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光评《唐代官制》｜稳定的官僚体制何以灵活地运行

《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张国刚著，中华书局，2026年1月出版，710页，108.00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掌握唐代官制知识是导师要求的基本内容，于是自己啃《唐六典》和两《唐书》的职官部分。一边读文献，一边心想如果有专门的唐代官制著作可以参考，对职官制度的掌握肯定是既方便又会很牢固。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张国刚先生的《唐代官制》，在研究所资料室借了一本就认真学习，一年后毕业的时候才将书还回去。那时候我对张国刚先生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发表的几篇关于藩镇的文章，已经钦佩不已，没想到他对唐代的官制也有全面的研究。这本书初看，薄薄的一本，主要是知识性的介绍，但随着读下去，对张先生各章各节的安排和论述十分叹服。书中将中书门下两省称为中枢机关，将尚书省称为政务机关，将九寺五监和十六卫称为事务机关，涉及官职的设置、职能、选拔、管理、考核、致仕等各个方面，结构十分清晰。此后我在课堂里讲到唐代的职官制度，常会按着书中的内容传授给学生。散官、差遣、检校官、试官等概念，也是以这本书中的解释为准。

简明、扼要、准确，是我读这本书最深的感觉，不过书只有十五万字，又深深地觉得对唐代复杂而多变官制的介绍还很不够。唐代前后近三百年，社会、政治发生着很大变化，职官制度的变动较大，这是治唐代历史的学者都可以感觉到的，如果能对变化多端的唐代官制总结出更多的规律性轨迹，这对唐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我和很多人一样，非常迫切地想看到能有一本更丰满、更全面的唐代职官制度的论著。

《唐代官制》1987年初版本

令人喜出望外的是，不久前，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国刚先生的《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使学术界有了一本重要的参考书。拿起这本装帧精美的五十万字厚厚的书，迅即产生了阅读的兴趣。我一般不太喜欢读厚书，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读一本书总觉得有点单调乏味，但这本书却在不知不觉中阅读完成了一个例外，我饶有兴趣地读了一个星期。

实话实说，拿到这本新书，我首先是和老版的《唐代官制》对比，我想知道的是两本书有什么不同，新版书比老版书增加了些什么内容，新版书超过老版书的地方究竟在哪里。通过这种阅读方法，无论是从目录还是到具体章节，新书超过旧书价值的地方很快就能发现。大体上说，新书保持了旧书描写唐代职官制度的基本逻辑框架，在结构上用了更多的笔墨将一个貌似平稳的制度置于鲜活多变的运行构架中，呈现出鲜活的状态。新书在文字数量上和内容上远超过旧书，大量引用新材料和新成果是一个重要特色。

认真阅读，这本新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让人感触深刻。

第一，继续原版《唐代官制》的特点，重视唐代职官制度的体系化设计。就唐代而言，皇帝以下，领导的核心是宰相、中央政府机构，再到地方州政府机构，从京师的中央各部门至地方的道、州、县各级机构，这种职官结构在制度设计上似乎是很完美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皇帝的指令可以下达至每个县级机关。因而谈官制，首先是要看清这种复杂的制度呈现出的庞大体系。在这本书里，从皇帝与宰相制度、中书和门下两省中枢机关、尚书省政务机关、御史台监察机关、卿监百司与诸卫诸军事务机关、地方及周边各政权官制，到运行职官制度的入仕、铨选、考课，以及官员的品阶、俸禄、致仕、休假、追赠与赐谥等具体管理制度，各个方面都有详细而系统的介绍。

唐朝前期的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派生万物生成

官制的全面系统，往往在一些点上会呈现出复杂性和一定的交叉关系。当时人理解起来很明白的官署部门的职能分工，到了后代往往很难明白其中的边界和区别，因为后代的官司分合与唐代不一样。这种时候，新版书中常会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将官制的关节点说清楚说透彻。比如唐朝职官制度中处于顶端的是三省，中书、门下是制令决策的机关，尚书六部是推行政令的，吏、户、礼、兵、刑、工向下对接的是州县，然官制体系中又有九寺五监，两者似乎在一些方面的职能有重复之嫌。对于两者的关系，初学唐史者往往难以搞清，而张国刚在书中谈到两者的区别，认为尚书六部掌施行政令，具体事务在中央者由卿监百司负责，在地方者则由州县负责。政务机关和事务机关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尚书六部掌发施号令，节制督责，而九寺五监分工负责某项具体事务，所谓“百司各奉其职”。中唐以后，各官署的职司受到冲击，使职差遣不断扩大权力，尚书六部不能对其实行节制指导，造成卿监百司几成闲曹，六部诸司被架空，诸使由中书门下直接统领。这样条分缕析，把唐代主要行政制度叙述得十分清晰明了。

第二，瞻前顾后，关注唐代职官制度的变化。《唐六典》和两《唐书》描述的主要是唐代前期的职官制度，但这并不是整个唐代制度的全部。早在唐代鼎盛时期，官制看似稳定却在不断变化。中唐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反映到职官管理制度上，发生的变化巨大，有些是根本性的，因为中唐以后出现了职官机构的分合，出现了新的官职替代旧官职，有些职官权力不断加强，有些职官权力则被分割，渐渐缩小职权范围，有些成了闲职。介绍唐代官制的书，如果只根据《唐六典》来撰写，那只是描绘出唐代前期的制度，而关于中唐以后的制度就会缺失。旧版的《唐代官制》因为字数的限制，以介绍唐代最盛时期的官制为主。而在这本新书里，张国刚先生不再袖手旁观，他直面这些问题，即既介绍唐代前期的官制，又介绍这些官职的演进和变化，瞻前顾后，呈现给读者的是唐代近三百年完整的职官制度。

关注职官制度变化的重要表现是书中新增了二万多字的绪论“汉唐间中枢体制的演变与三省制的形成”，对皇帝和辅政大臣构成的行政权力的中枢及其体制的演变作了勾勒，认为这一中枢体制的演变，是“一个政治机体本身的自我完善”。书中梳理了唐代中枢机构三省制的形成轨迹，认为三省六部制是隋朝的综合与创新，是隋朝将三省组织在一个相关联的中枢体系中。而到了唐代，三省制的运行只有大约一百年的历史，因为开元时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直接对接尚书行政，中书、门下互相制约的功能实际上停摆。

中唐以后，官员制度的变化将唐前期稳定的职官体系打破了，比如财政方面，原有的尚书户部四司体系在新形势下已不适应当时的经济发展的要求，财政使职出现，中央所把持的重要使职户部盐铁转运财政三司使形成。书中对财政三司使的演变以及三司使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和职责所在上，作了细致的分析。再如地方行政，唐前期是州县两级制，但中唐以后渐渐成了三级制，老版的《唐代官制》用了五页的篇幅谈“道”，而到了新版，作者用了一节共二十页的篇幅加强了论述。新版的论述，重在“道”的官员制度体系及其变化，分为节度使府职员、使府幕职员额的限定、朝廷对藩镇的限制和倚重、节度使交接的规范等几个方面。唐代中期以后的道，前后约有五十二个直属朝廷管辖的藩镇，行政和军事合为一体，幕职人员多少不同，将这种职官制度的变化一五一十叙述清晰，显然是本书重要的一个特点。

唐壁画所见唐代官员

第三，注重职官体系的灵活运行。唐代职官制度的各类条文是静态的，由于设计上讲求体系化，纷繁的制度似乎是一个稳定的系统，但一个庞大的制度在实施之后必然需要靠一些具体的规定来维系。揭示这些具体的规定，来观察职官制度是如何灵活地运行，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

比如第九章《文书行政》是新版书特意增加的。起初我以为作者自己对这个问题有研究，所以为了使新版书更厚实一点才增加上去。随着阅读本书，发现事实好像并不是如此。在书的第二章谈了中书门下制定军国政令后是交尚书省颁下执行的，而问题是尚书省是如何颁下这些政令的呢？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政令如何来上传下达。在一个系统完整的官僚政治体制之下，治理层面说到底就是文书行政，皇帝的各类制、敕、册，以及中央各部门文书，是通过尚书省“施行制敕”下达到各个部门。各种公文分成符、移、关、牒，通过尚书省对接到地方州县政府，因此，唐朝职官制度如何能起重大作用，关键是看尚书省的文书运行是否畅通有效，这是唐代政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而就如书中所说：“抓住了尚书省，就抓住了文书行政的核心。”如此，书中以一章五十多页的篇幅专门详述了以尚书省为中心的文书上下、“王言”形态与运转、“王言”的决策与施行、台符和敕牒等问题，使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尚书省是如何用朱笔画勾进行审核，是怎样用印，怎样制成卷宗（甲历）收进档案室。

史书里的制度是静止的，具体怎样运行还是要从史书里的具体资料中找到答案。比如中书门下章中于第四节增加了“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两省”一节，主要解释三省最初是相互制约，后中书门下取代政事堂，这种情况下中书门下与中书省究竟如何运作。制度在变化，变化后的制度是怎样灵活运转的。再如在第七章第三节谈到“使职差遣与幕府”，增加了一段“使职幕府的迁转”。诸道使府的官员以往是研究比较薄弱的部分，因为唐代有关职官的史书大多只讲唐前期，忽略唐后期。幕职也是官员，但不是正员官，不经过朝廷的铨选。幕府的运作中，这些官员当然也存在迁转和出路的问题，而且这种迁转机制在唐代后期逐渐复杂、琐碎，因此，诸道诸使幕府官员的迁转问题在新书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增补了进来，作为鲜活制度的一部分，作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第四，关注职官制度中不为人们注意的一些内容和现象。职官制度的运行过程中，由于牵涉的面很广，一些看似不太重要的问题往往会被忽略，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没有行家里手提出来并详细介绍，会造成对唐代职官制度认识上的不足。如第一章第三节“堂帖与堂案”，讨论制度的古代史书和今天的论著都不会作为一个专题进行讲解。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这一中书省处理地方和中央各部门事务的公文问题渐渐清晰，因而作者认为这部分的内容十分重要，把相关内容引进书中专节讨论。再如作为唐代决策制度一部分的待制官，由于不是常设的一种官职，以往大家都不是太重视。事实上，唐代前期在常参官中选任待制官就朝政提出意见、谏诤得失，是一种制度性的设置，唐代中期后又设次对官，这是一种广泛吸收官员政务意见的法定做法，作者认为这种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在新版书里专门提了出来。再如东宫和王府及公主邑司，旧版书中没有提及，而随着墓志的大量出现，关于王府官和公主邑司官有了不少资料，新版书中就详细加以讨论。官员的管理制度中，直官、官阙与假摄等问题深入地展开探讨，勒留官、假摄官、驱使官也全面地展现出真实情境，官员的舆服制度作为职官等级制度的一部分，也被重点关注。这种对唐代职官制度各个方面的全面深入探究，是作者近些年来的学术新积累和新思考，是取得的新成就。

第五，大量引用新资料、新成果和新观点。讨论一个朝代的基本制度，由于涉及面较广，需要作者以深入浅出的语言予以全面介绍，既要考虑各部分的平衡，又要关注方方面面，对学术观点的引用难免会不够。最初我刚读这本著作时，也特别担心这一点。当1987年《唐代官制》出版时，学术界没有专门的唐代官制著作，因而这本小书可以说是拓荒性的。不过三十多年后，唐史学者中有很大一批人注重对唐代官制的研究，从一些宏大的基本问题至一些细小的官职具体考证，大量成果的出现是不争的事实。当修订《唐代官制》时，这些成果自然不能视而不见，但又不能全面不加分析地全部引入，特别是当有些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时该取哪一种说法，这些都是衡量这部新版书品质高低的标准。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在这个方面做得相当漂亮。

比如最近二三十年来大量石刻资料的出现，特别是墓志铭的史料价值渐渐被人们认识，为唐代职官制度的研究带来了重要的推进。作者在集贤院、尚书都省、兵部司、库部司、虞部司、水部司、鸿胪寺、国子监、军器监、内侍省、王府与公主邑司、十六卫与十率府、州、科举入仕、门荫出身、流外出身等部分大量引用墓志，在尚书省和地方县州府章中大量引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对具体制度的探讨就更加深入细致。作者引用的新出土文献中，三种是1987年以前的，而1987年后的就有十种。引用的今人著作中，1987年及以前的著作只有七种，1987年后的著作为八十九种，其中近十年来的著作为三十五种。引用的期刊论文中，1987年及以前的共十五篇，1987年之后的有七十七篇，其中近十年的有四十六篇。这些都足以说明新版书对1987年后的新资料和新成果的重视，特别是对近十年左右学术界新成果和新观点的关注，更是用敏感的学术眼光引介进书中，使读者能看到最新、最前沿的学术成果，是作者新思想、新思路的真实反映。

新版的《唐代官制》，不只是旧版《唐代官制》的重复，而是在继承旧版著作清晰的逻辑框架，而重新加工、重新书写、重新立论的一部巨著，是一本唐代官制研究的专业学术著作，同时也是值得唐史研究者和爱好者进入唐代官制研究的入门著作。

当然，任何一本著作都难免会有些疏忽，出现一些问题。在充分肯定这本巨著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书中个别地方的观点是值得继续讨论的。如书599页谈到：“官员致仕之后再度任职，叫作‘起复’。起复的原因有二：一是君王眷顾未衰而起复；二是该官员因为权臣的迫害而致仕，权臣下台后再度重新获得任用。”其实起复一般是用在官员丁忧期满后的复职，如《旧唐书》说房玄龄“丁继母忧去职，特敕赐以昭陵葬地。未几，起复本官”。当然“起复”后来渐渐用于官员一般性的复职，但相对而言较少见到。书中在对起复解释时引用《旧唐书·唐休璟传》的资料，内中并无“起复”一词。

柳公权像

再如第600页，作者说：“唐代官员只有很少人七十岁退休，高级官员形成了某种终身任职的倾向。”而事实上，唐代大部分官员是到了七十就上表退休，不少人因为身体等一些原因会提前退休。少量的高级官员出于国家需要的确是会过了七十仍在岗位上，或退休了又再出仕，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不愿退休往往会受到舆论的嘲讽，如武则天时期兵部侍郎侯知一到了七十不愿退休，被人说成是“兽心人面”， “非名教中人”，“是王化外物”。柳公权七十不退休，被人评论为“不能克遵典礼，老而受辱”。

当然，上面说的这些，只是在具体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并不影响这本巨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