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00万“老漂”被“困”住的生活：儿女再好这里也不是我的家丨时光的朋友

　　 “老漂”成为时代现象

　　 我的新书《银发摆渡人》出版后获得了很多关注。所谓的“银发摆渡人”其实就是漂泊到异乡帮子女带孩子、做家务的老年群体，也就是俗称的“老漂族”。“老”和“漂”仅仅是表象，漂泊的背后是摆渡，帮子女渡过育儿生活难关。

　　 这个想法其实是受我一个同学的启发。他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老人不就在撑船吗？一个老人，他要帮子女在生命的河流里渡过一段难关。

　　 老漂现象是中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一个趋势，可以概括为“从开枝散叶到重新聚合”。

　　 “开枝散叶”是青年人离开父母和家乡，到外地立业成家。“重新聚合”是老人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和子女团聚。老漂现象的出现是中国人口流动逻辑的自然延伸。依据"七普"和相关统计数据测算，当前我国专门为照顾孙辈而流动的老年人口有1000万左右。

　　 除了规模性的人口流动，“老漂族”出现的另外一个逻辑是代际支持的无限责任模式。

　　 在中国文化里，父母尽的是无限责任，不仅要养育孩子，还要帮孩子带孩子。在国外，父母不认为给子女带孩子是自己的义务。我一个同事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他说美国年轻夫妻自己带孩子有的很“狼狈”，老人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才会提供支持。

　　 代际支持的无线责任的另一面是城市核心家庭难以独立应对抚育任务，或者说核心家庭功能的超载，老人带孩子也就成了城市青年家庭的刚需。

　　 有人会问，既然“老漂”是一种时代现象，那么它有一天会消失吗？

　　 在我看来，老漂现象产生的社会性原因是劳动力流动所引发的老年人口流动，深层次的原因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不平衡。只要这两种不平衡存在，老漂现象就不会消失。

　　 所以，在可见的未来，“老漂族”依然会长期持续存在。

　　 “老漂族”的“心甘”和“委屈”

　　 当一个老人决定成为老漂时，他首先想到这是我的责任，义不容辞，这种文化的心理力量非常强大，他自己都没办法拒绝。

　　 有些老人还会考虑以后养老的问题：如果不给子女带孩子，日后儿子儿媳妇不给我养老怎么办？

　　 我们调研中确实发现一部分老漂有“心甘情不愿”的想法，但不是全部。之所以“心甘”，是因为老人认为给子女带孩子是义务，特别是男方家庭，奶奶这个角色涉及更强的义务感。

　　 之所以“情不愿”，是因为确实有难处，可能涉及异乡的适应成本，家里高龄老人的照料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有多个子女，有的子女还没有结婚，老人还要挣钱，这就面临着到底是给这个子女带孩子，还是出去打工挣钱，给其他儿子完婚。

　　 “老漂族”进入到城市青年家庭，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变化，也产生了不少矛盾。除了饮食、消费习惯、作息时间的不同外，最主要的矛盾还是育儿理念的差异。

　　 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妈妈，育儿非常细致。有的妈妈自己做，有的则是提要求，老人来执行，这里就会产生矛盾。第一，老人未必能执行到位；第二，老人可能心里不认同，认为没必要。

　　 比如卫生，对于月份大一点的孩子，老人可能就用自己的筷子夹一口菜直接喂孩子，但是年轻妈妈会认为这个做法不卫生。有的妈妈会给老人布置很多任务，制作一个作息表，早上几点要读古诗，几点要吃东西，几点要到楼下活动，一天都排得满满的。有的老人心里不认同，儿媳妇发现他没这样做，心里就不满，就会产生矛盾。

　　 还有的老人更相信自己的土办法。比如我们在成都调研，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肚子痛，老人听说老鹰爪子的粉有效，就想办法从老家弄过来。我们在佛山调研的时候，还遇到一个湖南的婆婆，她特别信活络油，孩子只要发烧肚子痛，就抹活络油，儿媳妇自己就是医生，可想而知她根本不信这一套，所以矛盾就很大。

　　 在矛盾大的家庭关系里，“老漂族”会产生很多负面情绪，比如委屈。不是说在家里带孩子寂寞，而是说他的生活位置很边缘，子女回家和他也没有那么多交流，老人有些心里的苦无处诉说，就会想家。

　　 我在调研中发现老漂最主要的心理情绪问题其实是委屈，有的老人讲着讲着就哭了，这背后确实反映了家庭关系的一种状态。

　　 大多数老漂是50后60后，这几代人比较能忍耐，有忍气吞声的特点，不好的情绪通常不会发出来，会憋在心里。他这种忍耐和压抑的状态，背后的逻辑就是委曲求全：一来，这都是自己的孩子，二来，不考虑儿媳妇还要考虑儿子吧。所以，在家庭系统内部，老人害怕破坏关系，害怕情绪发泄出来之后影响儿子儿媳妇，怕对他俩婚姻有影响。

　　 中国的父母太替子女考虑，把这种内在的压力全部都自我消化，所以委曲求全。之所以有委屈情绪，是因为生活中有摩擦矛盾，心里不满；求全是要保证家庭和谐，最后只能自我消化。

　　 有的老人会自我安慰，把带孩子当成一份工作，虽然没有钱，开心也是干，不开心也是干，索性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免费保姆”，我在外面工作也会受气，忍一忍就过去了。

　　 有的老人有自己的社交，聚在一起吐吐槽。有的老人会跳广场舞，特别是女性，这也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排遣情绪的方式，运动出汗，锻炼筋骨，关键是跳广场舞会认识人，这也是一种社交。

　　 还有的老人缓解压力的方式是定期返乡，特别是省内漂，从省城回到老家的县城或者村里面，相当于休假，休个两三天，有的老人要回家里赶个红白喜事，送人情。老漂回老家之后看看老人，和邻居聊一聊，参加酒席，也能舒缓情绪，这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还有一种宣泄方式就是发火，有的是策略性发火，通过发火来争取权力，表达不满。通俗点说，是要给儿媳妇点颜色看看。其实她也拿捏着分寸，知道儿子儿媳妇离不开她。

　　 有一些不是策略性的，就是忍无可忍。这个时候就看儿媳妇的态度了。如果儿媳妇也是忍无可忍，那就真的会爆发争吵，双方关系可能会阶段性破裂。有的老漂会说，我回去了，不待了，谁爱带谁带，赶紧给我买票，我今天晚上就走，有的老漂，回到家就开始后悔，因为惦记孩子，等儿子儿媳妇说几句好话，马上气就消了，就又来了。

　　 所以中国的父母和子女之间有基于责任形成的关系，它的情感修复也存在一种魔力，冲突之后有可能恢复得很快。

　　 “中年人的新活法”

　　 走进“老漂家庭”，我们会发现有些子女没有孝敬老人的意识，忽视了老人的情感和心理需要，老人心里委屈。甚至有的老人抱怨说：儿女有“巨婴”心态，老人晚上不仅要伺候孙辈，还要伺候儿子儿媳妇。

　　 这种代际关系里的反馈不足，尤其是情感和心理维度的反馈，我称之为“孝道匮乏症”。

　　 孝道匮乏是一种客观后果，有的是因为儿女有心无力，在单位忙工作，下班了忙着卷孩子，在反馈和孝敬老人方面的投入就不够。还有的儿女经常出差，一出差就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更长。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强调中年人要学会做儿女就有点乏力。

　　 所以我提出一个有点理想化的概念是“做自己”。只有中年人更好地做自己，才可能在做父母和做儿女之间找到平衡，才可能形成一种我所理解的理想的家庭生活伦理。

　　 中国家长在落实抚育责任方面遵循的是无限责任伦理。我强调做自己，实际上是强调要变成有限责任伦理。

　　 我们的无限责任伦理源于农耕社会，当时经济不发达，所以一定要强调父母更多地替子代考虑，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子代，在托举子代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过去讲“过日子”是“过孩子”，这是我们原来的文化模式：没有太多做自己的空间，特别强调做父母，通过做父母来实现人生价值。

　　 现在很多中年人在卷孩子和做父母的过程中有一些异化。我走访了很多家庭，普遍感受到一个家庭中，中年人的迷茫与疲惫，青少年的高压与内卷，还有老年人的辛苦与委屈。实际上一个家庭中三代人过得都不轻松，都是负重前行，究其根本是太“卷孩子”了。

　　 为什么有的老人，在孙辈都已经上幼儿园了，还不能走呢？因为上幼儿园之后，年轻夫妻也不能独立带娃，孩子放学后还要送辅导班，课后还有很多活动。卷孩子带来的负效应往往也很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有压力、有情绪，家长再去压制这种情绪，孩子就会厌学，没有学习的自主性，甚至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实际上青少年厌学已经是非常令家长头疼且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

　　 在我看来，破解这个困境的关键是中年人的觉悟。中年人的觉悟就是做自己，减少对孩子的过度关注，把学习这件事还给孩子，助力而不是替代。过度关注和管教，对孩子成长弊大于利。许多家庭中，过度关注变成过度干涉。已经有些家长觉醒，说卷孩子不如卷自己。当我们把更多经历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发展中，让自己的人生精彩起来，这同样对孩子成长具有榜样作用。从根本上看，做自己，需要我们在人生哲学维度有所反思。

　　 这就是我说的“中年人的新活法”。

　　 当然，这种活法有点理想，因为文化模式的调整没那么容易。但我更想说的是，这种文化的自觉一定不是自然完成的，需要有人呐喊，也需要有人在痛苦的状态中觉醒。我现在提出来，就是想在现有的闭环中找到中年人可以觉醒和反思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