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世后，中央邀请一老农为他守灵，杨步浩看到遗体崩溃大哭

1942年盛夏的黄土高原，太阳炙烤着沟峁。三十七岁的杨步浩挑着水桶，汗水顺着额角直淌。他把最后一担水泼进棉田，正要歇口气，却听见区政府的扩音喇叭在远处喊话：边区号召大家参加大生产运动，连毛泽东、朱德这些中央首长都要认领责任田。消息在田间炸开，乡亲们议论纷纷。杨步浩抹了把汗，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这些大忙人哪里还有空犁地？不如自己帮他们干。

第二天一早，他赶着毛驴直奔延安县政府，撂下一句话：“让我给毛主席种地吧，公粮算我的。”要求不高——四头驴、四把犁、四把耙，加上四石小米做口粮。县里先是愣住，旋即把这份请求电报延安枣园。数日后，毛泽东亲笔回信：同意，并嘱咐“酬劳照给”。这封信，后来被杨家供在炕头，四季香火。

从此，杨步浩给中央首长代耕的故事，成了陕北农民茶余饭后的传奇。白天日头高悬，他挥汗如雨；夜里点起松明火把，依旧在地里来回。到夏收那天，他赶着三头驴，把满载的三百多斤新麦送进中央办公厅。毛主席见到这个刚毅的庄稼人，第一句话竟是：“老乡，你咋这大能耐？”杨步浩憨厚一笑，眼圈却红了，“吃米不忘种谷人，主席，没您就没咱的好日子。”正是这声肺腑之言，开启了两位老人的长情交往。

陕北的黑土地养活了人，也磨砺了人。得党和红军救命的杨步浩此后愈发卖力：修渠、打井、带头变工队，几年下来，把川口六乡从赤地变成了“模范乡”。1944年，边区政府授予他“甲等劳动英雄”奖状；而他惦念的，依旧是枣园里那位时常提着油灯办公的老人。为了给主席打牙祭，他在自家地头种满辣椒、西红柿，成熟便挑着进城。“主席爱吃这一口，不能断咧。”他常对乡亲们如此解释。

1945年的冬天，杨步浩迎来四十岁生日。正当他忙着支锅热油团，意外的客人踏雪而至——中央警卫员送来一幅大红寿幛，“与民同寿”四字金光闪闪。乡亲们轰然一片，谁也没想到，远在枣园的领袖会记挂一个山沟里的老农。但毛主席偏偏记得，他说：“闹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翻身过日子吗？”

抗战胜利后，内战骤起。1947年春，胡宗南大军逼近延安。毛泽东对杨步浩说：“局势紧，同志们要转移，你是劳动英雄，被抓不好。看你愿意留下保家乡，还是跟我们一起走？”杨步浩沉吟片刻：“我留，敌人来，咱就跟八路一起打游击。”主席点头，“好样的。”3月18日，毛主席离开延安，两人分手在清冷的晨雾里。此后，他们只靠书信问候。

新中国成立后，杨步浩被推选为川口村党支部书记，又兼任延安种子公司技术员。他识字不多，却对土壤犁垄看得透，常把“多打粮食就是护国”挂在嘴边。1952年作为老区代表赴京，他再次见到毛主席。席间，主席一面给他夹菜，一面翻看他带来的种植报告，不时询问：“你说这旱塬甜高粱亩产能上二百斤？”杨笑呵呵点头，“抠一抠，能的。”两人对视，恍若回到枣园的土炕上。

1961年，毛主席托人送来两瓶白干、几斤白糖、两匹布。简朴的礼，却把老朋友的情分写到极致。杨步浩回信：“主席保重，咱把庄稼种好，不让您操心。”那年秋后，延安又是一个丰收年。

时间来到1975年，八十一岁的毛主席病势沉重。杨步浩听闻后，匆匆坐上慢车进京，却被医生婉拒探视。朱德出来安慰他，“主席知道你来了，很高兴，让我一定向你问好。”老人抹着眼泪，“我给他带的干椒面，还能不能亲手递上？”朱德握住他的手：“一定转到。”

转年，风雨骤起。1976年9月9日零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沉痛消息——毛主席逝世。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静默。延安城一夜之间挂满白绫，71岁的杨步浩瘫坐在门槛，喃喃一句：“俺得去北京。”

9月11日清晨，他接到中央治丧委员会打来的电话，邀请他赴京守灵。昔日的黄土高原英雄，这次成了与开国元勋同守灵的特别一员。北京西郊机场的夜色沉沉，杨步浩扶着栏杆缓步下舷梯，身披白花黑纱，眼里噙着泪光。工作人员想搀，他摆手：“能走。”

9月12日上午，八宝山礼堂内，翠柏黯然。水晶棺静静安放，毛主席身着灰色中山装，手握覆面红旗。杨步浩扑通跪倒，声泪俱下，久久伏地不起。礼仪人员轻轻劝他，他却哽咽反复一句：“主席，俺来迟了。”那一刻，殓宫里只剩抽泣声，连警卫战士都红了眼眶。

守灵的三昼夜，杨步浩几乎不合眼。每逢更替时分，他都会走到棺前，悄声絮语。有人听见他轻声问：“主席，咱分开的日子，你可还挂念川口的庄稼？今年又是个好年景呀。”语气温和，像是向田埂上劳作的伙伴诉说。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中央安排专机送他返陕。机舱里，老农怀抱一束白菊，默默坐了三个多小时。落地的瞬间，他才发现手心湿透。乡亲们迎上来，他没说话，只把那束菊花插在村口纪念碑前，低头良久。

有意思的是，联合国那天破例半旗，法国《世界报》头版写道：“今日地球失去了一位改变版图的人。”遥远的延河边，广播里传来这些声音，庄稼人听不懂洋文，却知道那是对毛主席的称颂，于是放下锄头，站在黄土塬上默哀。

晚年的杨步浩常背着双手走在田畔。看见翠绿麦苗，他会想起当年夜里打着火把耕地的场景；看见熟透的红辣椒，又想起毛主席夹起辣椒笑着说“够辣”的情形。村里娃娃问他：“爷爷，您给谁种过地呀？”老人摸摸孩子头，低声答：“种给天下受苦人。”

1984年春，杨步浩病逝，终年七十九岁。延安地委在悼词里写道：他用一把犁，把对党的感恩深深刻进黄土地。有人统计，他一生累计为国家交粮七十余万斤；但乡亲们更在意的是，老杨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守过一次灵——那是对领袖最朴素也最沉重的告别。

如今，再翻出当年延安留存的那块“人民救星”寿匾，朱红依旧，只是岁月的刀锋在边缘刻下细痕。牌匾静静悬挂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每每指着落款“川口区人民敬赠”时，总要补上一句：那是老农杨步浩的一片赤心。此情此景，足以让人明白，历史并非只有金戈铁马，也有泥土、汗水与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