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晚年时，外国记者采访她对毛泽东看法，丁：主席对我个人不错

1979年秋天，北京的天已经有了凉意。采访车停在一栋并不起眼的院落门口，几位外国记者略带好奇地走进来，他们此行的重点之一，就是拜访那位曾在中国文坛上掀起风浪、又几度沉寂的女作家——丁玲。有人小声嘀咕：“她经历过那么多风雨，现在还愿意谈毛泽东吗？”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算不上轻松。

屋内的气氛却并不紧绷。丁玲坐在靠窗的位置，头发已经花白，眼神却依旧锐利。记者提问时略显拘谨：“您现在对毛泽东的看法，与过去相比，有变化吗？”这一瞬间，房间似乎安静了一秒。丁玲停顿了一下，很平和地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主席对我个人是不错的……”这句话，被记录在案，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思索。

很多人只看到这句评价，却未必清楚，这背后，是半个多世纪的起伏人生，是从五四青年到延安作家、从土改见证者到“问题人物”再到重新被肯定的一长串轨迹。要理解她对于毛泽东的那句“不错”，就不得不从更早的岁月说起。

一、从蒋伟到丁玲：命运被时代推着向前

1904年，湖南常德一户书香人家添了个女儿，取名蒋伟。父亲早逝得快，家道随之中落。家里仍坚持送她读书，这在那个年代的乡村，其实已经算是开了口子。少年时期，她在长沙求学，与杨开慧做过同窗。课堂外，关于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学生的议论，经常在校园里飘来飘去，只是那时的她，还想不到未来会与这个名字产生怎样的交集。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席卷各地。蒋伟接触到新文化，也对“自由恋爱”“妇女解放”等观念十分认同。舅舅早早给她定下与表哥的婚约，她却在母亲的支持下，毅然决定退婚。这个选择，在家族中掀起不小的风波，也让她心中更坚定了一条路径——旧的路不能走下去了。

不久，她离开故乡，漂泊到上海、北京等城市谋生，接触左翼文化圈，开始用笔发声。那时，她已经改名“丁玲”，这个笔名渐渐取代了本名，成了她与时代对话的标识。新旧观念冲撞、个人命运与国家危亡交织，很多同代青年会迷惘，她却选择用文字和行动回答。

在上海，她与出身同样清贫的青年胡也频相识。两人理想相近，性情相投，很快走到一起。1930年，他们的儿子胡小频（后改名蒋祖林）出生。小小的住所里，书堆挤满墙角，生活拮据，却充满希望。有人后来回忆那段时间，说他们家“桌子上既有奶瓶，也有油印机”，有点理想主义青年的浪漫，也有现实生活的艰难。

好景维持得并不长。1931年初，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左翼文化人士，胡也频被捕。丁玲奔走求援，“左联”的同志也想办法营救，联系各方力量，却终究没能阻止悲剧。2月7日，胡也频被秘密杀害。这一天之后，丁玲的生活被彻底撕开了一个口子。

丈夫牺牲，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母亲也需要照顾，经济压力、政治压力一起压了下来。有意思的是，在这样的乱局里，她并没有退缩，而是更加靠近左翼阵营。恰在这个时候，一位名叫冯达的青年走入她的生活，对她和孩子多有照应。11月，两人住到了一起，算是结了新家。短暂的安稳，也是在风暴边缘。

接下来的三年，两人一同斗争，也一同被捕。在南京的监狱里，丁玲生下女儿蒋祖慧。狱中生活极其艰难，外界却没有放弃她。宋庆龄、鲁迅等人以及中共地下党多方奔走营救，最终促成她获释。然而，获释之后她的判断非常清楚：自己被捕，与冯达的叛变密切相关。1936年夏天，她作出决定，离开南京，离开这个男人，转向陕北革命根据地。

这一次选择，可以说是把个人命运彻底与中国共产党、与正在酝酿的革命洪流绑在一起。从此，她再也没有与冯达见面。很多年后回望，那一程离开南京的旅途，既是情感决断，也是政治站队。

二、初到延安：被期待的“丁大作家”

1936年11月，在绕过一层又一层封锁线后，丁玲终于抵达陕北，走进延安城。黄土高原的风很硬，窑洞简陋，物质条件和她在上海、北京的生活相差极大，但她心里清楚，目的地到了。

对毛泽东而言，她并非陌生名字。早在1930年代前期，丁玲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在黑暗中》等，就已经在知识界引发讨论，对旧社会的黑暗与妇女的困境进行了大胆剖析，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延安的领导层，多多少少都读过她的小说，知道她是“左翼女作家中的代表人物”。

第一次正式见面时，延安的条件谈不上宽敞，气氛却颇为热烈。毛泽东刚刚走完长征不久，身体还在恢复，颧骨突出，身形清瘦，宽大的灰色衣服挂在身上，让人一眼就能看出长途跋涉留下的痕迹。他主动伸手，用略带湖南口音的话打趣：“你就是丁玲，大作家，我看到你写的文章，很好嘛！”语气平和，不带架子。

丁玲原本在想象中描绘过许多次毛泽东的样子，有严肃的、有威严的，却没想到会是一种这样近乎随和的接待。她一时有些局促，心里却是有些感动的。据在场的人回忆，那天大家笑声不少，场面远比想象中轻松。

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为她准备了欢迎宴会，毛泽东、张闻天等党和红军领导人都出席。周恩来忙前忙后，还亲自给她倒水。对于一个刚从国统区来到边区的女作家来说，这样的礼遇并不普通。这种态度，本身也传递出一个信号——延安需要文人，需要笔杆子。

宴会散后，毛泽东单独问她：“你想到延安来，准备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不只是寒暄，更是对她的期望。丁玲早就有了想法：“我想当红军！我要上前线当红军！”这话说得干脆，有点年轻人的倔劲。毛泽东听后很高兴，笑着说：“好呀，还赶得上……你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语气里，有肯定，也带有一种鼓励。

在延安，丁玲参与了多项文艺工作，也确实有机会深入部队、深入群众。她的才华很快得到认可，党内对她的评价，大体是“有才、有勇气”。不过，不得不说，理论与实际之间，总会存在一些缝隙。领导人对她的期待，并不仅仅是写作能力，而是希望她能在基层实践中完成一次再塑。

延安时期的交往，为她后来对毛泽东的复杂感受埋下了底子。一方面，毛泽东赏识她，为她提供平台；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政治运动与文艺政策的变化，也让她切身感受到“被批评”“被调整”的分量。前期的亲切记忆与后期的严格要求，交织在一起，很难用简单好坏概括。

三、从土改到长篇：基层经验与“有才气”的评价

解放战争中后期，土地改革成为各解放区的一项重大工作。1946年，土改在多个地区全面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丁玲被派往张家口附近的温泉屯，参加那里的土改工作。对一个习惯待在书桌前的人来说，下乡并不轻松，却极有必要。

温泉屯不过是冀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庄，却可以视作整个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地主、贫农、中农之间的张力，旧习惯与新政策之间的拉扯，几代人形成的秩序被重新打乱再组合，这一切，每天都在发生。丁玲在那里待了二十多天，参加会议，旁听诉苦，和农民同吃同住，看着“翻身”的过程一点点展开。

有意思的是，很多细节在外人眼中可能不起眼，她却格外在意。谁在发言时声音哽咽，谁在分地时悄悄后退半步，谁在听完政策解释后心里仍打鼓，这些都被她记在心里。离开温泉屯时，村子里的路还是那条路，人还是那些人，但在她看来，气氛已经完全变了。旧势力被打下去，贫苦农民被推到前台，这种剧烈的社会变动，为一个作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

从1946年11月开始，她根据在村里的见闻与积累的材料动笔创作，整整写了近两年，到1948年春才完成初稿。这部后来广为人知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字数超过二十三万字，集中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人物关系复杂，情节交织，是那个时期少见的“贴着现实走”的文学作品。

完成之后，丁玲把稿件送给胡乔木等人，希望听取意见。那时正是1948年夏天，战争已近决战阶段。某个炎热的下午，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聊天，话题从时局、战事一路转到文艺创作。胡乔木趁机提起丁玲的新作，说她写了一部长篇，聚焦张家口附近农村的土改，正在征求意见。

毛泽东问他们怎么看。胡乔木等人基本给出积极评价，认为写得很好，只是有个别细节可以再斟酌。这些讨论不只是文学鉴赏，某种意义上，也是党内对文艺作品的一次“内部审读”。毛泽东当时还没有亲自看完这部小说，但对于作者，他知根知底，因此给出了那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判断：“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缺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

这句话，表面看像一个评语，其实透出一种典型的延安式思路——文艺工作者要下基层，要到权力和事务最前线去打滚。写小说固然重要，但如果能当一段时间县委书记，直接面对农村的各种矛盾与具体事务，那么笔下的形象就会更加深刻，立场也会更加稳固。从这个角度看，“有才气”只是起点，“有实践”才算完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先后在文联、作协等单位担任职务，参与多项文化工作，身份从“边区作家”转变为“新中国文化干部”。表面上看，这是一条不断上升的轨迹，但真实情况并不平坦。文艺政策的每一次调整，政治运动的每一波起落，她都要面对。

1984年8月1日，中央正式肯定她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确认她是党忠诚、有贡献的党员。这个评价，凝结了漫长岁月中的起落与复归。某种意义上，她与党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一刻得到一个相对清晰的定位。

四、晚年回望：一句“不错”背后的分寸与分量

回到文章开头那场采访。那时的中国，已经在处理“历史问题”，社会舆论瞬息变化，许多旧事被重新提起。作为亲历过延安、土地改革，又经历过政治挫折的老党员，丁玲很清楚，每一句话都不仅仅是个人回忆。

当外国记者问她，对毛泽东的看法有没有改变时，问题本身就带着某种试探意味。有的人可能希望听到彻底的否定，有的人则期望听到绝对的拥护。但丁玲给出的回答，却既简单又耐人寻味：“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主席对我个人是不错的……”

前半句，是对历史事实的承认。这一点，在她这一代共产党人中并不罕见。无论如何评价具体政策，对于“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判断，他们大多是认同的。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关键节点上的决策与担当，很难被简单抹掉。

后半句，“对我个人是不错的”，则显得格外有分寸。相较于空泛的高帽，这句话既具体，又保留了空间。她经历过被肯定，也经历过被批评；享受过重视，也承担过代价。说“不错”，既不是无条件美化，也不是情绪化指责，而是一种在长期共事、反复起落之后形成的冷静判断。

试想一下，从1936年初到延安，到1948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完成，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重要职务，直至经历曲折又重新得到肯定，这中间的岁月有多长。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她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但有几件事情，她始终记得：延安的第一次欢迎宴会，前线工作的鼓励，长篇小说完成后给予的重视，以及在许多关键时刻对她作为“革命作家”的身份认定。

不得不说，她这句“不错”，既是一种个人感受，也是一个那个时代老党员的典型表达方式。既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又不把个别挫折无限放大。对很多关注她的人来说，这样的评价里，既有感情，也有理性。

1984年以后，她的公开活动相对减少，身体状况逐渐走下坡路，但关于她的争论并未完全消失。有的读者更在意她早期关于女性困境的描写，有的研究者则从她与党组织的关系、与毛泽东的互动中，寻找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从1904年出生，到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到延安时期的接触，到土改中的深度参与，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角色变化，直到晚年的那次采访，这条线索其实相当清晰。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在乱世中做出一次次选择，最终把自己放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中。她的遭遇有个人色彩，更有时代烙印。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丁玲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绝对受害者”或“绝对受益者”的单一角色。晚年的那句评价中，既有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肯定，也有对个人经历的朴素感受。说“对我个人不错”，既是一句平实的话，也是对往事的一种温和安置。

1986年，她在北京离世，终年82岁。回顾她的一生，从被称为“丁大作家”的青年，到被评价为“缺少一点基层锻炼”的干部，再到被认定为“忠诚、有贡献的党员”的晚年身份，她始终没有脱离大时代的漩涡。而那几次与毛泽东的交集，无论是延安窑洞中的握手与鼓励，还是对长篇小说的肯定与评议，最终都沉淀进那句轻描淡写的结论里。

“主席对我个人是不错的。”这句话看起来平常，却包含了漫长岁月中的苦辣酸甜。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种不夸张、不渲染的表述，恰恰更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