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晚年最后悔的三件事：爱错一人！杀错一人！放错一人！

毛主席说他“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也是凶神恶煞”，周总理也说他“作为一个战略家或许会好一点”。

这个评价一直都不太好的“他”，也不是旁人，是蒋介石。不得不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眼光还是很毒辣的，哪怕到了晚年，蒋介石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开始“复盘”自己的人生。

要说他晚年最后悔的3件事是什么，那肯定是“爱错了一个人、杀错了一个人、放错了一个人”。

1906年，宁波码头的海风带着咸涩，19岁的蒋介石背着母亲王采玉亲手缝的蓝布包，手里攥着母亲和舅舅孙玉卿凑的钱。那会儿蒋家在奉化还有间小盐铺，虽不算大富，倒也不用卖田，这笔钱是家里省吃俭用挤出来的。

站在甲板上，他望着越来越远的海岸线，心里憋着股劲：这趟出去学军事，总得混出个人样，让当初欺负过他和母亲的人看看，自己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到了日本，蒋介石先在东京清华学校补了半年日语，那时候清廷对留日学生管得严，没保送资格的他，还没法直接进军事学堂。

直到1908年，他才正式考入日本振武学校，也就是在这，他认识了戴季陶。两人都是浙江老乡，又都满脑子革命想法，一见面就聊得投缘，没多久就拜了把子。

白天一起在课堂上学战术、练马术，晚上挤在出租屋里，就着煤油灯聊孙中山的主张，聊将来怎么推翻清廷，那股子热血劲，连房东都常说“这俩中国小伙子，天天聊得比打仗还热闹”。

可没过多久，一个叫津渊美智子的日本姑娘，打乱了这对兄弟的日子。津渊美智子在学堂附近的居酒屋打工，性格温柔，还会说几句中文。

蒋介石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心里发慌，后来常借着去吃饭的由头找她说话。戴季陶也喜欢她，比蒋介石更会哄人，经常送些小礼物。两个年轻人在异国他乡，都没藏着掖着，明里暗里较着劲。

最后津渊美智子选了戴季陶，那时候戴季陶家境好，说话也更成熟。蒋介石没争，只是之后好几天没跟戴季陶说话，后来也就慢慢放下了

谁也没想到，戴季陶回国前，没跟津渊美智子打招呼就走了。等到津渊美智子发现自己怀孕，再想找戴季陶时，人早就没了踪影。

1910年，她抱着刚出生的孩子，辗转找到上海，终于见到了戴季陶。可那时候戴季陶已经娶了老婆，老婆脾气爆，他根本不敢认这个孩子，只能偷偷找蒋介石帮忙。

蒋介石见到孩子时，心里挺复杂的：一边是对津渊美智子的愧疚，一边是和戴季陶的兄弟情。他没多想，就说“这孩子我养了”，还给他取名蒋纬国，对外说是自己的养子。

那时候他觉得，这是帮兄弟解围，也是对过去那段感情的交代，可他没料到，这个决定会成为后来的大麻烦。

蒋纬国长大后确实挺上进，考上了军校，后来还在台湾当上了装甲兵司令，手里握着实实在在的兵权。

可那时候，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蒋经国已经在台湾搞政工系统，两人走的路完全不一样，蒋经国靠特务机构和行政体系巩固权力，蒋纬国则在军里攒人脉，慢慢成了“军方实力派”的代表。

蒋介石看在眼里，心里清楚这不是简单的“兄弟不和”：1964年“湖口兵变”后，蒋经国借机把蒋纬国的装甲兵权力削了不少，调去做了虚职。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过“纬儿至孝知义，然行事有时欠周全”，后来又因为蒋纬国擅自在立法院提军事建议，批了句“国文太差，说话没分寸”，字里行间都是政治考量，没什么私人温情。

晚年的蒋介石，常在士林官邸的院子里看着蒋纬国送来的军校教材发呆。他从没说过“后悔收养”这种话，只是偶尔跟身边的幕僚提一句“纬儿在军里多年，可惜不懂政治里的分寸”。

他心里明白，蒋纬国和蒋经国的矛盾，不是一家人的小事，是国民党里“军方”和“政工”两派的角力；而自己当年收养蒋纬国，看似是义气，实则是把私人情谊掺进了政治里。

到最后，既没能让蒋纬国真正融入权力核心，也让蒋经国多了个派系对手，成了剪不断的疙瘩。直到蒋介石去世，蒋纬国和蒋经国也没好好坐下来聊过一次。

1936年12月，西安的冬天特别冷。蒋介石住在华清池，心里更烦，他带着部队来西安，就是要逼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可这两人偏偏跟他对着干，天天劝他“停止内战、一起抗日”。

他没听，还跟张学良发了火：“你要是不剿共，就把部队调去福建，别在这碍事！”

张学良没办法，只能找杨虎城商量。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看着日本兵一步步逼近华北，早就急得不行，他跟张学良说：“委员长要是再不回头，咱们只能兵谏了，不然国家就完了！”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士兵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吓得翻墙跑，最后在山坡上被抓了，这就是西安事变。

后来经过谈判，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联共抗日”，才被放了回去。可他心里的火气没消，尤其恨杨虎城。他觉得，张学良是被杨虎城“挑唆”的，杨虎城才是主谋。回到南京后，他先撤了杨虎城的职，说让他“去欧洲考察”，其实就是把他赶走。

杨虎城在欧洲待了一年多，天天看报纸，知道国内抗日打得惨烈，好几次发电报求蒋介石让自己回国，都被拒绝了。1937年年底，他接到宋子文的电话，说“委员长同意你回来了”，他高兴得连夜收拾行李，可他不知道，这是个陷阱。

等他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南昌，刚下飞机就被特务控制了，从此开始了长达12年的囚禁生活。从南昌到湖南，再到贵州、重庆，他被关在各种偏僻的监狱里，吃的是发霉的米饭，见不到太阳，老婆孩子也跟着遭罪。

1949年9月，国民党在大陆已经撑不住了，蒋介石准备退去台湾，临走前，他给毛人凤发了个电报：“杨虎城不用带过来了，就地处理。”

9月6日晚上，特务把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还有秘书一家，带到重庆松林坡的戴公祠，趁他们不注意，用刀把他们杀了，还把尸体埋在花坛里，想毁尸灭迹。

可没过多久，解放军解放了重庆，这事还是被捅了出来。全国人都骂蒋介石“心狠手辣”，连国民党内部都有人说“这事做得太绝了”。

蒋介石到了台湾后，很少跟人提杨虎城，可他日记里写了不少。1956年的一天，他在日记里写：

“今日见西安旧照，忽念虎城。当年若留他一条命，或许今日无人骂我寡恩。”

他后悔的不是杀了杨虎城，而是后悔没考虑后果：杀了一个爱国将军，丢了民心，还让很多国民党老兵寒了心。

蒋介石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母亲王采玉，而最让母亲受气的，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大哥蒋介卿。

蒋介卿比蒋介石大10岁，是蒋介石父亲的第一任老婆生的。他仗着自己是长子，把家里的盐铺、田产、钱庄都攥在手里，给蒋介石母子就剩了两间漏雨的老房子，连吃饭都得靠邻居接济。

有一次，蒋介石想去盐铺拿点钱给母亲抓药，蒋介卿直接把他推出来，骂道：“你妈是后娘，跟这个家没关系，少来占便宜！”

蒋介石那时候小，只能忍着，心里却记恨上了。后来他去日本留学，没钱了，厚着脸皮找蒋介卿借，蒋介卿不仅不借，还嘲讽他：“你要是能有出息，我就把名字倒过来写！”最后还是母亲卖了首饰，才凑够了学费。

可谁能想到，1924年，蒋介石成了黄埔军校校长，手里有了权，蒋介卿居然找上门来，提着一篮子家乡的橘子，一口一个“兄弟”，说自己日子过不下去，想找个官做。

蒋介石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的火气上来了，可转念一想，毕竟是一个爹的兄弟，要是不管，别人会说自己“忘本”。他咬咬牙，给了蒋介卿一个英德县知事的职位。

蒋介卿到了英德，根本没心思干活，天天跟当地的地主喝酒、赌钱，还贪老百姓的税。有年英德闹水灾，省里拨了赈灾款，他扣了一半给自己盖房子，结果老百姓没饭吃，闹到了广州。

蒋介石知道后，又气又无奈，只能自己掏腰包补上赈灾款，还把蒋介卿撤了职，让他回老家。

可蒋介卿没老实多久，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他特意从奉化赶到上海，在婚礼上嘴很甜，一口一个“弟妹”，把宋美龄哄得很高兴。宋美龄不知道他的底细，还跟蒋介石说：

“大哥看着挺实在的，不如给他找个轻松点的差事。”

蒋介石没法拒绝，就把蒋介卿安排到浙江海关当都督，这是个肥差，天天不用干活，还能拿不少钱。

蒋介卿到了海关，更是变本加厉：收商人的贿赂，把海关的仓库租出去赚钱，甚至还把国家的关税偷偷存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有人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只能一次次压下去，还得跟人道歉：“家兄不懂事，我替他赔罪。”

可他越纵容，蒋介卿越过分，后来甚至敢跟省里的官员吵架，说：“我兄弟是委员长，你算什么东西”。

1936年，蒋介卿因为贪太多，被人揭发，蒋介石实在没办法，只能把他撤职，让他回奉化养老。可这时候，国民党的官场已经被带坏了，底下的人一看，委员长的大哥都能这么贪，自己凭什么守规矩？

从那以后，贪污成了国民党的“家常便饭”，士兵吃不上饭，官员却住豪宅、娶小老婆，老百姓怨声载道。

蒋介石到台湾后，每次跟人聊起国民党的失败，都会提到蒋介卿：“当初要是狠点心，把他抓起来法办，也不会让下面的人学坏。”

可他心里清楚，自己那时候就是顾着“家族脸面”，觉得“家丑不可外扬”，结果把整个官场的风气都搞坏了。

蒋介石这辈子，干了不少大事，但也犯过不少错，至于上面说的那几件事，说到底还是因为他没有分清“公”和“私”，把自己的家事和国事混淆在一起，最后，不仅毁了自己的名声，还连累了整个国民党。

这也是国民党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而共产党能够最后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从上到下，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每一位战士，都做到“公私分明”，更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才有了民心，也赢了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