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寄来一个女人照片，望中央给予照顾，毛主席：问问总理意见

1954年冬天的北京，风刮过胡同口时格外刺骨。东城一处旧四合院里，一个中年妇人支起小小的香烟摊，身上是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衫，脚下是一地烟头和霜痕。很少有人注意到，她曾被叫作“三格格”，是末代皇帝溥仪最小的亲妹妹。谁也想不到，第二年元旦，她的命运会因为几张旧照片、一封自述，还有一位老学人的“举荐”，悄悄拐了个弯。

这件事牵出三个人：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还有那位在市井间讨生活的满族女子——金韫颖。

一切的起点，看上去毫不起眼。

一、旧书摊上的名字

1954年的某个下午，章士钊在北京街头的旧书摊上慢慢翻书。摊上多是旧朝遗民的残稿旧记，纸张泛黄，有的油墨都快看不清了。一本叫《满宫残照记》的书，忽然吸引了他的目光。

他本就对清廷历史颇有兴趣，看到这个题目，不免心中一动。当场买下，夹在臂下就回了家。

回到住处，他摊开书卷，从头往下细看。书里多是晚清旧人忆旧宫、说旧事的文字，语气多半老气横秋。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八股腔调里，忽然跳出几封风格迥然的信件。落款是“韫颖”。

章士钊一看，觉得有点不一般。字迹清秀，语气活泼，调侃中带几分天真，既不做作，也不板滞。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些信件全是从日本寄出，收信人，却是当时在伪满洲国充当“皇帝”的溥仪。

信中有抱怨，有调笑，也有少女式的小心情。比如说到在日本皇室活动时的不自在，她用近乎玩笑的语气写道：“此间人皆正襟危坐，如入戏台，又不许失笑，实在可厌。”这种轻松笔调，和其他遗老遗少的酸腐文字放在一起，格外跳脱。

章士钊越看越觉得好玩，又隐约觉得，这个写信的人，怕是个有真性情、有头脑的女子。他起了好奇心，顺着书中线索去打听。

书里提到，写信人是溥仪的妹妹。按家谱推算，同父同母的一个弟弟、三个妹妹里，最小的那位，正是人称“三格格”的金韫颖。

章士钊不敢凭空想象，便去向溥仪的七叔载涛求证。载涛仔细一想，说：“确有此人，最近刚从东北迁回北京。”这一句，算是坐实了旧书里的名字。

不久之后，在载涛撮合下，一场见面被约定下来。章士钊要见一见，这位当年在日本写信、在伪满宫廷边缘出没，又被称作“三格格”的女子。

谁也没料到，这次会面，后来竟把她的命运，直接引到了中南海的书桌前。

二、从紫禁城到街头摊

三格格金韫颖，出生在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那时候，清朝已经走到尾声，哥哥溥仪稀里糊涂当过三年皇帝，又稀里糊涂宣布退位。按照当时北洋政府的安排，逊位仍保留皇帝尊号，继续居住紫禁城，只是“关起门来当皇帝”。

金韫颖一落地，家世仍旧显赫：父亲是摄政王载沣，母亲是瓜尔佳氏。后来爱新觉罗家族中的部分人改姓“金”，她便随父改姓，被称作金韫颖。因排行第三，宫里人叫她“三格格”，叫得顺口，也叫得随意。

她四岁那年，也就是1917年，跟着母亲、祖母进宫“会亲”。那一次，她第一次见到传说中高高在上的“皇上哥哥”。对一个小女孩来说，皇帝并不可怕，只是一个有点拘谨、有点寂寞的男孩。

溥仪后来回忆，那些年，他被囚在紫禁城里，与醇亲王府的父母、弟妹隔绝。每到能“会亲”的日子，妹妹们进宫，宫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御花园里追逐，在殿廊下打闹，说笑声冲淡了冷清。那时候，虽然外头政局波动，宫门里，兄妹之间的亲情却一点点被唤醒。

时间往前推到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军队包围紫禁城，溥仪被驱逐出宫。第二年，他搬到天津张园居住，不久，醇亲王府一家也陆续搬到天津，兄弟姐妹们算是重新住得近了些。

离开了紫禁城，规矩松动了很多。溥仪一面暗中酝酿复辟的政治算盘，一面却在家庭生活里显得格外亲近几个妹妹。那些年，他常常和妹妹们说笑，出门活动也时常带着她们，让她们感觉自己不只是某种“宫中女子”，而是真正的家人。

在天津，溥仪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真想干点事，光靠旧礼法是支撑不住的。他希望弟弟妹妹们能学点“新本事”。于是，他鼓动父亲载沣，让孩子们去新式学校读书，将来好给自己打下手，也算是跟上时代。

载沣骨子里轻视新式学堂，摇头叹气了很久。最终，他只同意把年纪小的三个儿女送去读书。至于大一点的几个女儿，包括金韫颖在内，他一句“女孩子上哪门子学，不好抛头露面”，就把这条路堵死了。

溥仪心里不忍，只好退一步，请家庭教师到家里来。每天，专门派车接二妹韫和、三妹韫颖到张园，学英语、学日语。这样半新半旧的安排，既没有完全脱离旧习，又多少沾上了现代教育的边。

就这样，金韫颖在天津度过了少女时代。她没有完整的新式学堂经历，却在家庭教师的授课和耳濡目染里，掌握了语言，打开了视野。这些看似零碎的积累，后来在她孤身谋生、被人评价为“有志气”的时候，都悄悄发挥了作用。

19岁那年，溥仪替她订下亲事。对象是婉容皇后的弟弟润麟。对当时的她来说，这算是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一切都循着旧式贵族的轨道在走。

轨道，很快就被时代打断。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当年已经在天津闲居七年的溥仪，在日本军警暗中保护下出逃东北，后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皇帝”。

金韫颖和润麟的婚礼，也被安排到长春举行。婚后不久，润麟前往日本学习军事，她也一同前往。到了日本，她被皇室方面要求担任某妇女团体的名誉会长，看似光鲜，实则约束重重，行动处处受限。

在那段日子里，她常常写信给溥仪，倾诉压抑，也顺带打探一些消息。章士钊后来在《满宫残照记》里看到的十余封信，就是那时的产物。

再往后，局势越发紧绷。她回国探亲时，态度很坚决——不肯再回日本。润麟也从日本回到长春，两人定居下来。此后几年，战火蔓延，东北形势急转直下。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东北相继解放。伪满州国土崩瓦解，逃亡、追捕、清算交织在一起。润麟在逃亡途中下落不明，再无音讯。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获，押往苏联羁押。

骤变之下，原本华服加身的三格格，一夜之间失去了旧有的一切支撑。

她脱下旗袍，换上蓝布短衫，在街口支了个小小的香烟摊。身旁只有几个年幼的孩子，还有年迈的婆母。没有宫廷，没有侍从，剩下的只有每日清早支摊，黄昏收摊。

说来简单，做起来辛苦。可她咬牙撑着，既要拉扯三个孩子，又要照顾老人，日子过得紧巴而又倔强。那些当年在天津、在日本练就的语言和文字能力，暂时还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最现实的还是那一板一眼的算账和一根一根的香烟。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她从东北迁回北京，继续和婆母挤在一起，靠那点小生计和零散接济维持生活。不得不说，这样的落差，对任何一个曾经出生在摄政王府的女子来说，都是一场彻底的磨砺。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她慢慢融进普通居民当中，因为识文断字，还被大家推举做了居民组长。有人打趣说：“堂堂三格格，如今给街坊开会点名了。”她只是笑笑，把这句玩笑话压在心底，并没有当真。

三、信与照片到了中南海

回头再说1954年那场会面。

通过载涛转达后，金韫颖接受了章士钊的邀约。见面那天，走进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妇人。衣着极为朴素，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和旧书里那些轻快信件里活泼的姑娘，显然隔着几十道风雨。

有人如果只看这一眼，很可能转身就失望了。但章士钊是读过那些信的。他一开口寒暄，对方一答话，他就听出来味道来了。

金韫颖言谈间不卑不亢，神色平和，句子里偶尔闪出一点俏皮，却收得很住。谈到过去，她并不夸大，也不遮掩，语气里有几分自嘲。谈到如今的生活，她说得极为简单：“能过下去就行，还算撑得住。”

章士钊听完，心里生出几分感慨。旧贵族家庭出身的人，他见多了，有的沉湎旧梦，有的怨天尤人，有的对新社会百般排斥。面前这位“三格格”，虽然境遇艰难，说话却透着一种安静的认命和重新站稳脚跟的劲头。

有意思的是，他没有当场说什么大道理，只是淡淡一句：“你把自己的经历写一写，凭心而论，不要粉饰。我帮你转呈给毛主席看看。”

金韫颖略微一愣，想了想，说：“我试试。”那晚回去，她铺纸磨墨，提笔写了十几页自述。从民国二年的出生写起，写到紫禁城的会亲，写到天津的张园，写到伪满时期的婚姻和日本之行，再写到战败后摆摊谋生的细节。

她没有刻意哀叹，也没有夸耀过去，只把关键经历交代清楚，把自己这些年的转变写透。文末，她提到现在的生活情况，简单提了一句：“如能有机会为新社会做些事情，也不枉这一生。”这句话，并不华丽，却是真心话。

自述写成后，她又挑出两张旧照片。一张是19岁时拍的西式婚纱照，裙摆宽大，表情青涩。另一张是26岁时的满族旗装照，耳边佩戴珠饰，神情略显端庄。这两张照片，是她过往身份的见证，也是她从前世界的缩影。

1955年元旦前后，章士钊把自述和照片一并装入信封，郑重写上收信人：毛泽东。

这位老学人和毛泽东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1919年前后，两人就在长沙有过接触。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集旅费，一度窘迫，曾向当时在上海任职的“乡友”章士钊求援。章士钊帮忙联系工商界人士，募集到一笔可观的款项，让那批青年顺利踏上旅途。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来往仍然频繁，既谈学问，也说旧事。正因为这种老友关系，章士钊觉得，有些情况，可以直接反映。他对金韫颖的评价，在信中写得很明确：这是“女知识分子中之佼佼者”，希望中央能考虑“优予提振”。

信送到中南海，摆在了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桌上。那天，毛泽东拿起照片，仔细看了看，又从头到尾看完那十几页自述。

看完之后，他提笔，在材料上写下一句评价：“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短短十五个字，把这位前皇族女子从旧制度到新社会的转变点了出来。

接着，他在批示里又加了一句：“送周恩来同志阅，问问总理意见，考虑是否酌情处理。”

这句“问问总理意见”，后来常被人提起。有人问起，当时的细节如何，知情者只简单说了一句：“主席很慎重。”

不久之后，相关部门作出安排。金韫颖被吸收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生活上也得到一定照顾。她不再只是街头摊主和普通的居民组长，而是开始参与到基层政治协商工作中，继续用她的文化水平和阅历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不得不说，从旧书摊上的一个名字，到中南海的一行批示，她的人生轨迹，拐了一个很大的弯。但这个弯路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她在几十年的跌宕中，一步步走出来的。

四、兄妹的新身份

有了新的工作身份后，金韫颖的生活慢慢安稳下来。她并没有刻意在别人面前提起自己的出身，只是踏踏实实做好本职。街坊里，有人直到很晚才知道，这位说话温和、做事利索的女委员，就是当年的“三格格”。

1950年，溥仪被从苏联送回国内，随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次年，他俩的父亲载沣去世，遗留下来的几间旧房子租金，被几个子女分配了一部分。对金韫颖来说，那点租金只是生活的辅助，真正支撑她的，已经不再是旧日的产业，而是她在新社会中找到的位置。

1956年，她有一次特别的行动。那年，她和七叔载涛一起，被安排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看望正在接受教育改造的溥仪。

多年未见，兄妹在那种场合下重逢，气氛难免复杂。一方是昔日的“皇帝哥哥”，如今穿着劳改服；一方是曾经的“三格格”，现在成了北京市政协委员。身份的变化，几乎是翻天覆地。

有知情者后来回忆，那次见面，谈话不算多，更多的是各自的感慨。有人听到溥仪说了一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金韫颖只是点点头，叹了一口气，没多说什么。两人之间的亲情还在，只是这种亲情，已经离开了皇室的外壳，落在普通人的悲喜之中。

1959年，国家实行特赦政策，溥仪获准出狱，成为一名普通公民。兄妹二人得以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团聚。这时候，他们都清楚，旧时代的身份已经不可能回来，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以普通人的姿态，在新社会里安身立命。

1962年，丰泽园里又有一次小范围聚会。那天，毛泽东邀章士钊到处小叙。席间，毛泽东特意介绍身边一位客人给章士钊：“这位是鼎鼎大名的宣统皇帝溥仪先生。”

这句半开玩笑的介绍，让在场的人都笑了。溥仪赶紧跟着笑，连忙摆手：“我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公民了。”

毛泽东顺势加了一句：“而且是一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这话既是肯定，也是提醒。溥仪点头称是，情绪有些激动，却说得很认真。

就在这时，章士钊插了一句：“你三妹金韫颖也是一位普通劳动者了，你们一家都是普通劳动者了。”

看似一句顺口的话，背后却藏着几十年的起伏。曾经的摄政王府、紫禁城、伪满皇宫，都化成了历史书页里的名词。眼前的兄妹，却都在用“普通劳动者”这样的新身份，结束自己的旧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在外人看来，这种身份转变像是一夜之间的事，其实不然。无论是溥仪在战犯管理所的反思，还是金韫颖在街头摆摊、做居民组长，再到担任政协委员的经历，都带着一点一点与旧日割裂、和现实靠拢的过程。

毛泽东在1955年写下那句“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并不是随口一赞，而是看到了这种变化背后的实质。一个出身皇族的女子，能够从容放下旧有的光环，在市井中谋生，在基层工作中尽力，这种转身，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从这个角度看，章士钊当年在旧书摊翻出《满宫残照记》，再顺着几封信找到“三格格”，有几分偶然，也有几分必然。偶然在于那本书恰好没被虫蛀、没被遗失，必然在于时代已经走到那个节点，一些人需要被重新认识、重新安放。

到了后来，人们回看这段经过，往往会用一句话概括：从末代皇帝和御妹，到新中国的普通公民。这句话说得简洁，但每个人在其中所经历的惊惶、挣扎、适应和转变，都远比字面复杂得多。

三格格金韫颖在1950年代后期的生活，渐渐趋于平缓。她依旧要操心家庭，要处理日常琐事，只是肩上的担子不再像摆烟摊时那样沉重。参与政协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更多社会议题，也让她过去的教养和经验有了用武之地。

对她来说，那封自述不是求助信，更像是一份对自己前半生的交代。而那两张照片，则在新旧之间搭了一座桥——一头是19岁时的婚纱，一头是26岁时的旗装，中间隔着战乱、流亡、流离失所，还有重新站起来的那段日子。

如果把这件事情拆开来看：一位出身皇族的女子，靠摆摊、靠邻里推举成为居民组长；一位老学人，在旧书摊上看到几封信，认出其中蕴藏的性情与能力；一位国家领导人，在繁忙政务之外，耐心看完十几页自述，写下寥寥数语评语，并将处理意见交给总理共同斟酌。三者交汇，最终形成了一个看似不大的安排，却让一个家庭、两代人找到了新的落点。

再往后，兄妹二人的名字，被写进了不同的史料。有的着重记载溥仪的政治经历，有的则在讲述清末皇族的生活时，顺带提到金韫颖。她那几封当年写给哥哥的信，后来一再被引用，用来说明伪满宫廷内部的气氛、女子的心态。

不过，真正能说明她后来面貌的，恐怕还是那句评价：“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这句话，不只针对她一人，也折射出那个时代不少人经历的转变路径：从旧制度里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接受锻炼，通过自己的选择，成为“普通人”，再在“普通”之中找到价值。

金韫颖与溥仪，这对兄妹的人生，被历史的大潮裹挟前行，到头来，他们都落到了同一个简单的身份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靠自己的劳动谋生，按国家法律行事。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却是几十年风云变幻之后的一种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