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最久的地下党，至死未暴露，97年中央证明：他是秘密党员

他是在国民党内部潜伏最久的一位隐蔽战线上的战士，一辈子都没有暴露身份，就连正名，也是在去世几十年之后。他就是阎又文。

当时，周总理对情报工作人员的要求是“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就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句话的真谛。

1914年， 山西万荣县的农村里，有户人家刚刚生了儿子，阎家夫妇抱着刚出生的男娃，给娃取名“又文”。

那会儿农家日子苦，阎家也不例外，可老两口认准“读书能出息”，砸锅卖铁也要供阎又文上学。幸好他也争气，1933年硬是考进了山西大学法学院，成了村里少有的“大学生”。

那会儿的太原，不像现在这么热闹，却藏着不少“秘密”。阎又文在学校里，撞见了几个同学偷偷传看油印的小册子，上面印着“马克思”“工农”的字眼，这是地下党人杜任之、张友渔搞的“社会科学读书会”，表面是一起读外文、聊文学，实则在讲“国家该往哪儿走”。

阎又文虽然没有立刻加入，可那些话像种子，落在了他心里：原来还有人在为穷苦人找出路。

1937年夏天，卢沟桥的炮声传到太原，学校停了课，街上到处是逃难的人。阎又文没像其他同学那样回家躲着，他揣着干粮，一路往西，想去延安，他听说那儿有真正抗日的队伍。

可走到半路，遇上了傅作义的部队，老乡说：“傅将军也是山西人，打鬼子不含糊”，加上地下党同志的暗中安排，阎又文改了道，进了傅作义的队伍。

1938年9月，在傅作义部队里，中共特派员潘纪文找阎又文谈了一次话。就在一间简陋的土坯房里，潘纪文问他“愿不愿意跟着党，做些能救国的实事”。阎又文紧紧攥着衣角，回答的声音还有点颤抖：“愿意，只要能打鬼子、救中国，干啥都行。”

就这样，阎又文秘密入了党，这件事没人知道，就连他远在荣河的家人都不知道这这件事。

转年，阎又文成了傅作义的秘书。这位置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傅作义的军令、写给蒋介石的报告、甚至家里的琐事，都要经他的手。

傅作义待见这个小老乡，觉得他文笔好、做事稳，连给老家写信都让阎又文代笔。可阎又文心里始终都绷着一根弦：他是党的人，得盯着傅作义的动向。

好景不长，国民党开始反共，傅作义部队里的共产党员被一个个“礼送出境”。阎又文急得睡不着，想联系组织，可潘纪文已经走了，联系方式断了。

他只能暂时按住心思，每天该写报告写报告，该处理琐事处理琐事，连傅作义跟蒋介石的电报往来，他都偷偷记在心里，只等着万一哪天能联系上组织，这些信息能用上。

这一等，就是好几年。

1946年春节刚过，包头街上就多了个卖皮货的商人，一口陕北话，四处打听“傅长官的秘书阎又文”。这人是延安派来的王玉，专门找阎又文的。

找到阎又文家时，王玉提了两盒糕点，进门先问：“你是山西荣河人？山西大学毕业的？”阎又文心里一动，没敢贸然认，直到王玉说“组织派我来找你”，他才红了眼，攥着王玉的手半天没松开：“可算把你们等来了！”

后来，阎又文在包头开了家布店，不是为了赚钱，是给王玉当联络点。

每次见面，两人就躲在后屋，阎又文把傅作义的兵力部署、跟蒋介石的矛盾，一五一十说给王玉听。

有一次，他说：“傅作义要打绥东，部队调动都定好了”，王玉赶紧把情报送出去，可前线的领导没当回事，结果我军吃了亏。阎又文没抱怨，只跟王玉说：“咱把该做的做了，剩下的听组织的就好。”

同年9月，傅作义找阎又文，让他写一封公开信给毛主席，“要骂得狠点，让共党知道咱的厉害”。

阎又文心里犯嘀咕，赶紧让王玉问延安。没过几天，周恩来的指示传了回来：“骂狠点，能麻痹敌人。”阎又文咬着牙，把信写得尖酸刻薄，登在《奋斗日报》上，第2天就被《中央日报》转载了。

傅作义看了哈哈大笑：“又文，还是你懂我！”他哪儿知道，自己最信任的秘书，早就把信的内容先报给了延安。

1948年10月，平津战役要开打了，中央急着要傅作义的动向。李克农给王玉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拿到情报。”王玉找到阎又文，他没多说，只说了句“等着”。

那几天，阎又文比平时更忙了，他跟着傅作义开了好几次会，还借着整理文件的机会，偷偷抄下了南京最高军事会议的记录，上面写着傅作义要“固守平津唐，60万人马，败了就南撤或退绥远”。

情报送出去后，毛主席一看就改了战略：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华北部队不打太原改围北平，华东野战军盯着杜聿明却不打。就这么着，傅作义的60万大军，成了瓮中之鳖。

后来有人说，阎又文这一份情报，至少救了几十万老百姓的命，要是真打起来，北平这古都不知道要毁成什么样。

北平被围的时候，阎又文做了件更危险的事：劝傅作义投降。

他知道自己一个人说不动，就拉上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傅冬菊也是地下党员，只是父女俩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两人轮着跟傅作义聊：“司令，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真南撤了，他能饶了您？”“北平要是打起来，您就是真成了千古罪人了啊！”

傅作义犹豫了好几天，终于松了口，让阎又文参与起草和平协议。1949年1月22日下午，中山公园水榭挤满了记者，阎又文穿着军装，以“剿总”发言人的身份，大声宣读北平和平协议。

阳光照在他脸上，没人知道，这个站在“国民党”阵营里的人，心里装着的是共产党的信仰。

协议签了之后，阎又文陪着傅作义去西柏坡见毛主席。毛主席握着傅作义的手说：“你办了件大好事”，转头看见阎又文，笑着加了句：“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这话里的意思，只有阎又文自己懂，那是毛主席对他的肯定，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在公开场合，悄悄提了他的“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没跟任何人提过自己是地下党。他跟着傅作义做统战工作，后来调去水利部、农业部，做的都是不起眼的技术管理岗。

家里日子过得清贫，组织上给的食品特供证，他从来不用，跟妻子丁宴秋说：“全国人民都吃不饱，咱家凭啥搞特殊？”孩子们问他“爸，你以前是干啥的”，他只说“就是个普通干事”。

1962年9月，阎又文得了食道癌，住进了医院。弥留之际，他才拉着丁宴秋的手，气若游丝地说：“以后……有事儿……找组织……”说完就闭了眼，去世的时候也才48岁。

他被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就一句话：“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没提党籍，没提职务，就连入党时间都没写。

这之后，阎家的日子就难了。几个子女入党、提干，一到政审就卡壳，人家只说“你父亲历史问题不清”，也不多加解释。

他们去统战部查档案，没找到阎又文的名字；去农业部问，也没人能说清楚。最小的儿子在部队想入党，部队发了好几次函外调，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孩子们委屈，丁宴秋也纳闷：老阎明明葬在八宝山，怎么连个身份都说不清？

直到1993年，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偶遇王玉。王玉就是当年跟阎又文接头的皮货商。两人聊起阎又文，王玉叹了口气：“都40多年了，阎又文也该解密了。”

随后，他就去找了罗青长，罗青长一查档案，确认阎又文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那些年的情报工作、和平解放北平的贡献，都记在里面。

1997年，罗青长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文章，第一次公开了阎又文的身份。阎家的子女看到文章，抱着报纸哭了一场，原来父亲不是“反革命后代”，不是“历史不清”，而是一个为了信仰，沉默了一辈子的英雄。

阎又文的一辈子，可能没留下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名言，也没获得过什么勋章，但他却用一生的沉默践行了自己入党时的承诺。这样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