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陈锡联次子遇难，中央派人过去慰问，他的一席话令人钦佩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这话还真没错，近代就有不少大名鼎鼎的将军后代，他们也都是为了国家做贡献的战士。陈锡联就是这样的一位“虎父”。

1982年，陈锡联已经67岁了，早就已经从总参谋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正想在自家院子里种种菜，给孩子们讲讲过去的战斗故事，安享晚年了。却怎么都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次子牺牲的噩耗。

当中央派来的慰问人员有些局促地说明情况时，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将军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却只说了一句：

“空军出事在所难免，别搞特殊，就按普通战士们的规矩办吧，关键是要吸取教训。”

这话听着豁达，可他的表情怎么看都没那么“轻松”，毕竟，白发人送黑发人，任谁都会痛苦不堪。可在这位老将军心里，国家总是比自己的小家要重要许多的。

1915年的湖北红安县，还叫黄安县，是个“一脚踏三县，鸡叫听三乡”的穷地方。陈锡联就出生在这儿的一个佃农家里，爹走得早，娘靠给地主缝补、自己种半亩薄田拉扯他和弟弟。

打记事起，他就跟着娘下地，后来给地主放牛，经常饿肚子不说，还得看人家脸色。就在他14岁那年，村里来了支穿灰布军装的队伍，说是“红军”，专帮穷苦人打仗。

陈锡联听说后，揣了个红薯就往队伍驻地跑，想跟着当兵。可招兵的战士看他个子矮、年纪小，摆摆手让他回家。他不死心，队伍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白天帮着挑行李、烧开水，晚上蜷在灶台边睡觉。

就这样跟了十几天，连长被他的倔劲儿打动，破格把他收下，成了红军里的“红小鬼”。

刚参军时，陈锡联啥也不懂，就凭着一股不怕死的冲劲往前闯。第一次上战场，他跟着老兵冲山头，子弹擦着耳朵飞，他愣是没躲，还捡起敌人丢下的步枪跟着打。战友们都笑他“像门小钢炮，一拉弦就响”，这外号后来也就越传越广了。

1931年，16岁的他已经成了连指导员，带着战士们在鄂豫皖苏区打反“围剿”，好几次带着伤指挥战斗，立下不少战功。

不过，真正让陈锡联名声大震的，是1937年的夜袭阳明堡机场。那时他刚24岁，任八路军129师769团团长。忻口会战打得正紧，日军飞机天天从阳明堡机场起飞，炸得我方阵地抬不起头。

陈锡联带着侦察兵摸了好几次地形，发现机场守卫不严，飞机就停在跑道上。他琢磨着：“咱没高射炮，就用手榴弹、炸药包，跟鬼子拼了！”

10月19号夜里，他带着3营的战士摸进机场，有的往飞机肚子底下塞炸药包，有的用步枪打日军哨兵。日军被打懵了，乱作一团。不到一个小时，24架日军飞机全被炸成了废铁，还歼灭了100多个鬼子。

这一仗不仅解了忻口前线的燃眉之急，更让全国都知道了八路军的厉害。就连蒋介石都专门发了嘉奖令，给部队拨了两万块大洋。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怕不怕，他笑着说：“怕啥？鬼子的飞机再凶，也挡不住咱保家卫国的心！”

在战场上，陈锡联是雷厉风行的“小钢炮”，可回了家，他也是个普通的丈夫、父亲。他这辈子有两段婚姻，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柔情。

第一段婚姻是在1942年，当时，在延安的他认识了抗大毕业的黎芝慧。黎芝慧是个文化人，能写会算的，还会教战士们识字。

俩人是在一次文艺汇演上认识的，陈锡联被黎芝慧那股子爽朗劲儿吸引，黎芝慧也佩服他的打仗本事。没过多久，他们就在战友们的撮合下，结了婚。

婚后几年，他们有了个儿子，因为儿子皮肤黑，陈锡联就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黑娃子”。从那以后，这位铁血将军就有了牵挂，哪怕是在战场上，他也常常会在打仗间隙想着怎么让人给老婆孩子捎块糖回去。

可这样温馨的日子并没过多久。1948年的时候，黎芝慧得了重病，那时候医疗条件实在不好，最终没能救过来，只留下一个3岁的孩子和陈锡联相依为命。

那段时间，陈锡联虽然白天还是正常指挥战斗，可晚上一回家见了“黑娃子”就忍不住掉眼泪。战友们也都知道他心里难受，纷纷劝他保重身体，可这种事又怎么是说说就有用的？

一直到1949年，他跟着陈赓到上海工作，这才慢慢走出阴影。陈赓看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的，心里也十分同情这位老战友，就想着给他再介绍个对象。

他心里也有了合适的人选，这人不是什么“外人”，正是陈赓的“小姨子”王璇梅。陈赓的第一任妻子王根英在1939年的时候牺牲了，他也为此悲痛了好几年。

不过心里难受归难受，陈赓也一直都在照顾王根英的家人，后来还送王璇梅去上了学。王璇梅当时27岁，在上海做后勤工作，知书达理，还特别喜欢小孩子。

陈赓想了想，觉得俩人还挺合适的，就先跟陈锡联透了底，没想到陈锡联听了以后，红着脸说：“我带着个孩子，人家姑娘能愿意吗？”陈赓拍拍他的肩膀说：“你放心吧，璇梅不是那种计较的人。”

就这样，在陈赓的安排下，两人见了面，相处过程也还算愉快。王璇梅觉得陈锡联虽然话少，但人实在，也有担当；陈锡联也觉得王璇梅温柔体贴，是个能过日子的人。

可陈锡联脸皮薄，总是不好意思主动。看着这俩人都扭扭捏捏的，陈赓也急了，他就去拉着陈锡联说：“你一个大男人，跟人家姑娘家还害羞？你再不主动，我可就给别人介绍了！我们家璇梅可是好姑娘，不愁嫁！”

这话一下子点醒了陈锡联，他开始主动约着王璇梅去看电影、逛公园，没多久就结了婚。婚后王璇梅更是把“黑娃子”当成亲生儿子对待，每天都悉心照顾他，还耐心地教他认字。

原本这样的日子谁看了不夸一句“美满”，可就在年底，“黑娃子”不幸因为患上急病夭折了。这次丧子之痛几乎让陈锡联崩溃，好几天不吃不喝。还是王璇梅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一边掉眼泪一边劝他。

在她的安慰下，陈锡联这才慢慢好起来。后来，他们陆续有了4个孩子：大儿子陈再强、二儿子陈再文、三儿子陈再方，还有女儿陈再红。

陈锡联对孩子们要求特别严，从不因为自己是将军就搞特殊。孩子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吃饭不能剩饭，放学回家还得帮着做家务。

他常跟孩子们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你们也是。不管以后有多大本事，都不能忘了本。”

在他的影响下，3个儿子都当了兵。大儿子陈再强考进了哈军工，毕业之后从基层战士做起，一步步升到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二儿子陈再文从小就喜欢飞机，非要当飞行员，陈锡联也没拦着，只跟他说：

“当飞行员就得不怕苦，更得有责任心，不能给国家丢脸。”

陈再文记着父亲的话，在部队里刻苦训练，很快成了技术过硬的飞行员；三儿子陈再方则走了文职路线，考上北大中文系，后来从事武器装备研究，还被授予中将军衔；女儿陈再红没当兵，成了一名老师，教书育人，也挺有出息。

1980 年，陈锡联主动向中央提出辞职，从总参谋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有人问他为啥这么早退休，他说：“部队要现代化，得让年轻干部上来挑担子。我年纪大了，该回家陪陪老伴，种种菜了。”

退下来后，他搬到北京一处普通的居民楼里，每天早上起来绕着小区散步，上午整理过去的军事笔记，下午就在小院里种白菜、萝卜，有时候还跟邻居聊聊天。邻居们都知道他是老将军，却从不觉得他架子大，常有人跟他讨教种菜的窍门，他也乐呵着传授经验。

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82年4月，噩耗就来了。当时陈再文临时借调到民航，担任3303次航班的副机长，从广东飞往桂林。那天桂林上空雨雾大，能见度低，飞机在接近机场时，遇到了风切变，径直撞向了海拔1500米的山峰，机上112人全部遇难。

消息传到北京，陈锡联正在整理笔记，手里的笔一下子掉在地上。他愣了半天，才慢慢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南方的方向，眼圈一点点红了。

王璇梅在一旁哭成了泪人，他走过去拍着老伴的背，声音沙哑地说：“别哭了，再文是军人，他知道自己的责任。咱们得坚强，不能让孩子们担心。”

第2天，中央派来慰问的人到家里，看着老两口憔悴的样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陈锡联却先开了口：

“谢谢你们跑一趟。再文是为国家工作牺牲的，这是他的光荣。葬礼就按普通战士的规格办，别搞特殊，也别给组织添麻烦。关键是要查清事故原因，以后别再出这样的事了。”

在场的人都被他的豁达打动，可没人知道，夜里他常常偷偷起床，翻看陈再文小时候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夜。有次他摸着照片里陈再文穿着飞行员制服的样子，忍不住掉眼泪，嘴里念叨着：“再文啊，爹知道你是好样的，就是爹想你了……”

后来也有人问他，一生征战四方，心里有没有苦处？他说：“有啊，怎么不苦？可我是军人，经历过太多生离死别了。战争年代，多少战友牺牲了，连名字都没留下。再文能为国家牺牲，值了。”

1985年，陈锡联的母亲病重，当时他正在福建前线执行任务，没能赶回去见最后一面。等他忙完工作回家，只能对着母亲的墓碑下跪磕头，老泪纵横。

他这辈子，欠母亲太多：年轻时参军，没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后来当了将军，想接母亲到北京，母亲却习惯了农村生活，不肯来；直到母亲去世，他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晚年的陈锡联身体不太好，却一直坚持整理军事资料，想给后人留下点东西。有人劝他写自传，他说：“红军时期跟我一起打仗的有两千多人，最后活下来的没几个。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很幸运了，没必要写自己。”

可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他还是断断续续写下了《陈锡联回忆录》，里面没有夸自己的功劳，更多的是回忆战友们的牺牲和奋斗，字里行间都是对过去的怀念。

1999年6月10日，陈锡联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临终前，他拉着王璇梅的手说：“我这辈子，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战友，就是对不起你和孩子们，没好好陪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