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松等：内外贸一体化的制度型开放进路——以标准对接与引领为视角

王孝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宋浩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2月2日开放导报杂志微信公众号。

本文字数：1045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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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连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关键纽带，标准体系的对接与引领不仅关乎贸易便利化的实现，更对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长期以来，国内外市场的标准差异构成了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隐形壁垒。一方面，外贸企业在转向国内市场时，常面临标准转换带来的重复检测、认证成本增加等问题；另一方面，内贸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因不熟悉国际标准规则而遭遇市场准入障碍。这种标准体系的割裂，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外市场的供需错配，制约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充分发挥。当前，全球经贸规则正经历深刻重构，数字贸易、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的标准竞争日趋激烈。这既对我国标准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我国通过标准引领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机遇。推动国内国际标准体系的对接与引领，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还能将我国的产业优势、市场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增强我国在全球经贸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本文立足于标准对接与引领视角，探讨以标准对接与引领促进贸易一体化的机制与路径，以期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提供相关参考。

一、标准对接与引领是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核心组成

1、我国标准转化与参与水平不断提高

标准是国际公认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和世界通用语言。深度参与并积极引领国际标准制定，已成为一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维护产业链安全、赢得全球市场话语权的战略举措。近年来，我国在国际标准舞台上的角色正经历从被动追随者到积极贡献者，部分领域向领先并跑者迈进的关键阶段。

随着我国对标准对接工作的重视与持续投入，国际标准转化率稳步提升。《中国标准化发展年度报告（2023年）》显示，2023年国际标准转化率已提升至82%，这表明我国对国际通用标准的吸纳与整合能力不断增强，多数基础性、通用性国际标准已在国内体系中得到系统性引入和应用。此外，我国也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标准化国际合作，标准化国际合作水平不断提升。截至2023年底，我国与65个国家、地区标准化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8份标准化双多边合作文件，其中与47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署57份合作文件。

从领域来看，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标准供给持续增加。我国企业早期参与的国际标准对接多集中于基础零部件、材料等传统工业领域，目前我国已将资源聚焦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碳达峰碳中和等关乎未来全球竞争格局的战略性新兴领域。例如，截至2024年5月，我国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全球占比超过42%，我国移动通信探索形成了“超前预研、标准引领、体系创新、网络先行、应用赋能”的发展模式。同时，在关乎国计民生与未来竞争力的集成电路、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同步部署了200余项国家标准的研制任务，旨在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这一趋势在各层级标准中也均可以得到体现：2023年新增备案的行业标准中，45.9%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公布的团体标准中，该比例更是高达50.3%；企业自我声明公开的标准中，有38.5%涉及新兴产业。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标准参与深度与广度显著提高，成为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支点（李文文和郎丽华，2024）。

此外，中国在国际标准舞台上的角色正从国际标准的被动“采纳者”向主动“制定者”和“引领者”迈进，实质性参与度与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一方面，我国专家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等核心机构中担任技术机构主席、秘书等关键职务的数量持续增长，对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截至2023年底，国内已有2003家企业的3631项标准成为“领跑者”，覆盖893类产品及服务。这不仅推动了国内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的提升，更培育了一大批有能力、有经验参与甚至主导更高层级标准制定的企业，为我国从“采标”转向“制标”和“引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对标准对接与引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十五五”规划指出，“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态势愈发明显，外需增长势头不如从前强劲。与此同时，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更进一步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在贸易领域，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美西方国家通过加征高额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等手段，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入本国市场，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需要加强国内市场开拓，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避免较大的外部需求冲击给企业经营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

为切实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在标准升级方面，我国企业整体而言在国际标准对接中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然而也需认识到，在打通标准衔接、市场互通、规则深度融合等方面仍面临一定挑战，需在后续工作中予以重视并持续推进。从现实情况来看，在企业进行国内外市场开拓与转换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与地区在技术标准、认证流程和监管要求上的不一致，极大地增加了企业跨国经营的成本与复杂性，对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形成了阻碍。与国外标准相比较，国内部分行业的标准体系滞后，难以适应技术快速迭代和全球市场变迁的需要。这种差异导致国内企业在转向国际市场时，常常需要重新调整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提高了企业的研发与制造成本。此外，试图从外贸转向内销的企业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其产品虽已满足国际标准或出口目标国标准，但进入国内市场时，常需依据国内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由国内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新一轮的全项目检测。从国外各国的标准比较来看，同一产品若想同时进入不同市场，往往也面临多重标准带来的合规负担，针对不同市场的不同认证标准要求企业投入大量时间、人力和资金。这种重复性检测与审批不仅推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还可能因认证周期过长导致产品错过最佳上市时机，最终削弱了企业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动机（张武康等，2025）。

二、以标准对接与引领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逻辑机理

1、降低企业认证成本与生产成本

企业的国内外标准对接一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减少重复检测认证的成本。当企业能够以一套标准、一次检测、一次认证同时进入多个市场时，其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显著下降，从而激励企业积极参与内外贸一体化。

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看，为同时满足不同市场的标准要求，许多企业被迫放弃规模化生产模式，选择建立专供国内与专供海外的两条或多条生产线。这种分线生产的方式虽能解决合规问题，却导致生产资源的碎片化，企业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最终削弱了企业的价格竞争力。除生产线布局外，针对国内外不同市场的产品，企业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标准采购不同的原材料、中间品，并且进行差异化的库存管理，这种运营流程的复杂化，直接增加了企业的人力与管理成本，降低整体运营效率。

2、助力企业构建市场信任，提升竞争优势

在品牌影响力方面，内外贸企业都面临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不足问题。长期依赖加工贸易的外贸企业多采用“两头在外”的订单化生产模式，嵌入国际品牌商的代工链条，缺少自有品牌建设及资源积累。这类企业在尝试转向国内市场或构建自主国际品牌时，面临市场对该品牌熟悉度不够、品牌影响力弱的问题。对于内贸企业而言，虽然其相较于外贸加工企业有着一定的生产销售经验以及国内客户积累，但在打入海外市场时，仍面临品牌国际知名度低的情况，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取国外消费者的信赖。

而标准就是品牌能力的一种体现，国际标准或国内外互认的标准为企业产品品质提供了直观、可信的依据。当一家企业的产品标注其同时符合欧盟标准、美国标准与中国标准等多种标准时，可以向市场传递其品质经过多重权威验证的信号，更快地建立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信任，为企业进行品牌营销和市场开拓奠定基础。对于拓展国外市场的企业而言，满足国际标准能在较大程度上为企业开拓市场、赢得消费者信任提供帮助。对于出口转内销企业而言，实施“同线同标同质”后，这些企业可以将曾经专供国际市场的优质产品直接投放至国内市场，凭借“出口品质”赢得国内消费者的青睐（李文文和郎丽华，2024；孙浦阳，2025）。

对于能够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甚至引领国际标准制定的企业而言，参与或引领标准制定本身就是品牌实力与技术水平的直接体现，在扩大产品销售市场的基础上，该类企业还能够凭借较强的行业影响力、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与定价主动权，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更高的盈利水平（孙铭壕和钱馨蕾，2021）。

3、提高企业供应链稳定性

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不确定性较高，地缘政治冲突、贸易限制措施等都可能使依赖单一市场或单一供应商的供应链发生断裂，而标准不一致是阻碍企业快速切换供应商或销售市场的重要壁垒。在中间品采购方面，兼容的原材料标准、零部件规范等，使企业能够建立全球化的备用供应商网络。当原有供应商因自然灾害、地缘冲突或经营问题出现断供时，企业可凭借兼容的标准快速寻找到合适的替代供应商，确保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直接适配现有生产线，最大限度缩短供应链中断恢复时间，保障生产的连续性和订单交付能力。在产品销售方面，标准兼容能显著降低企业进入新市场的制度性门槛，当某一出口市场因经济周期波动、贸易摩擦或地缘政治冲突出现需求萎缩时，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和更快速度实现同一产品在其他海外市场或国内市场的销售，从而实现稳定经营。

4、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对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标准对接能够为企业提供一个明确的技术追赶目标，企业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国际前沿的技术水平与质量要求，从而为其研发创新指明方向，有效降低企业因标准不明确或标准频繁变动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与风险，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创新成果一旦形成，其潜在应用可拓展至国内外两个市场，创新的规模效益和投资回报预期显著提升，从而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工艺革新等产生更强的激励作用。标准对接会对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形成较强的倒逼效应。对于内贸企业而言，内外贸标准不统一时，在受标准壁垒保护的局部市场环境下，容易因竞争压力不足而缺乏创新动力。推动国内与国际标准对接，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使得企业的生存压力大幅提高，过去依赖国内特有标准或较低标准就能盈利的模式难以为继。为了能够产出满足国际先进标准的产品，企业需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全面提升产品性能与质量水平，并对现有的生产工艺、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方位的优化与革新（董琴等，2024）。此外，国际竞争压力有助于推动我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将资源配置到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环节中，这一结构优化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增强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王维平和牛新星，2021；王静，2024）。从长远来看，企业持续的研发创新有利于其从国际规则的“被动适应者”逐步向“主动制定者”的角色转变，不仅能帮助企业掌握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更有助于企业将这种核心优势转化为稳定的市场地位和持久的竞争优势，对于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5、通过产品质量升级与价格优势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从而提升我国市场供给的整体质量水平

标准对接在促进内外贸一体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产品质量升级与价格优化等，切实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国内外标准对接后，外贸企业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其出口产品，国外企业也可以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极大地扩展消费者的选择，消费者可以更加便捷地享受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高品质产品。此外，标准对接激发的竞争效应会驱动市场价格更趋合理，并加速产品创新迭代。当内外贸标准实现对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在标准上趋于统一，实质上降低了国际优质品牌和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制度性门槛。更多国际品牌的涌入，与本土企业在同一标准体系下展开市场竞争。为了在竞争中立足，所有企业都必须持续优化供应链、提高生产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带来的成本优势，以及竞争加剧带来的定价压力，会共同促使企业将部分利益让渡给消费者，消费者能够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享受到同等或更优质量的商品与服务。

对标国际市场上严格的安全标准与可持续标准，还能提升我国市场供给的整体质量水平。随着消费观念的升级，现代消费者的安全、健康、环保观念显著增强。为达到国际上更为严苛的产品安全、绿色环保标准，企业必须采用更安全的原材料、革新生产工艺、建立更完善的质量追溯体系，这有利于带动产业链的质量与安全水平的提升，从而响应消费者对安全、绿色环保等理念的强烈诉求。此外，对绿色、低碳标准的推广与应用，推动了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普及，使得消费者在追求个人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能通过购买决策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从而获得更高层次的心理满足与幸福感，实现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的共同提高。

三、以标准对接与引领促进内外贸一体化的现实挑战

1、标准对接高端人才与技术支撑有待强化

为对接国际标准要求，企业需要对现有的产品生产技术进行升级改进，包括对产品核心参数的重新校准、关键零部件的替换与改进，以及生产流程的调整等，这一系列变化都需要企业投入大量技术资源进行反复测试与优化，以确保产品在满足新标准的同时保持竞争力。在当前逆全球化不断抬头的背景下，部分国家对高科技技术和产品实施出口管制，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引进与学习造成了较大阻碍，从而也对企业的研发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才是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标准对接工作需要既精通专业技术，又熟悉国际标准体系，同时具备优秀外语能力和跨文化沟通技巧的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的培养需要较长的周期，而当前我国标准化人才培养体系仍不完善，特别是在标准更新迭代速度较快的新兴领域，人才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对于部分中小企业而言，其往往难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和发展平台，因此面临内部培养人才流失与外部人才引进困难的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标准对接能力（张磊和刘泓义，2025）。

为了实现标准对接，企业不仅需要对生产流程、产品技术方面进行相应的改进，还需对内部的业务流程和管理体系进行相应的完善。因此，企业需投入一定的资源与时间进行系统建设和人员培训，以建立更加规范、透明的质量管理体系，完善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追溯系统，并加强对供应链的管控能力。

2、企业在标准对接过程中面临因研发、技术升级、试错成本等带来的巨大资金压力

为了实现标准对接甚至是标准引领，企业对产品生产的调整涉及技术研发以及设备技术采购等活动。研发活动往往对资金有着持续性的较大需求，这对企业的资金储备与资金借贷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可能面临融资途径较少、融资成本较高等困难，对企业开展国际标准对接构成了较大挑战。标准对接通常要求企业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包括购置新型生产设备、引进精密检测仪器等，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资金压力。标准对接与引领还需要企业组建涵盖技术研发、质量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专业团队，专业人员的薪酬福利、培训费用等也是企业的一笔持续性支出。

研发与技术改进活动还会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问题，当研发环节或标准对接过程中的其他环节出现问题时，前期投入的研发、设备和人力成本将难以回收，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周期的延长可能直接导致产品错过最佳市场窗口，造成更大的机会成本损失。

3、全球标准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及我国在标准体系制定中的话语权有待提升，使企业在对接与引领标准方面面临更高制度性成本

尽管近年来我国参与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但在实质性主导标准制定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众多领域的国际标准主导权依旧被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龙头企业及机构所掌控。这些主体凭借其先发优势和技术积累，往往将自身专利技术嵌入标准体系，形成技术壁垒，对我国企业对接以及引领标准产生较大阻碍。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革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标准互认的难度。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主要经济体之间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发达国家出于维护技术优势和保障产业安全的需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采取更为保守的技术合作态度。这种倾向直接体现在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强化上，存在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增设新型认证要求、严格原产地规则等现象。随着我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参与越来越多，一些国家可能有意阻挠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从而阻碍了国际间标准互认进程的推进，增加了我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对接的制度性成本，使我国推动内外贸一体化面临更多外部阻力。

近年来，欧美众多国家大力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不利于中国产品的出口。此外，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且呈现长期化趋势，对企业国外市场开拓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企业在前期为对接国际标准付出较大的成本后，仍面临市场开拓不易、海外市场销售短时间内难以弥补较大成本的挑战。

区域贸易协定的逐步发展，也为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随着各类区域性经贸协定的签署和实施，各区域市场可能会有各自的标准与规则，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区域内贸易便利化，但也导致全球标准体系出现碎片化特征。企业在开拓多个区域市场时，不得不应对不同的技术法规和认证要求，从而增加了合规成本和运营复杂度。这种全球标准治理体系的多元化发展态势，使得建立普遍适用的国际互认体系面临更多障碍，给我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四、以标准对接与引领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路径

（一）构建分层分类的标准对接与引领体系

整体而言，我国需要加快布局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顶层设计，尤其要重视基础创新领域和“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化活动，力争获得更多关键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话语权和主动权。但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我国各产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技术实力及国家战略需求，分层分类制定精准策略，兼顾扩大优势领域和弥补短板领域，从而更加高效进行国际标准的对接与引领。

首先，在已经具备全球领先优势的战略性与关键性领域，主动推动中国标准走向世界，将我国的技术积累和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对于高铁、特高压、第五代移动通信、新能源等我国已实现并跑甚至领跑的领域，积极鼓励与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和顶尖科研机构，在国际标准平台上对先进技术和标准进行宣传推广。在宣传渠道方面，积极利用数字化平台、国际性展会和技术交流研讨会等多种渠道进行全球范围的宣传与推广，提升在国际社会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与此同时，企业和科研机构院所等可以将其先进标准及时融入最新的技术或产品中，从而在促进产品和技术“走出去”的同时推动标准协同“走出去”。

其次，在我国具备一定优势、与国际先进水平大体相当的领域，企业层面，应积极对标对表，将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进行对比研究，主动参照国际前沿标准，优化产品设计，改进生产工艺，从而实现产品质量与标准水平的同步提升。国家层面，促进国内外标准互认，从制度层面为企业的国内外市场转换减少障碍，提升内外贸一体化便利水平。

再次，对于技术积累相对薄弱或属于新兴阶段的领域，应建立健全对国际标准的长期跟踪与快速转化机制，主动对标、积极采纳国际通行的先进标准，鼓励企业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对于企业的学习研发活动给予较大力度的补贴，对其专利申请、新产品研发等实行一系列的便利化政策，从而实现对国际标准的快速追赶。

（二）加强政企在标准对接与引领过程中人才培养、技术支持、行业引领等方面的协同

对于在标准对接与引领中存在的标准化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标准化人才缺乏、中小企业标准化人才培养意识不强等问题，需要加强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为我国的标准对接与引领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国家层面，积极构建系统性的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标准化教育顶层设计。整体谋划标准化人才培养类型和重点培养方向，推动标准化学科建设，在高校设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专业课程，并与国际标准组织合作开展联合培养项目，培养精通专业技术、熟悉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加强对标准化人才的实践培训力度，为学生提供种类丰富的实践平台，更好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建立完善标准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全球主要标准组织的标准信息，为企业检索、追踪最新国际标准提供便利。发展专业化的标准技术服务机构，整合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的标准化专家资源，组建公益性的标准对接专家顾问团，并加强专家团队与企业的沟通，为企业提供标准解读、标准升级方案制定等专业服务，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开展标准相关培训，帮助企业准确理解并掌握国际标准要求。

企业层面，建立健全标准化人才引进、培养与激励机制，充分激发人才活力。在引进人才后，重视与完善内部培养体系，通过与高校、专业机构等合作，为技术研发、质量管理等核心岗位员工提供系统的国际标准培训，并鼓励优秀员工参与国际标准会议。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将参与标准制定等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并辅以股权激励等长期激励措施，营造尊重专业人才、鼓励创新的工作氛围，确保核心人才的稳定性与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技术提升方面，企业要引进先进专业人才，加强自主研发创新，及时对生产流程、设备等进行改进。政府应与行业、企业加强多方协同，鼓励在重点行业中具有技术优势和国际化经验的领军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分享国际标准对接经验、提供技术指导。以龙头企业牵头组建行业标准联盟，组织中小企业共同参与国际标准研讨、开展技术对标和联合攻关，通过技术帮扶、体系建设和人才培训等方式，带动中小企业提升标准水平。将成熟的企业标准转化为团体标准，形成产业链标准体系。对在标准协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可给予项目申报、资金支持等政策激励。通过以大带小的协同模式，加速中小企业对接国际标准的速度，促进产业链各环节的标准互通互认，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从而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在国际标准领域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三）以多项政策协同释放企业对接与引领标准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企业对接乃至引领国际标准，需要开展前期的研发活动，对资金有着较高需求。为了鼓励企业积极对接与引领国际标准，对于成为领跑者的企业，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切实缓解企业在标准对接前期所面临的巨大资金压力。在融资方面，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以及降低融资成本给予大力支持。具体而言，引导并鼓励银行对经认定的国际标准对接与引领企业开辟信贷绿色通道，提供包括中长期技术研发贷款、专项设备更新改造贷款等定制化金融产品。同时，以优惠利率向达标企业、标准引领企业发放贷款，实质性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鼓励企业进行标准对接与引领（王玉婧和张宇涵，2024）。与此同时，在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方面协同发力，对企业参与标准对接与引领提供直接激励。设立与国际标准对接与引领相关的专项奖励资金，对企业主导或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所产生的直接费用，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或事后奖励。在税收方面，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与信贷政策产生协同效应，以更大程度激励企业进行国际标准对接与引领（祝树金等，2025）。

（四）加大对企业在标准对接与引领过程中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高技术领域的标准背后往往涉及企业的专利申请，因而需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国家层面，建立严格高效的知识产权司法与行政保护体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侵权行为，保护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力。在行政执法方面，企业的标准对接可能是跨区域、跨行业的，要积极推进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建立知识产权侵权“黑名单”与信用惩戒机制，实现对侵权行为的快速响应与精准打击。同时，积极参与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协作，协助企业应对境外的知识产权纠纷（陈哲，2025）。

企业层面，在标准对接与引领过程中，对符合法律保护条件的智力成果，及时通过法定程序使其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并建立完善的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一旦发现侵权行为，立即寻求法律的帮助，通过行政、司法等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五）拓宽对接国际标准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主交流平台，拓展标准合作空间

当前，我国企业和机构对接国际高标准的广度和深度不足，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国际标准组织平台，通过深度参与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具体而言，应当建立系统的国际标准跟踪研判机制，组织专业团队持续关注ISO、IEC、ITU等主要国际标准组织的工作动态，及时把握新兴技术领域的标准制定机遇。同时，重点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机构的工作，推动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标准互认，积极实行标准“引进来”和“走出去”。在参与现有国际标准组织的同时，通过定期举办高水平国际标准化论坛和研讨会等方式，积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主交流平台，拓展标准合作空间。发挥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等区域合作平台的作用，将我国的先进标准推广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提升我国先进技术的吸引力，夯实我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地位，以中国标准“走出去”带动我国产品、技术、服务“走出去”。在合作内容上，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等战略领域和关键领域，提高我国在相关领域标准制定的影响力（沈玉良等，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