人消化、改造后的全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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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搭”与创新,在陵墓形制上达到了顶峰。它整体遵循了中原帝陵“背山面水”、轴线对称、拥有陵门、神道、碑亭的宏大格局,乍一看很像唐宋皇陵。但走近细看,核心的“陵台”却截然不同——它不是常见的覆斗形土冢,而是一座高达二十余米、形似佛塔的密檐式夯土实心巨塔。这在中国帝陵中是独一无二的设计,学界认为它融合了佛教信仰与党项族的原始崇拜。更神秘的是,在主要中轴线旁,献殿、墓道、地宫和这座陵塔,竟形成了另一条略微偏西的次轴线。专家推测,这可能与党项人崇尚的太阳方位或某种原始祭祀习俗有关。

正是这种“似汉非汉,似蕃非蕃”的独特面貌,让西夏陵具备了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是一个文明的简单模仿者,而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文明整合与再创造者。它用最直观、最壮阔的建筑语言宣告:西夏,这个由党项人建立、以兴庆府(今银川)为都的王朝,成功地将来自中原的农耕文明、来自藏地的佛教文化、来自草原的游牧传统,以及自身的民族特性,熔铸成了一个独具魅力的文明实体。它完美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那充满活力的“多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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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2年首次科学发掘,到1988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到2012年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直至2025年申遗成功,西夏陵走过的这条路,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断成熟、自信的缩影。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精准地点出了它的普世价值:见证了十一至十三世纪东亚地区跨文化交融的非凡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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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游客漫步在3号陵巨大的夯土陵塔下,触摸着那些斑驳却依然坚硬的土层时,感受的不仅是历史的苍凉。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王朝试图在夹缝中建立起不朽秩序的雄心,是文明在碰撞中绽放的奇异火花。贺兰山依旧沉默,但山下的土冢已不再寂静。它们用世界遗产的身份向世人诉说:真正的文明,或许会被战火暂时掩埋,但绝不会被时间彻底遗忘。每一次重见天日,都是对人类创造力与韧性的再一次礼赞。西夏陵,这部用黄土写就的“立体史书”,终于等来了全世界最认真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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