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平委员会”：权力设想与国际合作的边界

文︱陆弃

特朗普倡议成立的“和平委员会”，计划于2月19日举行首次会议，意图结束加沙战争，并进一步将目标扩展至全球武装冲突。这一动机看似宏大，但在国际社会的回应中，浮现出深刻的现实困境。多国领导人受邀参会，阿根廷和匈牙利表示愿意，但法国、意大利、挪威、捷克和克罗地亚等国家明确拒绝。罗马尼亚虽收到邀请，但是否参会尚未决定。这种分化，反映的不仅是对特朗普个人政治风格的疑虑，更是国家制度与国际秩序间张力的显性体现。

“和平委员会”的章程暗示了对联合国的不满，声称该机构应“摆脱有太多失败观点和机构”的束缚。这种措辞在外交场合中带有挑战性，它不仅质疑联合国的合法性，更隐含了对传统多边机制的替代设想。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巴西总统卢拉的回应便是直接而谨慎的表态：巩固联合国，回应美国邀请。这种回应体现出国际社会对单一领导主导全球事务的防备，尤其是当该领导者仍在活跃政治舞台并寻求超国家影响力时。

意大利的态度尤为明确。外长安东尼奥·塔亚尼指出机制性问题“无法克服”，并强调宪法不允许加入一个由单一领导人主导的机构。巴西总统卢拉更尖锐地表述，美国总统似乎想成为“新联合国的主宰”。这种制度性和政治性的抵触，折射出多边秩序中法理与实践的张力：任何试图绕开现有国际组织、由单一国家或个人主导的全球协调计划，都必须面对成员国制度约束和主权警惕。

从现实逻辑来看，“和平委员会”试图实现的是外交的高概念目标，但缺乏结构性保障。联合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核心机构，提供了多边参与、合法性审查以及责任分摊机制，而特朗普设想的机构则试图跳过这一框架，将决策集中于少数国家和领导人手中。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在国际政治中自然受到质疑：任何忽视制度约束的权力设计，都难以获得广泛信任。

美国在全球事务中一向寻求领导地位，但“和平委员会”暴露出对国际规则和合作习惯的摩擦。会议目标虽然宽泛，包括结束全球冲突，但缺乏具体操作机制、监督体系和利益平衡框架。这使得即便个别国家愿意参与，也面临法律、宪法及政策上的限制。特朗普通过设想个人主导的机制，既试图塑造外交主动权，也暴露出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态度。

从战略角度分析，特朗普倡议这种超国家机构，具有国内政治和国际影响双重考量。一方面，塑造“和平推动者”的形象，有助于巩固国内选民基础和政治品牌；另一方面，它也是对现有多边体系影响力的尝试性渗透。拒绝参会的欧洲国家则显示出，他们在维护多边规则和国家制度独立性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任何试图绕过联合国或削弱制度制衡的尝试，都难以获得正式认可。

这种局面也揭示出国际合作的边界问题。在全球性冲突议题上，单凭个人号召或少数国家参与，难以形成有效行动。加沙战争乃至全球冲突的解决，需要跨国协调、利益折衷和长期承诺，而这些正是由多边机构和制度安排提供的保障。特朗普设想的委员会缺乏制度化约束，依靠个人意志主导决策，易陷入权力集中、责任模糊的困境。

国际社会的分化反应，体现了全球秩序中的现实主义逻辑：国家优先考虑自身利益与制度安全，而非仅依赖外部倡议的道义号召。法国、意大利、挪威等国家的拒绝不仅是对特朗普个人政治风格的警惕，也是对制度合法性和多边合作规范的维护。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制度与规则往往比个体意愿更为稳定与可靠。

从外交哲学层面看，“和平委员会”的设想折射出单一领导人主导的全球治理梦想与现实国际体系之间的张力。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的存在，既是制度妥协的结果，也是对主权国家间复杂利益平衡的承认。绕过这些机制而建立个人主导的机构，必然面临合法性和效力上的质疑。特朗普倡议的光鲜标题之下，隐藏的是对制度边界理解的挑战，以及国际合作中权力、合法性与制度的长期博弈。

可以预见，2月19日的会议，将成为检验这一设想能否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的风向标。阿根廷和匈牙利的参与意味着部分国家愿意探索替代机制，但欧洲主要大国和南美部分国家的拒绝，显示出单一领导主导型机制在现行国际秩序中仍然受到严重限制。会议的结果，将进一步揭示全球政治中，制度合法性与个人倡议之间的不可调和张力。

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是现代国际关系中一场实验：它试图以个人意志影响全球冲突议题，却必须面对制度、主权和多边规则的现实约束。各国领导人的谨慎或拒绝参会，不仅是对美国意图的回应，也是对国际秩序稳定性的一种维护。和平目标的宏大愿景与现实制度限制之间的矛盾，将决定这一委员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能走多远。

在全球政治博弈中，单一领导的外交实验可以引发关注和议论，但真正能够落地、可持续的和平实践，仍依赖于制度化、规则化的国际合作网络。特朗普设想的委员会提醒世界，权力的个人化愿景与制度化规则之间的张力，始终是国际关系的核心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