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侵华竟培育“东洋大马”数十年！这部“上海好书”为你深刻呈现

当我们回望那段沉痛的历史，视线往往聚焦于战场的硝烟、战略的博弈与人性的考验。鲜为人知的是，在那些被反复书写的主角之外，还有一些沉默的参与者：它们不曾言语，也无从选择，却被野蛮的侵略机器强行拖入战争的深渊。

侵华日军在实施其罪恶的侵略行径时，除了投入数百万兵力，还曾系统地驱使数十万匹军马、成千上万的军鸽与军犬奔赴战场。这些生灵被冠以“活体兵器”“无声战友”之名，实则成为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牺牲品。

它们的血泪，与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一样，都是那段黑暗历史不可磨灭的烙印。而这一长期被忽视的战争维度，正通过一部著作被系统地呈现出来——

《军马、军鸽与军犬：日本侵华战争与军用动物》一书，正是将目光投向这些“无声见证者”的深刻之作。这部荣获“2025上海好书”的作品，由复旦大学教授许金生撰写，从“军用动物”这一独特视角切入，不仅揭露了日军侵华战争的另一重面相，更深刻展现了侵略者将生命工具化的残酷本质。

军马：日军侵华的“铁蹄”与苦难载体

1. 为何对军马“情有独钟”？

日本为侵略战争在军马上耗费巨大心力。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富国强兵”，后更衍生“富国强马”理念。其本土马体型矮小，平均身高仅1.3米，被西方嘲讽为“穿草鞋的野兽”。甲午战争时日马性能不及中国马，日俄战争中更被俄军讥为“没长角的牛”。

为改变现状，日本实施持续数十年的“马政”工程：一方面从英、美、法等地引进优质种马，设立种马牧场；另一方面于1901年颁布《马匹去势法》，淘汰劣马；1922年起建立“马籍”，全面掌握马匹数量、体格与分布。至1930年代，日本马匹平均身高超1.5米，体重达500公斤以上，成为“东洋大马”，并最终被投入侵华战场。

2. “无马不成军”

侵华日军编制中，每100名士兵平均配备30至40匹马。由于机械化程度低，重武器、弹药、粮草等均依赖马匹运输。中国地形复杂，汽车难以通行，马成为唯一的“活体运输机”。

书中收录多张日军随军记者照片：在山西山路，军马驮运拆解山炮；在上海郊区泥泞中，马匹深陷至腹，士兵哭拉不动；在广东炎热天气下，马匹连续行军后常倒地绝命。正如作者所言：“马力即战力。军马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保持机动的不可替代‘铁蹄’。”

3. 惊人损耗与掠夺补充

战争消耗残酷，军马亦难幸免。仅1937年至1939年，华北、华中日军的军马损耗近10万匹，伤病马超50万匹，相当于每月近万匹非死即伤。死因包括鞍伤（30%–50%）、过劳与营养不良（20%–30%）、战伤（约10%）。军马常连续数日行走于泥泞，无水无粮，最终力竭倒毙。

日军本国马匹补充不足，遂大规模掠夺中国马匹。1939年后，侵华日军中中国马比例近半。这些马体格小、负重差，死亡更甚。马匹不足时，日军便“就地取材”：在江南抢水牛拉车，在山区用驴骡驮弹，在西北组建骆驼队。书中一张照片显示日军在上海郊区用水牛拉弹药车，加盖“检阅济・不许可”印章——因日军认为“皇军”用牛车有失体面，禁止公开。更甚者，日军在进攻南京时因马匹死伤过多，抢夺百姓自行车、婴儿车、独轮车乃至黄包车运输物资，队伍零落，被戏称为“咚咚锵部队”。荒诞场景背后，是中国百姓的财产损失，更是战争对生命的无情碾压。

军鸽：日军的“空中信使”与沉默牺牲者

在“活体兵器”体系中，军鸽是无声的空中信使，成为日军通信网络中特殊而关键的一环，尤其在电话中断、无线电静默或地形复杂时，承担传递情报、下达指令的任务。

1. 系统化培育：从引进到完整体系

日军重视军鸽，源于对西方军事技术的学习。一战中欧洲军队使用军鸽的成功经验引起日军关注。1918年，日军从法国引进1000只优质信鸽及4辆“移动鸽车”，并聘请三名法国教官，开启系统化训练。

1919年，陆军省成立“军鸽调查委员会”，负责繁殖、饲养、训练与研究。军鸽被细分为固定鸽、移动鸽、往返鸽、夜鸽四类，按战场需求专项训练。至1930年代，日军已在中野建立军鸽基地，并为关东军、华北驻军等配置军鸽部队，形成完整体系。

2. 战场实战：不可或缺的“空中生命线”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军鸽被大量投入战场。在通讯设施破坏、地形复杂、部队分散的情况下，军鸽成为重要通讯工具。七七事变后，仅华北日军便配备960只军鸽，编为8个“野战鸽小队”。这些军鸽在保定会战、石家庄战役等战斗中频繁使用，损耗率常超50%。

在山西、湖北等山地战场，日军依靠军鸽实现据点联络。例如1941年在晋城地区，日军以泽州、天井关为中心建立军鸽通信网，扫荡周边18个村庄时均携鸽同行，信件传递最短仅8分钟，最长30分钟。军鸽成为日军“扫荡”作战中保持指挥畅通的“空中生命线”。

3. 高昂损耗与资源掠夺

军鸽在战争中伤亡巨大。至1939年5月，华北日军累计使用军鸽3745只，其中失踪1005只，死亡385只，损耗率超37%。训练与实战中，军鸽因恶劣天气、天敌袭击、迷途或被击落而损失惨重。

为弥补损耗，日军一方面在国内推行“军鸽报国”运动，通过“帝国传书鸽协会”（后改称“大日本军用鸽协会”）以“捐献”名义征用民间信鸽。从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结束，日军征用信鸽估计超10万只；另一方面，在中国占领区设立“军鸽育成所”，就地繁殖训练。至1944年，陆军省计划将侵华日军军鸽定额提至7万只，足见其依赖之深。

军鸽不会选择为谁而飞，却在驱使下成为战争机器的一环。它们中有的被宣传为“精忠报国”的“无言英雄”，更多的则在暴雨、严寒与枪林弹雨中迷失或殒命。日军军鸽兵回忆：“有时放飞十只，只能回来两三只。看着空荡荡的鸽笼，心里和战场一样荒凉。”这些“飞翔的士兵”与无数生命一样，终被战争吞噬。

军犬：被“忠君爱国”扭曲的“无言士兵”

在“活体兵器”序列中，军犬在情感上最为复杂。它们本是人类伙伴，却被驯化为“忠犬”，在侵华战争中异化为侦察、警戒、搜捕乃至参与屠杀的工具。

1. “军犬报国”的旗号

日军系统化使用军犬始于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帝国军用犬协会”成立，以“军犬报国”为名推行全国军犬登记、训练与征用。至1940年，该协会在各地设立近千训练所，会员超200万人。许多家庭宠物犬、牧羊犬、猎犬被贴上“国防贡献”标签送赴战场。仅1939年，日本国内便向中国战场输送超3000只训练军犬。

2. 战场上的“活体探测器”

在侵华战场上，军犬主要承担三类任务：一是警戒与侦察，在夜间、雾天或复杂地形中作为“活体警报器”；二是搜捕与追踪，在“扫荡”中用于追踪抗日人员或搜捕平民；三是通信与运输，传递小件物品或牵引轻便物资。正如书中所写：“军犬不会说话，却成为日军实施控制与镇压的延伸工具。在河北、山西等地‘扫荡’中，军犬常冲在日军前面，成为百姓恐惧的象征。”

3. 同样难逃掠夺命运

军犬在战场上损耗严重。至1941年，华北日军使用的军犬因伤病、失踪、战死而损耗的比例超40%。由于本国犬只补充不足，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大肆掠夺民间犬只，甚至设立“军犬育成所”就地训练。这些中国犬往往训练不足，死亡率更高。

4. 被利用的忠诚

不少军犬曾在日本国内被宣传为“忠君爱国”典范，有的被授予“功绩章”，有的被塑造为“军犬英雄”。但在战场上，它们只是战争机器中可消耗的一环。一只名为“阿正”的军犬，曾在日本国内被评为“优良军犬”，送至中国后不到三月即因伤病死亡。它的故事，正是无数军犬命运的缩影。

它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作为侵华日军士兵兼战时作家，火野苇平（1907—1960）曾在《泥土与士兵》对战场实况如此记述：“马倒在路边，一半身体埋在泥里，有的还活着，用眼睛望着我们……我们也是满身污泥，像从地狱里爬出来一样。”

这些马多从日本农家征发，原为耕田劳力，却被强行送上战场成为“活体兵器”。它们没有选择，却被迫承担战争之重。许金生教授并未过多渲染情绪，而是通过数据、档案与照片进行冷静呈现，恰恰是这种克制的叙述，让那段被掩埋的苦难愈发显得沉痛而真实。

《军马、军鸽与军犬》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揭露动物参与战争的少为人知的历史，更在于从独特视角揭示战争本质：战争是全方位的消耗，从军人到动物皆难幸免；日军侵华并非临时起意，而是长期系统性准备的结果，马政、鸽舍、犬舍皆是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历史的细节常藏于不起眼处，一匹马、一只鸽、一条犬，看似微小，却能映照时代的残酷真相。若对历史感兴趣，若想了解战争更真实深刻的一面，不妨一读。这不仅是一本关于动物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战争、人性与记忆的著作，提醒我们永远铭记那段不应遗忘的历史。

荐 读

《军马、军鸽与军犬：

日本侵华战争与军用动物》

许金生 著

策划编辑 史立丽

责任编辑 赵楚月

装帧：精装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5年7月出版

本书首次系统梳理了近代日本以“富国强马”等为口号，大规模组建军用动物部队的历史。作者深入考察日军军用动物的编制状况，首度完整呈现了侵华日军历年军用动物的定额、实际使用量、损耗量，以及14年间使用与损耗的总数。通过具体案例，本书分析了日军军用动物伤病损耗惊人的深层原因，并揭示了日军如何“以战养战”——通过掠夺中国本土动物资源进行补充的残酷事实。最后，作者结合典型事例，从实战效能与战争动员两个维度，剖析了这些“活体兵器”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本书从“军用动物”这一独特视角切入，以确凿的数据和鲜活的史实，再次揭露了近代日本侵华的血泪真相。全书收录的近300张珍贵历史图片，多为日本随军记者现场拍摄，直观再现了日军军用动物的动员、驯养与战场实况。

本期编辑 | 陈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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