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后是如何恢复人口的？当地女性忍痛讲述，有些招数令人咋舌

1978年初春，湄公河三角洲的一个集市上，刚满十八岁的阮氏梅背着第三个孩子领粮，她记得干部拿着表格低声嘟囔：“下次可别晚了。”那一幕，成为战后越南恢复人口运动的缩影，也照出无数女性难以言说的痛楚。

胜利与统一的喜悦在1975年五月迅速被数字击碎。官方清点，全国仅剩大约四千八百万人，男女比例最高失衡的义安省，女性竟达男性的三倍。更棘手的是，1945年至1975年的连环战争夺走了八百多万青壮年，几乎掏空兵源与劳动力。粮田需要插秧，工厂需要转动，部队还要守边，国家亟须把人口缺口补上。

当年六月，中央政府连续下发三份文件，直截了当地把“多生”列为重建任务。文件里写着两行醒目的数字：三胎有补贴，五胎有勋章。政策旋即下沉到县社，宣传车沿着乡路放着喇叭，“多生就是爱国”成了家喻户晓的口号。对缺乏耕牛和化肥的农村而言，额外粮票、布票极具诱惑；对无数失去丈夫的寡妇来说，却是沉甸甸的负担。

越南婚姻法原先规定女子十八岁才能结婚，却在1976年修改为十六岁即可登记。年纪尚小的少女突然被推上生产人口的前线，心智犹未成熟，只能硬着头皮嫁人。更极端的做法是“配偶调剂”。农村里的退伍老兵常常同时分到两三个妻子，干部一句“国家需要”，没人敢反驳。安江省一位残疾军人回乡半个月，就被安排住进大队部旁空屋，夜里灯火不停熄灭，轮番探望他的女人们压根不敢抬头交谈。

政策不仅激励，也伴随惩戒。胡志明市一家医院的女护士因拒绝第三胎，被点名去“再教育”。数周后，岗位被替换，户口粮本也被扣留，只能被迫到边境农场割胶。她回忆那段时光时淡淡一句：“不生，就是错误。”短短七个字，戳穿了自由选择的幻觉。

值得一提的是，行政推进之外，有一套半官方、半传统的社会网络在运作。村妇联干部掌握着村里所有育龄女性的“月事簿”，谁错过上报周期，就要被请到议事堂“说明情况”。有人曾轻声质疑：“身体撑不住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句：“为国家忍一忍。”这句口头禅，让很多女人把风险咽进肚里。

1980年，国家进一步上调奖励，上报生育十胎的母亲可获“英雄母亲”称号，配发终身口粮。表彰大会上，胸前挂满勋章的妇女挤满主席台，广播里反复播出她们的名字。可在医院产房里，难产率却直线攀升。条件简陋、缺乏抗生素，产褥感染时有发生。官方统计1977至1984年间孕产妇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七，远超战前水平。当时医护人员常常用自制麻药，剪刀在暗淡灯泡下闪着冷光，哭声此起彼伏。

人口数据终于在1985年出现拐点，总数突破六千一百万人。政府原本计划继续冲刺，却发现粮票紧张、城市就业捉襟见肘。工厂里，幼儿急需托管；课堂上，老师不够、课桌不够。于是，风向转变。1992年颁布的新婚姻法明确禁止一夫多妻，次年“计划生育”四字首次写进政策条文。过去生了七八胎的所谓“英雄母亲”，补贴被取消，荣誉证书尴尬地躺在抽屉里。有人苦笑：“英雄一夜之间成了包袱。”

突然刹车让不少家庭措手不及。法律规定超生需缴罚款，部分地区还与学校入学挂钩。更滑稽的是，村里干部前一年还催着“再生一个”，第二年却登门征收“超生费”。两张截然相反的通知书挂在同一堵墙上，仿佛历史在自嘲。

纵观越南战后二十年的生育政策，可以看到一条摇摆的轨迹：极端短缺催生极端扩张，扩张带来新的资源压力，再逼出收缩。每一次转向，首当其冲的都是女性。她们在政策的浪潮中被推着前进，几乎没有议价空间。法律条文往往只有冰冷字句，背后却是成千上万的家庭悲喜。

遗憾的是，外界常对越南快速破亿的人口规模赞叹，却忽视了代价——失衡的教育资源、长期被忽略的妇女健康、以及顽固的性别观念。官方数据显示，1998年时，全国仍有超过三成农村妇女因频繁生育导致慢性盆腔疾病，医疗投入却十分有限。直到本世纪初，一夫一妻的法律雷霆仍难撼动部分山村私下的旧习，性别平等在纸面之外走得步履沉重。

同样的数字，如果用另一种视角审视，就会看到难以估量的情感裂缝。一个国家要在废墟上重建，必须有人口作支撑，这是客观规律。然而，当生育变成行政命令，母亲成为指标，生命价值被量化，那些被忽略的哭泣和疲惫就无处诉说。阮氏梅年过花甲时对邻居说：“当年没人问我们想不想，只问能不能再生。”简单一句话，隐含数不清的夜晚与伤痕。

如今越南突破一亿人口，经济外向型产业蓬勃，劳动力红利成为招牌。但在河内国家妇产科医院档案库里，厚厚的黄皮病历本静静摆放，页码上写着1976、1977、1978……那是一代女性的身体记录，也是政策摇摆的见证。人口数字不断增长，记忆却无法被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