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捐家产让儿子干革命，全家惨遭杀害，27年后儿子成为开国上将

1910年，江西赣县的一个村子里，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这个小生命是个男娃，爹娘给他取名叫“赖传珠”。

赖传珠家里有好几亩地，父亲还做些小买卖，在村里算是殷实人家了。那会儿，村里的佃户路过赖家门口，总愿意多站一会儿，别家地主催租的时候嗓门都恨不得“掀”了屋顶，赖传珠的父亲却常常拉着点虎门坐下聊聊家常，谁家收成不好了，还会主动把租子缓一缓。

村里人都知道赖传珠家里人心地好，总乐呵呵地叫赖传珠“小少爷”。谁都没料到，就是他们口中的“小少爷”，竟然会把家业全都搭进革命事业里，就为了让他们这些贫苦农民也过上好日子。

14岁那年，赖传珠背着母亲亲手缝的书包踏上了前往赣州城的路，他考上了赣南中学。这所学校和村里的私塾可不一样，桌子上不仅有那些“四书五经”，还有不少印着“共产主义”“工农解放”的进步书籍。

赖传珠喜欢看那些书，夜晚熄了灯，他就躺在床上想，想村里受苦受难的村民们，想书上写的那些字。慢慢地，他就明白，这不是人坏，是这个世道烂透了，要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就得改改这个世道。

1925年，五卅运动的消息一下传进了赣州城。学生们成立了“沪案后援会”，赖传珠就是当时的宣传组组长，他们手里攥着传单就往街上冲，赖传珠自己也忙前忙后，从城东的纺织厂跑到城西的菜市场，嗓子都喊哑了也不愿休息片刻。

1926年冬天，团组织的同志找到赖传珠谈话，问他愿不愿意跟着党干革命，他想都没想就点了头，说：“我想让大家都能吃上饱饭，让这世道好起来，党组织说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第2年春天，白色恐怖笼罩赣州，总工会的陈赞贤委员长被国民党杀害，街上到处是军警，连学生们凑在一起说话都要防着有人偷听。

有人劝他“先躲回老家避避风头”，他却揣着一颗滚烫的心找到党组织，坚定地说：“越是危险，我越要加入共产党。要是连党员都怕了，老百姓还能指望谁？”

1927年，党组织派赖传珠回家乡搞武装暴动。他趁着夜色悄悄回了家，先跟父亲说了自己要组织农民赤卫队的事，还说需要买枪。

父亲看着他眼中的光，丝毫没有犹豫，说：“你想做的是正事，爹支持你。”转天就把家里的粮仓卖了，又典当抗了几亩好地，凑了些钱，都给儿子买了武器。

村里人看着地主家的少爷带头闹革命，也都纷纷前来报名，没多久，这支队伍就凑了好几百号人。

1928年2月18日清晨，赖传珠举着一把旧步枪，喊了声“冲啊”，农民赤卫队就跟潮水似的冲向地主的堡垒。砸开粮仓的时候，老百姓们捧着粮食，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分到属于自己的粮食。

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国民党的军队就反扑过来了。他们烧了赖家的瓦房，还抓了赖传珠的父亲和几个亲属。敌人把刀架在赖传珠父亲脖子上，问“赖传珠在哪”，老人梗着脖子说“不知道”，最后跟其他亲属一起倒在了血泊里。

那时候赖传珠正在外面打游击，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攥着枪的手都在抖。战友们怕他一时想不开，都想劝他歇歇，没想到他却抹了把眼泪，说：“我爹和家里人不能白死，我得接着干，干出个名堂，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才能对得起他们。”

1928年3月，他找到了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成了特务连的党代表，负责保卫毛主席和师部。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说：“你家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他们都是英雄，革命的火种不会灭。”

这句话，赖传珠记了一辈子。

1929年底，赖传珠参加了古田会议。会上讨论怎么改造旧军队，有人说“士兵就得靠打骂才能听话”，他当场站起来反驳：

“战士们都是穷苦人，咱们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打仗是为了自己，为了老百姓，不是为了当官的。要是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谁还愿意跟着咱们拼命？”

他的话跟毛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后来部队里废除了打骂士兵的规矩，战士们的士气一下子提上来了。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了。赖传珠担任红一军第一师政委，跟着部队冲破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

湘江战役的时候，敌人的炮火把江面炸得全都是浪花，江水都被战士们的血液染成了红色。他跟师长李聚奎说：“就算咱们全拼在这，也得让中央纵队安全过江。”

战士们趴在血泥里阻击敌人，有的战士中了枪，还死死攥着步枪不肯松手；有的战士没了子弹，就抱着敌人滚进江里。赖传珠也端着枪冲在前面，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他都没顾上躲。

等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他的部队减员了一半，他蹲在江边，把牺牲战士的姓名一个个记在小本子上，泪水混着江水往下掉。

后来在贵州兴义打仗，一颗子弹直接打到了赖传珠胸口，离心脏就只有几厘米。做手术的时候，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没有麻药，他就咬着一根木棍，疼得浑身出汗也没晕过去。手术完成之后，他的第一句话还是：“部队怎么样了？敌人退了吗？”

没等伤好透，赖传珠就拄着拐杖回到了部队，战士们见了都心疼，他却笑着说：“跟牺牲的战友比，我这点伤算啥。”

1938年，赖传珠去了新四军当参谋处长，成了大家口中的“大管家”。那时候蒋介石不给新四军军费，部队连饭都快吃不上了。看着战士们饿着肚子训练，赖传珠心里急得慌，就想方设法搞生产。

他组织战士们在驻地开荒种地，还办了个小工厂，自己造武器、修枪械。跟老百姓换粮食的时候，他也总是叮嘱大家“多给人家点，不能让老百姓吃亏”。就这样，在赖传珠的努力下，队伍这才没断了粮，战士们都说：“有赖处长在，咱们心里就踏实。”

1940年3月，半塔集保卫战打响了。十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军把半塔集围得水泄不通，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阵地上。

赖传珠指挥部队守了八天八夜，战士们没饭吃就啃树皮，没水喝就喝雨水，有的战士连枪都端不稳了，还在跟敌人拼刺刀。有次敌人攻得特别猛，阵地都快丢了，赖传珠抄起一把机枪就冲上去，对着敌人扫射。

战士们见政委都上了，也跟着往上冲，硬是把敌人打退了。这一仗，歼敌一千多人，华中新四军总算站稳了脚跟。战后战友们说他“脾气大，打仗却靠谱”，他听了只笑笑：“能打胜仗，能让老百姓不受欺负，比啥都强。”

1945年大反攻的时候，赖传珠带着部队20天就消灭了2.8万多日伪军，解放了30多个县城。有人跟他说：“咱们打了这么大胜仗，该好好庆祝庆祝”，他却皱着眉说：“只要还有敌人没消灭，就不能松劲。”

那会儿赖传珠天天跟着部队跑，鞋子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脚，脸上全是灰尘，跟普通战士没啥两样。

解放战争打响后，赖传珠更忙了。

1948年辽西会战，他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为了堵住廖耀湘兵团，他带着部队一昼两夜跑了250华里，战士们的鞋都跑烂了，脚磨出血泡，有的战士实在跑不动了，就拽着马尾巴接着跑。

赖传珠也跟着跑，没落下一步，他跟战士们说：““再坚持会儿，咱们多跑一步，胜利就近一步”。

最后在厉家窝铺堵住了敌人，一场硬仗下来，歼敌2.6万多人，还抓了兵团参谋长杨焜。战后清点俘虏的时候，有个国民党军官看着赖传珠，不敢相信地说“你们怎么跑这么快”，赖传珠说：“因为我们是为老百姓打仗，比你们有劲头”。

1950年解放海南岛的时候，难题又来了：部队大多是北方人，不会游泳，手里的船还都是小木船，跟国民党的军舰比，简直是鸡蛋碰石头。

赖传珠跟司令员邓华琢磨了好几天，想出个办法：“船为课堂、海为操场”，让战士们在海上练游泳、练射击、练登陆。他还跟着战士们一起下海，有次差点被浪卷走，战士们把他拉上来，他还笑着说：“没事，多练练就不怕了”。

最后部队成功登陆，歼灭守敌3万多人，海南岛解放那天，老百姓们举着红旗围上来，把鸡蛋、红糖往战士们手里塞，赖传珠看着这场景，眼睛都红了：这么多年的仗，没白打。

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工作开始了。赖传珠是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负责制定授衔方案。他看着手里的名单，琢磨了好几天，最后写了份申请，要求把自己的上将军衔改成中将。

他跟身边的同志说：“比我功劳大的同志还有很多，我这点贡献，授中将就够了。”

毛主席知道以后，还特意找他谈话：“传珠啊，你跟着党打了这么多年仗，从长征到解放海南岛，哪次硬仗没你的身影？上将是你应得的荣誉。”

最后，中央军委还是决定给他授予上将军衔。虽然被降衔的请求没有被同意，但赖传珠还是说：“这些勋章是给牺牲的战友们的，我不能忘了他们。”

1959年，赖传珠调任沈阳军区政委。有次他去基层视察，听说了雷锋的事迹。这个年轻的战士省吃俭用，把钱捐给灾区，还帮老百姓干活。他当即决定，要在军区里宣传雷锋的事迹。

有人说“一个普通战士，没必要这么大张旗鼓”，他却严肃地说：“雷锋同志的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咱们的部队就需要这样的人”。

后来，雷锋的事迹传遍了全国，“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响遍了大江南北，这背后，离不开赖传珠的推动。

1965年12月24日，55岁的赖传珠在沈阳病逝。他的骨灰专机抵京那天，周总理和邓公亲自到机场迎接，徐向前、叶剑英两位元帅，还有三位大将、十五位上将，一起护送灵柩到八宝山。

临终前，他拉着子女的手，气息微弱却坚定地说：“要跟党走，做对人民有用的人，不能给党丢脸。”

赖村的敬老院，是用赖传珠的祖屋改的，有次村里闹旱灾，他还从部队里调了抽水机过来；三年困难时期，他又挤出粮食和物资，帮着乡亲们渡过难关。

他生在地主家，却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穷苦百姓；他成了开国上将，却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朴实。这就是赖传珠，一个从赣州泥土里走出来的将军，一个用一生诠释“初心”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