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6岁一等功臣受接见，毛主席笑着说：用我的姓为名可好？

1935年9月，安徽省无为市的一个渔民家里，添了个闺女，她是老三，家里人也就一直叫她三姐。家里有8个孩子，日子过得苦巴巴的。

三姐12岁那年，父亲不幸被抓了壮丁，这让整个家里都险些垮下去。为了将父亲赎回来，母亲不得不将三姐送去做童养媳换些钱财。

婆家对她并不好，平时非打即骂的，三姐在这里吃尽了苦头。谁都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连正经名字都没有的苦命的娃，后来竟然能用一艘渔船改变中国的命运。

一直到1948年6月，三姐的家乡解放，她这才结束了悲惨的童养媳生活，被又送回了父母身边。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三姐虽然还没见过解放军战士，却也深深记住了这支队伍的恩情。

1949年刚开春，安徽无为县的风还带着江里的凉，马家坝村头的歪脖子柳刚冒芽，解放军就进了村。

那天三姐正蹲在溪边洗菜，竹篮里的菜还滴着水，就见几个穿灰布军装的战士，拎着红漆桶在墙上刷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字写得大，她虽不认全，却听旁边老人说：“这是要让天下老百姓都过安稳日子”。

三姐手里的竹篮不自觉攥紧了，心里忍不住冒个念头：“我爹教的划船手艺，这回说不定就能派上用场了。”

没几天，江边上就热闹起来，20万大军扎在北岸，可不少北方来的战士见了木帆船直犯怵，有的试着撑篙，船在水里打转转；有的刚踩上船板，船就晃得人站不稳。

三姐看在眼里，拉着哥哥就往芦苇荡里钻。之前国民党来抢船，乡亲们把船沉在荡里藏着，这会儿得捞上来修。她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水，帮着拽船绳，手指被磨得通红，却还是说：

“这船是咱用命护着的，现在帮咱穷人的解放军有难了，咱帮他们也是应该的。”

兄妹俩挨家挨户敲门动员，碰到舍不得船的人家，马三姐就蹲在门槛上劝：“大爷，船没了能再打，可要是过不了江，咱这辈子都得受欺负。等解放了，您还怕没好日子过？”

就这么磨嘴皮子，周边村子的渔船慢慢凑了过来，最后数了数，光无为这边就聚了9000多艘，江边上密密麻麻的，跟连成串的葫芦似的。

4月20日夜里，江风裹着火药味吹过来，三姐躲在芦苇丛里，手里的船桨被攥得发烫。突击队的首长见她瘦小，拦着不让上：“丫头，这太危险了，你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她头低着，脚却没动，小声说：“我划船稳，江道熟，能帮着你们送战士。”

还没等首长再劝，远处的炮火就“轰”地照亮了江面，她趁机拽着哥哥就往自家船跑，轻轻一跃就上了船板。

刚划出没多远，子弹就“嗖嗖”往船板上打，一块弹片擦过三姐的右臂，血一下子渗出来，染红了粗布袖子。她没顾上疼，扯下腰上的布条胡乱缠了缠，双手死死把着船舵。

“前面有碉堡！”哥哥喊了一声，三姐抬头一看，江对岸的火光里，碉堡的枪口正冒着火。她忽然想起之前跟父亲跑船时记的水道，赶紧喊：“跟我来，这边有暗沟能绕过去！”

她撑着篙把船往暗处引，又给爆破组指了雷区的位置，看着战士们把炸药包送上去，“轰隆”一声炸了碉堡，心里才松了口气。

那一夜，她跟哥哥驾着船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有时候刚靠岸，就见有战士落水，她立马伸船桨拉人，好几次差点被拖进江里；有时候船板被打穿了洞，她就用棉絮堵上，继续往对岸划。

天快亮的时候，江面上飘着薄雾，她看着最后一批战士冲上南岸，胳膊上的伤口疼得钻心，却笑了：这一路的艰险，值了。

渡江战役胜利之后，解放军战士们就记住了这个小小年纪却十分机智勇敢的小姑娘。

1949年秋，长江边的风少了战时的急，安徽无为县的码头又飘起鱼腥味。三姐蹲在自家渔船旁，手里攥着把磨得发亮的旧刨子，正一点点刨掉船板上的裂纹，这船载过解放军，得修结实了留着打鱼。

“同志，您是马三姐吧？”一个挎着相机的人凑过来，是《皖北日报》的记者。听说要给她做报道，还提到“一等渡江功臣”的称号，三姐手里的刨子顿了顿，抬头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她说：“啥功臣啊，我就是帮着划了几趟船，这船才是真出力了。”说着，她还拍了拍船帮，木板发出闷闷的响。

这事儿没过去多久，就有人从县里来，说开国大典要在北京举行，想请她去观礼。三姐听得眼睛发亮，可母亲拉着她的手叹气：“你才14岁，北京那么远，娘不放心。”她攥着母亲的衣角，最终还是点了头，她知道，母亲是怕她走了没人帮着照看弟弟。

转眼到了1951年国庆，村口突然开来辆绿色的汽车，引得乡亲们都围过来看新鲜。这次来的人说，是毛主席惦记着她，让她去北京。

三姐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衣角打着两个补丁，可这已经是她最体面的衣裳了，随后她就跟着上了车。火车哐当哐当跑了2天，到北京时，她看着高楼都忘了眨眼。

怀仁堂观礼那天，她站在人群里，手心直冒汗，衣角被攥得发皱，补丁边都磨白了。忽然有人拍她的肩膀，是周总理，总理笑着把她领到毛主席面前：“主席，这就是您一直想见的那个小划船手。”毛主席伸手拉住她，温声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没有名字，乡亲们都叫我三姐。”三姐小声答。毛主席摸了摸下巴，随后就笑着说：“你姓马，我姓毛，马和毛凑一块儿亲，就叫马毛姐吧！”

这名字一出口，马三姐心里暖烘烘的，好像一下子跟北京拉近了距离。后来毛主席留她在中南海吃饭，搪瓷盘里的红烧肉油亮亮的，主席还往她碗里添了两次：“多吃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想不想来北京读书？”

马毛姐扒了口饭，抬头说：“家乡给我找了学校，能在家门口读书，还能帮着看弟弟。”毛主席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个蓝皮笔记本，笔尖顿了顿，一笔一画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递到她手里。

临走前，工作人员给她做了件新棉衣，藏青色的布，针脚缝得特别细。马毛姐舍不得穿，回家后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箱子最上面。可1954年夏天，无为县发大水，这件棉衣最后不幸丢失了。为此，马毛姐还伤心地哭过好几回。

离开北京回到合肥以后，马毛姐也没有张扬自己见过毛主席的事情，1957年的时候，她从巢县速成中学毕业，随后就被分配到合肥车站区麻纺厂当车间主任。

车间里的纱锭堆得老高，她挽起袖子就往上搬，别人劝她“姑娘家不用这么拼”，她却笑着摇头：“当年啥活没做过，这点重量算啥？”

后来厂里调岗，针织厂的翻砂车间缺人，那地方又脏又热，铁水溅到身上就是个疤。马毛姐听说后，第一个找领导报名：“我不怕苦，让我去！”

往后的日子里，她每天下班都带着一身铁屑味，洗手要搓好几遍肥皂，指甲缝里的黑印子还是好几天都消不掉。

转年毛主席南下安徽，特意让人把马毛姐找来。见面时，她刚从车间赶过来，蓝布工作服上还沾着机油，双手的老茧比当年划船时更厚了。

毛主席握住她的手，笑着说：“还是当年那个‘小老虎’啊，一点没变！”马毛姐听了，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眼眶却有点发热。

从那以后，马毛姐就多了个“任务”：给人讲渡江的故事。她买了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旧布包，里面装着喝水的搪瓷缸，骑着车跑遍了安徽的工厂和学校。

讲台不用多大，操场边、树荫下都能讲，她总说：“不是我厉害，是当年老百姓都想让解放军过江，我只是搭了把手。”有人统计，那几十年里她讲了好几百场场，从没要过一分钱报酬。

1998年，有个电影剧组来找她，想请她当顾问，还说给500块劳务费。马毛姐摆摆手拒绝了：“我是党员，讲自己的经历哪能要钱？你们好好拍，让更多人知道当年的事就行。”剧组的人拗不过她，最后只能带着她整理的渡江故事笔记离开。

到了2021年，86岁的马毛姐坐着轮椅，被推进了人民大会堂。当“七一勋章”被戴在胸前的时候，老人伸出了自己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抚过上面的镰刀锤头，动作缓慢却十分有力。那是她这辈子得到的最高荣誉。

不过，在马毛姐心里，她最最珍贵的奖品，是家里抽屉里放着的那个蓝皮笔记本，封面都磨破了。那是当年毛主席送给她的，扉页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字的字迹依旧清晰。

马毛姐常常跟子女说：“这本子比啥都金贵，当年主席教我的话，我记了一辈子。”

晚年的她眼睛不太好，却总让子女念笔记本上的字。有次念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她突然坐直身子：“这话要记住，咱老百姓就是国家的根。”

有人问马毛姐，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她没提勋章，也没说见毛主席的经历，只是指着窗外：

“你看现在日子多好，能让大家过上安稳日子，比啥都强。我能在解放军需要帮助的时候搭把手，最值得骄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