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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后战火重燃!AI红包大战能否复现“微信支付”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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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必然将催生新业态。红包大战背后不仅是大型科技公司的流量焦虑,更是数字平台转型的迫切要求。

作者 | 顾男飞,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大法律信息网签约作者

原标题 | 从流量争夺到生态锁定:两次“春节红包大战”背后数字平台向AI生态转型的竞争逻辑重塑

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内容概要

新技术必然将催生新业态。红包大战背后不仅是大型科技公司的流量焦虑,更是数字平台转型的迫切要求。从ChatGPT到DeepSeek的技术突破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夯实了技术基座,以红包大战为切口的流量入口争夺,更深层次是对人工智能服务分发权和应用生态建设主导权的抢占,将直接决定传统数字平台能否获得“新时代船票”。穿透两次红包大战可知,虽然可能无法复刻十年前移动支付爆发,但是人工智能应用可能由信息中介迭代至决策助手,逐步替代超级应用而成为流量分配枢纽。同时,考虑到春节红包大战结果往往是市场的高度集中,应当警惕存在的“内卷式”竞争与垄断风险。落实预防性治理要求以推动智能经济迈向共创共享,打破各大型科技公司的“围墙花园”。

DeepSeek崛起与人工智能国产替代是去年春节的热议话题,而通义千问等人工智能红包大战则是今年春节的爆点,标志着人工智能逐步进入商业应用阶段。人工智能通过 与各领域深度融合而引领产业变革,将重塑人类的生产生活范式。人工智能已不止于对话,而逐步发展为感知环境、理解信息并且能够完成任务的智能实体,具有更强的自主性、适应性以及交互能力。新技术必然将催生新业态,红包大战背后不仅是大型科技公司的流量焦虑,更是竞争模式转型的迫切要求,人工智能生态建构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这些公司能否掌握“新时代船票”。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超越问答范畴而能协助用户完成复杂任务,比如可以依据指令自动进行网络购物和预订餐厅,也可以用于查询航班等服务,并且实现自动代理化(agentic)。1这也是国务院2025年8月26日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加快服务业从数字赋能的互联网服务向智能驱动的新型服务方式演进……培育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发展模型即服务智能体即服务’,打造人工智能应用服务链”要求。在2026年人工智能红包大战中,围绕“一句话点奶茶”等人工智能服务展开,并且衍生出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等热搜。因为大额红包的发放,消费者在活动上线9小时内用千问App下单超过1000万订单,直接挤爆了千问的服务器。2这不仅是大型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流量入口的争夺,更折射出人工智能应用生态的转型要求,需要进行更细致梳理,并且通过预防性治理防范可能存在的“内卷式”竞争乃至更严重的垄断风险,推动人工智能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一、2015年与2026年两次春节红包大战概述

红包作为春节期间传递祝福的重要载体,在2015年和2026年却演变为大型科技公司的竞争工具。虽然表面上看都是为争夺用户流量和培养APP使用习惯,但在更深层次是为锁定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入口,为后续智能驱动的新型服务方式变革夯实基础。这两次红包大战并非孤立和单纯的互联网营销事件,更可能是互联网服务的变革节点。不同于11年前在移动支付战场上的守势,此次阿里巴巴凭借更丰富的应用生态而率先破圈。

(一)2015年“双马”发放红包争夺移动支付平台流量

移动支付作为互联网平台流量变现的关键,在2015年春节成为传统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和社交平台腾讯争夺的焦点。虽然在2014年微信和支付宝就已经开通了红包服务,但当年并未进行直接比拼,仅有800万用户参与微信抢红包活动,红包峰值仅为2.5万次/分钟。3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支付宝仍然占据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82.6%的份额,而微信支付仅占10%。4而到2015年,腾讯携手广告主发放了5亿元现金红包,红包峰值发送量为8.1亿次/分钟;阿里巴巴携手品牌商户发放6亿元支付宝红包,红包峰值发送量为8.832亿次/分钟,呈现爆发式增长,彻底激活了移动支付生态。5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达到了30747.9亿元,同比增长52.6%,其中支付宝占比47.6%,财付通(微信支付)占比20.1%,6深刻变革了既有移动支付平台竞争格局。

除发放现金红包外,微信与支付宝间的互相封禁也是常见竞争手段。2015年2月2日下午,支付宝钱包增加了将红包分享到微信和QQ等社交平台的入口,但是在当日晚上9时左右就被微信全面封杀。随后,微信相继切断阿里巴巴旗下虾米音乐和网易云音乐的分享功能,进一步提升腾讯生态系统的封闭性。7而后,支付宝也屏蔽了微信电商的支付接口,可能影响六成的微信电商用户,并且通过将红包链接保存为图片形式绕过微信封禁。8

(二)2026年BAT发放红包锁定人工智能应用生态入口

人工智能已逐步从对话炫技迈向商业化规模化的应用落地,推动数字经济向智能经济快速发展。2025年中国的人工智能软件普及率已经超过四成,9而且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大型科技公司通过本轮春节红包大战将能进一步扭转消费者关于人工智能仅停留于对话的传统认知,培养人工智能+生活应用场景的新习惯。在具体实践中,腾讯最早于1月25日启动元宝分10亿春节活动,直接推动元宝APP在应用商店超过长期霸榜的豆包。“在腾讯2026年员工大会上,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希望此次红包活动能够重现11年前的微信红包时刻。”百度同日启动5亿元的2026年春节红包活动,活动将持续至3月12日。阿里巴巴2月2日宣布30亿元的春节请客计划,通过在千问APP发放大额红包和免费送奶茶咖啡,10直接将本轮春节红包大战推上高潮。

与往年“直接撒钱”不同,本轮BAT所公布的春节红包活动都与自家人工智能APP深度绑定,更加重视应用场景和生态协同,通过延长用户使用时间来推广人工智能应用服务。腾讯元宝是根植其社交生态,通过登陆、完成任务以及分享至微信等方式获取红包,百度文心助手通过猜口令和使用AI相机等方式来获取红包,阿里巴巴千问则是通过奶茶免单等方式直接打通应用场景,并且因为庞大的应用场景而成功破圈。在此过程中依旧出现了十年前春节红包大战中出现的屏蔽链接问题,但更深层次是对人工智能生态控制权的激烈争夺。

二、从平台经济迈向人工智能应用生态的重心调整

人工智能应用可能会逐步替代超级应用而成为流量分配枢纽,通过链接具体应用场景而形成更为隐蔽的生态垄断。通过透视热闹的人工智能春节红包大战,可发现其与十年前的移动支付平台竞争有较大区别。不仅难以简单复刻用户爆发增长后转化为持久用户习惯的历史路径,也隐藏数字平台的信息中介迭代至人工智能决策助手的市场逻辑变化。下个十年,包罗万象的超级应用可能逐步让位于生态型超级智能,深刻改变传统的平台经济竞争模式,需要进行前瞻研判。

(一)恐难复刻十年前移动支付爆发后的长久留存

虽然今年处于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和应用场景快速建设的时间节点,但是春节红包大战除阿里巴巴的千问外,难以有效培养乃至改造消费者的人工智能APP使用习惯。

2026年春节AI红包大战,或许将成为中国互联网从移动互联网向AI互联网转型的关键节点。
1111年前围绕移动支付平台的红包大战因上手方便和应用场景丰富等原因,有效培养了用户的移动支付习惯,将短期红包领取行为转化为长期应用留存,由此获得了长期稳定的互联网流量。腾讯也通过发放现金红包成功“上桌”,并实现了“社交+移动支付”的双向赋能。

虽然部分报道将本次春节红包大战视为“一场以 AI 为核心引擎、争夺下一代流量超级入口的战略卡位战。”12但需要注意到除阿里巴巴的千问是直接链接日常消费场景,腾讯元宝和百度文心助手的红包玩法都无法有效挖掘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潜力,单调且相对无聊的玩法难以使用户切实明白和熟悉智能驱动的新型服务方式,也即未能使春节红包营销切实嵌入用户真实刚需中。尽管通过大批量和高批次的红包发放能够在短期内提升APP下载量和日活率,但是若不健全相配套的应用场景,无法实现预期的用户转化目标。

(二)由信息中介迭代至决策助手的市场逻辑变化

当前的人工智能已不止于对话,而是切实转化为应用场景,使人工智能APP逐步从传统信息中介的平台服务迭代升级为决策助手。消费者只需要明确需求和进行确认,就可以由人工智能提供规划、比价乃至直接下单。大型科技公司本次春节红包大战目标是获取人工智能流量入口,争取培养用户的人工智能使用习惯并且使人工智能成为日常消费入口。13虽然人工智能在短期内难以取代传统平台经济时期的购物、外卖以及搜索APP。但随着技术深度融入购物餐饮、生活娱乐以及工作辅助等高频刚需场景,人工智能将会进一步降低用户的使用成本和提升场景黏性,成为用户不可或缺的决策助手。

人工智能市场竞争并不应当套用平台竞争的流量思维,应当更重视技术创新和生态场景建设,切实提升产品竞争力。仅依靠发放红包可以在短期内抢占用户和提升市场占有率,但是不能直接提升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技术竞争力。

回顾行业发展
一些真正引发广泛讨论的AI产品
并非依靠大规模补贴
出圈
而是源于技术本身带来的体验跃迁。
14一方面,人工智能行业竞争是基于数据质量、算力储备以及算法创新的技术比拼,需要更加重视技术创新以满足市场需求,并且解决人工智能应用易崩溃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打通更多刚需场景,解决用户的真实痛点以提升体验,15进一步健全人工智能的应用生态。

(三)警惕市场集中度快速提升而引发的垄断风险

无论是2015年的移动支付,还是2026年的人工智能,新业态意味配套监管体系不健全,需要警惕活动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并且加以前瞻性治理。例如2015年红包大战由于实名制和安全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与诈骗等安全风险陡增。16不过,更需要注意大型科技公司基于技术和资本优势,通过春节红包大战快速提升市场份额,而后利用算法和平台规则等影响市场竞争生态,引发严重的垄断风险。就2025年第一季度的移动支付市场而言,微信支付依托规模庞大的活跃用户和丰富日常消费场景等优势,将市场份额提升至59.7%,支付宝降至36.2%,合计95.9%,17呈现典型的双寡头市场。在此基础上,

第三方支付企业对关联竞争企业实施的价格歧视实际上已经起到排除和限制竞争的作用。垄断协议也是第三方支付市场上的一个重要竞争问题。如第三方支付介入后的交换费协议问题。纵向排他协议也存在于市场中,如支付宝与天弘基金的独家合作协议,排斥了与其他竞争者的合作可能。
18

今年春节红包大战迅速提升了腾讯元宝、百度文心助手以及阿里千问等人工智能APP的市场占有率和活跃用户规模,越发呈现大型科技企业“赢者通吃”的趋势。这部分经营者基于资本和技术优势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多模态数据集、更大规模的算力供给以及更高频次的算法创新。而后,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模型性能和服务的迭代速度,并接入网络购物等功能完善生态应用场景,由此形成更为隐蔽和牢固的生态垄断。本轮春节红包大战背后是应用生态场景的进一步割裂,各大型科技公司为了将用户锁定在自家生态内都开始构建封闭的“围墙花园”。 通过实施独家交易和最惠国条款等策略性行为突破“多宿主效应”,而人为营造“单宿主”效应,19将会严重损害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具体到人工智能的新服务模式中,流量可能被逐步集中于少数几个人工智能决策助手中,通过跨平台以及跨应用场景的生态协同满足消费者需求。但这一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可能出现自我优待和价格歧视等垄断风险,将更难发现和干预。

三、“内卷式”竞争与垄断风险的预防性治理要求

为提升人工智能应用的市场占有率和用户黏性,补贴大战不会止于今年春节,应当警惕其中存在的“内卷式”竞争与垄断风险。在技术范式和产业业态转型的窗口期,市场结构处于快速变动阶段,不应当设置过严监管要求而阻碍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执法机构应当注重事前预防、刚柔并济以及协同治理。20同时,也应当注意人工智能行业存在的风险,不能仅依靠事后监管模式而放任“不可逆”垄断风险转化为实际损害。而预防性法律制度能实现“从抓末端治已病到抓前端治未病”的效果,21更有针对性地回应人工智能垄断风险治理需求。

(一)警惕“内卷式”竞争的虚假繁荣

为防止春节红包大战滑向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各大型科技公司不应仅关注市场份额的提升,而是应当重视技术创新来“卷内功”,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生态的不断完善和开放发展。应当注意到,“

从新能源
汽车的惨烈价格战,到互联网平台‘烧钱
换市场
的非理性补贴,内卷现象正席卷众多行业,其带来的并非创新与繁荣,而是企业利润萎缩、创新动力枯竭、劳动者权益透支与产业升级步伐受阻的严峻局面
当所有企业都陷入价格战,只有资本最雄厚的少数玩家能
熬到最后
而提升市场份额。这种通过
烧钱换市场
方式形成的垄断,本质上是以短期非理性竞争换取长期市场控制,是一种
内卷式垄断
”22

强化反垄断能有效提升“内卷式”竞争整治效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细化综合整治要求,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加强质量监管,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在具体监管实践中,可以参照“外卖大战”的治理经验,灵活运用行政约谈等事前引导手段以防范垄断风险转化为严重竞争损害。一方面,执法机构可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年)》等文件,以综合施策规范产业竞争秩序,并加强成本调查和价格监测,坚决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统筹运用行政指导、行政约谈等手段,不断提高竞争监管的适应性和精准度”。23还可通过召开企业公平竞争座谈会等方式加强交流,与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进行交流研讨,以及发布相应合规提示,由此“强化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的协同治理,健全长效机制”,24形成治理合力。

(二)有序推动人工智能垄断风险的预防性治理

春节红包大战的结果往往是市场高度集中,需要落实预防性治理理论以应对人工智能越发隐蔽且复杂的垄断风险。一方面,经营者内部合规治理成为反垄断法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趋势,能帮助经营者识别存在的人工智能垄断风险,具有成本低、效果好、保障企业健康经营以及减少出海风险等优势,可以从源头降低垄断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由此落实预防性治理理论的事前风险预防要求。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要求,应当明确人工智能所涉及的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两种类型垄断风险相应的合规治理要求,以引导经营者完善内部治理制度。针对前者,可以要求大型科技公司通过简洁、易理解以及清晰的方式对人工智能应用研发中使用的大模型技术和决策过程进行解释,当存在垄断风险时可进一步允许执法机构对包括保密信息在内的代码进行审查。并且可通过对抗学习等技术手段发现和处理算法偏见,也要求经营者在人工智能训练中不能够对偏见进行奖励,对算法进行中立化处理,不主动偏向特定经营者。针对后者,可结合《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和域外执法案例,确立互操作性治理要求以回应拒绝交易风险,以及确立非歧视性规则纾解限定交易和自我优待风险。而后,应当要求人工智能服务分发满足正当和中立要求,禁止执行基于特定身份的分类或预测任务,训练使用的数据集具备均衡性以减少偏颇判断。25

另一方面,执法机构应当通过事前风险监测和合规评估落实预防性治理要求,由此推动外部监管机制的完善为解决传统事后调查周期过长严重束缚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执法机构可在明确合规治理要求的基础上,借鉴公益诉讼制度中的风险监测与评估机制,强化事前风险治理以代替复杂的事后认定。具体到垄断风险监测,执法机构可以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人工智能事件监测案例,建立哨兵监测和实时监测机制,通过扫描媒体新闻和研究文章等材料发现可能对市场竞争产生损害的微弱信号和趋势,并对部分存在端倪和正在发生的竞争损害进行持续跟踪和分析。在上述基础上,执法机构除了颁布国家标准和反垄断合规指引外,还可出台相应合规框架和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最佳实践供经营者参考。同时,可以要求经营者定期提交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报告,并将此类报告作为后续进行反垄断调查和合规激励发放依据。

四、结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tiglitz指出,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巩固少数占主导地位经营者的权力,并且最终破坏经济公平和社会稳定。26鉴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快速迭代和应用广泛普及,应当健全配套的预防性治理体系以弥补传统事后监管的不足,全面落实我国《反垄断法》中的预防目标。虽然当前人工智能应用没有造成严重竞争损害,但是需要注意人工智能应用APP因为春节红包大战而逐步提升市场集中度,可能会不断拓展至下游应用市场而形成生态型垄断。执法机构应更加重视预防性治理手段,有效治理逐步增加的垄断风险,提升其驾驭隐蔽和复杂垄断风险的能力。在推动人工智能垄断风险治理路径由事后转向事前的基础上,要从明确经营者内部合规治理要求和健全执法机构外部风险监测与监管手段两方面推动风险源头治理,并且强化两者协同,避免预防性治理沦为宣示性口号,切实提升垄断 风险治理制度的周延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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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叶丹:《互联网巨头拼抢 AI时代“船票”》,载《南方日报》2026年2月6日,第B2版。

12.杨洁:《科技大厂角逐 AI流量新入口》,载《中国证券报》2026年2月2日,第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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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小慧:《红包“四国杀”,打响 AI 入口争夺战》,载《深圳商报》2026年2月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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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袁秀挺:《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市场的发展与规制》,载《人民论坛》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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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赵文君、高亢:《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典型案例》,载《新华每日电讯》2026年1月22日,第3版。

21.赵毅宇:《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预防性法律制度理论》,载《交大法学》2025年第6期。

22.《王先林:反内卷与反垄断》,载微信公众号“New Economist”2025年11月5日,https://mp.weixin.qq.com/s/8TiACTPG3yGqWOooSiewXg。

23.孟扬:《发挥公平竞争政策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作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5年第8期。

24.罗文:《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人民日报》2025年5月16日,第10版。

25.李成:《人工智能歧视的法律治理》,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

26.Hessie Jones, Joseph Stiglitz Warns Of The Looming Inequality Amid AI Monopoly Power, Forbes (Apr.13, 2025),https://www.forbes.com/sites/hessiejones/2025/04/13/joseph-stiglitz-warns-of-the-looming-inequality-amid-ai-monopoly-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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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金梦洋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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