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半生，仁厚传家 —记咸阳市公安局长孙培基以德报怨、孝悌传家

文/任天义：一诺半生，仁厚传家

——记咸阳市公安局长孙培基以德报怨、孝悌传家的一生

（全文已修正：孙佩吉 → 孙培基，小名天佑）

第一章 1976·黄土含悲，一诺压心

一九七六年的关中平原，冷得像一块冻透了的生铁。

风从北边的塬上刮下来，卷着尘土和枯草屑，扑在人脸上，又硬又疼。前进六队的土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行人，只有零星几个穿着打补丁棉袄的社员，缩着脖子往家里赶。谁也没心思说话，整个村子都沉在一种说不出的压抑里。

这一天，对孙培基来说，是天塌下来的日子。

他从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赶回来时，家里已经搭起了灵棚，白幡挂在土墙上，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父亲静静地躺在门板上，盖着一床旧棉被，面容安详，却再也不会睁开眼睛，叫一声他的小名——天佑。

孙培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膝盖砸在冻硬的土地上，疼得钻心，却比不上心口万分之一的痛。

他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不是不想，是不能。

那几年，文化大革命的余波未平，政法系统纪律严到极点，工作压得人喘不过气，政治形势像一根绷紧的弦，谁也不敢轻易离岗。他一遍又一遍向组织申请回家，一遍又一遍等待批复，可每一次等待，都把他的心往深渊里拖一步。等他终于拿到批准、日夜兼程倒了几趟车、风尘仆仆冲进家门时，迎接他的，只有一屋子的哭声和再也暖不热的炕。

“大——！”

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从这个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在法院做事的汉子喉咙里挤出来，哭得浑身发抖。他是家里的独苗，上无兄，下无妹，父母一辈子省吃俭用，把所有希望都押在他身上。他走出去了，成了公家人，成了村里最有出息的娃，可到头来，连父亲最后一口气都没守到。

这份痛，像一把钝刀，在他心上反复割。

灵棚内外，站满了亲戚乡邻。有人叹气，有人抹泪，有人低声议论，都说这娃孝顺，是身不由己。可谁也没料到，就在这场本该只属于悲伤的葬礼上，一场让所有人都陷入难堪与痛苦的风波，突然爆发了。

孙培基的大伯，父亲的亲哥哥，猛地从人群里冲出来，往地上一跪，对着满堂亲友放声大哭。

老人哭得捶胸顿足，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各位亲戚，各位乡亲！我给大家说一句心里话！我这辈子没儿子，只有三个闺女，我不当五保户！我不靠集体，我不靠国家，我就靠我亲侄子——天佑！我要天佑给我和你大妈养老送终！”

一句话，像炸雷，落在灵前。

全场瞬间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还跪在父亲灵前、悲痛欲绝的孙培基。

孙培基整个人僵住了。

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父亲刚走，他的心还泡在血和泪里，痛得几乎窒息，大伯却在这个时候，当着所有亲戚的面，哭着闹着，把养老送终的担子，硬生生往他肩上压。

大伯还在哭，一边哭一边喊：

“天佑！你是咱孙家的根！你是我亲侄子！你不养我谁养我？你要是不答应，我今天就死在你大的灵前！”

这话，已经不是请求，不是商量，是逼。

是明晃晃的亲情绑架。

在场的亲戚们脸上都挂不住了。有人想劝，又不敢开口；有人低下头，心里不是滋味；还有人偷偷叹气，觉得大伯这事做得太不是时候——弟弟刚走，侄子痛不欲生，怎么能在这种时候逼孩子做承诺？

孙培基跪在地上，肩膀剧烈地颤抖。

他想哭，想喊，想把心里藏了十三年的委屈一股脑倒出来。

他多想当场反问一句：

大伯，当年我走投无路、快要失学的时候，你和大妈，又是怎么对我的？

可他不能。

在父亲的灵前，在满堂长辈面前，在讲究孝悌仁义的乡土社会里，他一张嘴，就是大逆不道。

大伯还在哭，还在闹，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要他养老的话。老人哭得越凶，孙培基的心越沉。一边是丧父之痛，一边是血脉逼迫；一边是未愈的旧伤，一边是道义的重压。他感觉自己像被架在火上烤，进退两难，生不如死。

他没有立刻答应。

就这片刻的迟疑，已经让在场有些人面露不悦。

在那个年代，长辈开口，便是天。

最终，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在无尽的悲痛与万般无奈中，孙培基闭上眼，两行热泪滚落，一字一句，从牙缝里挤出来：

“大伯，我答应你。我给你和大妈养老送终，说到做到。”

一句话，轻得像一口气，却重得压了他整整半生。

他不知道，这一句被迫的承诺，会从此改写他的人生；他更不知道，自己会用一生的善良与宽厚，把一次被逼无奈的答应，活成一段流传十里八乡的大义传奇。

第二章 1963·寒心一刻，恩情一生

孙培基的迟疑，不是不孝，不是无情，而是心太疼。

那道伤口，藏在一九六三年的寒冬里，藏在前进六队的老池旁，藏在他一生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刻。

一九六三年，全国三年困难时期。

工业停产，农业歉收，学校停学，到处都是饥饿与艰难。家家户户锅里没粮，口袋里没钱，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

当时的孙培基，正在西安西北政法学院读书。

他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是乡亲们眼里的“文曲星”。可一场全国性的大下放，让学校被迫停课一年，他只能收拾起书本，回到老家，拿起锄头，下地挣工分。

一年时间，他从一个文弱书生，变成了能扛能挑的社员。犁地、播种、割麦、记工分，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熬过去，等复学，回学校，完成学业，改变命运。

终于，复学通知书来了。

那张薄薄的纸，在孙培基手里，重过千斤。

可家里一贫如洗，土墙上连一片完整的纸都没有，锅里常年不见油星，别说路费学费，连去西安的干粮都凑不出来。

五十块钱。

只要五十块，他就能重返校园。

在那个年代，五十块是巨款，是普通人家几个月的生活费，是一个寒门学子的全部希望。

孙培基走投无路，想到了大伯。

大伯是木匠，有手艺，能挣钱，家里比一般农户宽裕得多。那是他亲大伯，是父亲的亲哥哥，是他在世上最亲的长辈之一。他满怀希望，恭恭敬敬走进大伯家，红着脸，开口借钱。

“大伯，我要回学校了，家里实在没钱，您借我五十块，我毕业工作了，第一时间还您。”

大伯当时点了头，语气还算温和：

“行，等你大妈回来，我让她给你取。”

孙培基当时激动得差点哭出来。

他坐在炕沿上，一颗心怦怦直跳，觉得亲情终于在最艰难的时候，给了他温暖。他甚至在心里暗暗发誓：将来有出息，一定好好孝敬大伯大妈，让他们晚年享清福。

可大妈一进门，一切都变了。

听完缘由，大妈脸一沉，当场翻脸，声音又尖又冷：

“没钱！不借！我们的钱还要过日子，凭啥给你？你一个穷小子，读了书也未必有出息，赶紧走！”

大伯站在旁边，一言不发。

刚才的承诺，瞬间作废。

孙培基愣在原地，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冰水，从头顶凉到脚底。他解释，他哀求，他说这是他一辈子唯一的机会，可大妈丝毫不为所动，硬生生把他推出了家门。

门“哐当”一声关上，也关上了他最后一点希望。

那一天，天很冷，风很烈。

孙培基失魂落魄，一步步走到前进六队的老池旁。

老池是村里的蓄水池，是他小时候玩耍的地方，此刻却成了他最伤心的角落。他蹲在池边的石头上，抱着膝盖，眼泪无声地往下掉，心里又苦又酸，又绝望又委屈。

亲大伯亲大妈，在他命悬一线的时候，把他往外推。

就在他万念俱灰，以为大学梦彻底碎了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

“天佑！你蹲在这儿干啥？哭啥哩？”

是同村的孙炳乾。

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邻，无亲无故，却心热如火。

孙培基再也忍不住，把刚才在大伯家受的冷遇、被赶出来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他越说越哽咽，说到最后，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

孙炳乾听完，当场一拍大腿，心疼又气愤：

“娃呀，你别慌！不就是五十块钱吗？我有！你在这儿等着，我回去给你取！”

没有犹豫，没有推脱，没有半点算计。

没过一会儿，孙炳乾气喘吁吁跑回来，把五十块皱巴巴、带着体温的钱，狠狠塞到孙培基手里。

“拿着！快去上学！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好人！”

那一刻，孙培基“扑通”一声跪下，给孙炳乾磕了一个响头。

这一跪，是感恩，是救命，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情。

正是这五十块钱，让他回到了西北政法学院，完成了学业，走进了临夏中院，后来一步步走上咸阳市公安局长的岗位。

他一辈子都记得：

在他最穷、最难、最走投无路时，亲人关了门，乡邻伸了手。

这段往事，他埋在心底十三年，从未对人提起。

直到一九七六年父亲葬礼上，大伯以亲情相逼，他才在心底翻出这道旧伤，痛得无法呼吸。

可即便痛，即便怨，即便心寒过，他最终还是答应了。

不是怕，不是懦弱，而是他骨子里的善良，不允许他见死不救。

以德报怨，这四个字，从此成了孙培基一生的底色。

第三章 生产队岁月·一诺千金，十几年不怠

承诺既出，重于泰山。

从一九七六年那天起，孙培基的肩上，就多了两副担子：

一边是自己的母亲，一边是大伯大妈。

那还是人民公社、生产队大集体的年代。

口粮、钱款、义务工、公益粮、集资款，样样都不能少。在那个吃饱都难的岁月，一个人承担两户老人的全部开销，有多难，只有他自己知道。

孙培基远在甘肃工作，不能天天守在老人身边，但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

每年秋收刚过，不等队里催，不等大伯张口，他就提前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省了又省，抠了又抠，把足额的口粮款、生活费、义务工费，托人一路带回老家，一分不少，一天不拖。

逢年过节，他只要能抽出时间，必定千里迢迢赶回来。

给大伯买新棉袄，给大妈买糕点糖块，给家里买煤买油，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大伯大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常年吃药。

孙培基从临夏的医院开好药，打包寄回来，一次次叮嘱按时吃。

冬天怕他们冷，提前把炕烧好；夏天怕他们热，把凉席备好；缺粮了送粮，缺钱了送钱，缺衣了送衣。

村里的老人都说：

“天佑这娃，比亲儿子还亲！”

大伯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

他晚年常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孙培基忙前忙后，想起一九六三年那五十块钱，想起自己当年的绝情，想起葬礼上逼侄承诺的难堪，老人常常偷偷抹泪。

有一次，他拉着孙培基的手，老泪纵横：

“天佑，大伯对不住你……当年是我糊涂，是我心硬……你不记仇，还待我这么好，我愧得慌啊……”

孙培基只是轻轻拍着大伯的手，笑着说：

“大伯，过去的事不提了。咱是亲人，我是您侄子，养您老是应该的。”

他不提委屈，不提伤痛，不提当年被赶出家门的寒心。

他选择了原谅，选择了放下，选择了用善良化解一切恩怨。

大妈也在日复一日的照顾中，彻底变了。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刻薄、吝啬、六亲不认的妇人，逢人就夸侄子孝顺，说自己这辈子修来的福气，比有儿子还强。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

整整十几年，孙培基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从未抱怨，从未反悔。

直到大伯、大妈相继高龄离世，他披麻戴孝，按照当地最高的礼数，风风光光送终，让两位老人走得体体面面、安安稳稳。

一场被逼出来的承诺，他用十几年的真心兑现。

一段曾被寒心的亲情，他用一生的宽厚圆满。

十里八乡，无人不赞：

孙培基这人，人品比金子还贵！

第四章 身居高位·不忘初心，情满至亲

大伯大妈走了，按常理，孙培基与这一门的亲情，本可以到此为止。

毕竟，承诺已尽，恩义已全，当年的伤害也实实在在存在过。

换作别人，或许早已渐渐疏远，各自安好。

可孙培基偏不。

大伯一生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

- 大女儿：大伯前房所生，嫁寨子八一村，是堂姐

- 二女儿：嫁朱家堡赵家村，是堂妹

- 三女儿：远嫁冯寺村，是堂妹

孙培基是独子，无兄无妹，这三位堂姐堂妹，就是他世上最亲的手足。

他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比以前更亲。

后来，孙培基调回陕西，凭着一身正气、清廉作风和出色能力，走上了咸阳市公安局长的重要岗位。

官做大了，权变重了，他却没有一点官架子。

在亲人面前，他永远是那个朴实、重情、心软的“天佑”。

（一）对寨子村堂姐：如母如姐，悉心照料

寨子八一村的堂姐，年纪最大，身体最弱。

孙培基和妻子（也就是您），年年必去拜年，一年数次探望，从未间断。

堂姐晚年多病，行动不便，孙培基四处托人找名医、买好药，出钱出力，毫无怨言。到后来病情加重，无人贴身照顾，他二话不说，把堂姐接到白莲湾前进自己家里，一住就是一个礼呗。

端饭、喂药、擦身、洗衣、陪说话……

他和妻子细心照料，比亲弟弟还要周到。

常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可老辈女儿最念娘家。

在孙培基这里，娘家永远为她敞开，永远是她最踏实的依靠。

堂姐临终前，拉着他的手，含泪说：

“天佑，我这辈子，没白活……有你这个兄弟，我值了。”

堂姐走后，孙培基悲痛万分，亲自料理后事，让她风风光光入土。

（二）对冯寺村堂妹：雪中送炭，帮扶到底

冯寺村的堂妹，家境一般，后来又身患重病。

孙培基再次挺身而出，接回家中照料，寻医问药，花钱花力。

堂妹的儿子没有工作，生活困难，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四处奔走，给外甥安排工作，帮一家人渡过难关。

他不求回报，不图感恩，只因为——是亲人。

（三）对赵家村堂妹：一视同仁，仁至义尽

赵家村的堂妹，是大伯后来成家的女儿，和孙培基并无直接血缘，可他依旧当成亲妹妹看待。

他帮堂妹的儿子安排到三原奶粉厂工作，给了孩子一个稳定的前程。

谁也没想到，后来这个外甥不幸患上白血病，年纪轻轻就走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堂妹一家痛不欲生。

孙培基比谁都难过，他第一时间赶到，安慰、奔走、协调，为家里争取赔偿，帮着处理后事，给了这家人最关键的支撑。

外甥走后不久，妹夫也因病去世。

堂妹孤苦一人，无依无靠。

孙培基主动扛起责任：

为妹夫送终，

年年给堂妹送钱、送粮、送衣物，

逢年过节必去看望，

平时家里有事，随叫随到。

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

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亲人受苦。

第五章 家风传承·子承父志，情义永续

岁月不饶人，孙培基慢慢老了。

但他一辈子坚守的孝悌、仁义、宽厚、感恩，早已刻进了家风里。

他常对儿子说：

“人这一辈子，官再大，钱再多，都不如人品值钱。不忘本，不忘恩，不忘亲，这才是做人的根。”

他的一言一行，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在身上。

如今，赵家村的堂妹依然健在，年事已高。

孙培基走后，儿子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把这位姑姑当成最亲的亲人。

- 逢年过节，必去看望

- 天冷送衣，年关送钱

- 家里有事，第一时间到场

- 平日问寒问暖，比亲儿子还贴心

孩子常说：

“我爸一辈子重情重义，我不能给他丢脸。这份亲情，这家风，要一代代传下去。”

一句承诺，

从一九七六年，走到今天。

一段情义，

从孙培基，传到儿子手里。

以德报怨，一诺半生。

身居高位，不忘初心。

仁厚传家，代代不息。

这就是孙培基——天佑，一个普通农家子弟，一位人民公安局长，一位用一生书写大义的普通人。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却用最朴素的善良，

最坚定的担当，

最宽厚的胸怀，

活成了家族的骄傲，

活成了乡土里最亮的一盏灯。

他的故事，值得讲一辈子，

值得传给一代又一代人。

乙巳年冬月 创作于乾县顺太街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