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患白内障不愿手术，唐由之脱口而出白居易诗句，主席：我做

1975年这个夏天，在北京中南海里，灯光常常亮到深夜。工作人员端着一摞又一摞文件进出，有人小声嘀咕：“主席这眼睛，要是再这么拖下去，可不是个事儿。”语气里，既是担忧，也是无奈。毛主席已经八十多岁，身体每况愈下，可工作节奏几乎没有停过，尤其是看文件、听汇报这一块，谁也不敢怠慢。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人印象里，晚年的毛主席依旧是那个气度恢宏的革命领袖，但真正接触过的人都清楚，那几年，他在和时间赛跑，也在和病痛周旋。白内障、咳嗽、睡眠差，一样样叠加上来，却都被他压在心底。外人看到的是极度克制，身边人感受到的，是一点点透出的疲惫。

时间往前推回去几年的节点，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1971年起，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就明显不如以前了。虽然神志依旧敏锐，思路也非常清晰，但体力已经明显下降，夜里咳嗽越来越频繁，睡眠时间断断续续。1972年1月，陈毅元帅病逝，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他冒着寒风去参加追悼会，回来以后，情绪低落，病情也跟着加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身体才稍微稳住。

到了1973年，毛主席已年近八十，他的视力问题开始凸显。看书吃力，看文件费劲，报纸也得拿得很近才行。身边工作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纷纷建议他尽快做白内障手术。但令人头疼的是，他本人一再摇头，更愿意靠药物和休息来撑着。这种坚持，说是固执也好，说是顾全大局也好，都和他的性格密切相关。

一、“神秘病人”的会诊

1974年深冬的一天夜里，北京的冷风裹着雪意。眼科专家唐由之刚准备休息，突然接到通知，让他立刻赶往解放军305医院参加一次重要会诊。他从医几十年，经历过不少紧急情况，但那天的安排，还是让他心里隐隐觉得不寻常。

赶到医院会议室后，他发现情况确实不一般。室内已坐着几十名各科医生，有眼科专家，也有内科、麻醉等相关领域的骨干，表情普遍严肃，气氛压得有点沉。病例开始汇报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患者姓名、职务、身份统统保密，只被笼统地称为“高龄男性患者”，重点只有几个：视力急剧下降，阅读困难，看报吃力，伴随长期咳嗽，体质较弱。

这种处理方式，在院内会诊极为罕见。唐由之心里明白，这位病人身份肯定不简单。他一边听病史，一边在脑海里快速分析：从症状和年龄看，很符合老年性白内障的特点，而且程度已经比较严重。只是，没有面对面检查，一切还只能停留在判断阶段。

按照惯例，会诊结束后应立即安排医生接触病人，做详细检查。但这一次，负责的领导却给出了另一种安排：“因为特殊原因，现在暂时不能直接接触病人。各位先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提出初步诊疗意见，需要了解的细节可以提出来，由我们层层汇报，再往下沟通。”

这样的模式，让唐由之多少有点不适应，不过规矩已定，他只能结合经验做出判断。他向在场人员解释：老年性白内障通过手术治疗效果最佳，但考虑到患者年事已高，必须充分评估手术风险和术后恢复难度。他还特意强调，对方咳嗽严重，若处理不好，会影响术后伤口稳定性，这一点必须格外警惕。

几次会诊下来，他始终没见到这位“神秘病人”，所有讨论都停留在方案层面。尽管如此，大家心里都逐渐有了共识——这绝非普通患者，很可能是位极其重要的中央领导。那种既想尽快解决病情，又顾虑重重的犹豫情绪，在每次讨论中都能感受得到。

春节临近，北京城里喜气渐浓。家家户户忙着贴春联、包饺子，孩子们追逐打闹，巷子里到处是笑声。就在这一片热闹声中，1975年2月4日，一个中年军官敲开了唐由之家门，说明来意：“有一项紧急任务，需要您立刻出发，跟我们走一趟。”

当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位会诊已久却一直见不到面的“特殊病人”。简单收拾后，他跟着车队赶往机场，同行的，除了几位熟悉的医疗专家，还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一路上，几个人都尽量压着心里的猜测，没有人多说一句。

飞机落地后，汪东兴把几位医生集中到一起，语气平静却不失郑重：“毛主席请各位来，为他检查视力。如果判断需要手术，就制定方案。晚上先休息，明天一早进驻。”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心里的那点猜测，正式变成了确凿的现实。

这一晚，唐由之几乎没怎么合眼。他不是没做过大手术，也不是没治过重要干部，但“为毛主席做主刀”，无论从责任感还是心理压力来说，都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反复在脑海里模拟每一个步骤，把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条条过了一遍，甚至连器械摆放的位置都设想得清清楚楚。

二、一首诗，一场手术

第二天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唐由之还是愣了一下。眼前的老人，脸色消瘦，精神明显疲惫，和他心中那个意气风发的形象，差距不小。毛主席坐在那儿，身子略微前倾，眼睛眯着，似乎努力想看清几位医生的脸。他咳嗽了一阵，才开口说话，语气依旧沉稳。

双方简单寒暄后，正式的病情交流开始。通过问诊和检查，情况比会诊时预估的还要严重一些。毛主席的白内障已经困扰他一年多，视力下降到读书几乎不可能，只能由身边工作人员帮他宣读文件。即便如此，他依旧坚持处理大批政务，工作节奏尽量不打折扣。有时候，他甚至还会主动缓和气氛，跟医生聊几句玩笑话，让周围人别太紧张。

检查过程中，唐由之仔细观察了毛主席眼球混浊情况，又结合眼底情况做出判断：单纯依赖药物已难见效，手术是唯一真正能改善视力的办法。问题出在另一头——长期咳嗽会干扰术后恢复，一旦在伤口尚未完全稳定时剧烈咳嗽，风险不容小觑。

经过反复研究，专家组一致认为：从病情角度看，手术不可回避；从技术角度看，采用“白内障针拔套出术”最为合适。这种手术方式由唐由之主导实践，时间短、不需要缝合，对高龄患者更为安全。就技术层面来说，他是最佳人选。这一点，几位专家心里都很清楚。

然而，真正难啃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如何说服毛主席。那段时间，他对手术极为谨慎，更倾向于保守治疗。周恩来总理听说后，多次亲自做工作，希望他考虑手术方案。但毛主席始终摇头，态度坚定：“药物可以试，刀就算了。”久而久之，大家也有些犯难。

之后几天里，唐由之频繁出现在毛主席身边。一会儿谈病情，一会儿聊生活趣事，还会把自己过往积累的一些成功案例拿出来，耐心讲解手术过程和可能的结果。他说得很具体，也很真诚，无非是想让老人放下顾虑。但不管怎么说，毛主席始终没有松口，理由始终绕不过那一点——不能让工作按下暂停键。

有一天，两人又谈到病情。毛主席主动问了一句：“现在这种情况，手术是不是非做不可？”唐由之点头回应：“和药物相比，手术更有效。”毛主席又追问：“除了手术，没有别的办法？”语气平和，却透出几分迟疑。

唐由之稍作停顿，换了个角度解释：“主席，这个针拔套出术，其实是中医里的手术方法。古代就有，用的主要是针器，原理和今天的手术有相通之处。”说到这里，他脑海里忽然闪过白居易的一句诗，脱口而出：“万般灵药皆无效，金针一拔日当空。”

毛主席一听，明显来了兴趣：“这句诗什么意思？”语调一下活泛起来。

趁着这个机会，唐由之展开说明：白内障早在唐代就有记载，白居易晚年也得了白内障，曾尝试多种药物治疗，效果有限，最终还是通过“金针拨障”一类的手术方式恢复视力，于是写下这句诗。意思很直白，药再多帮不上忙，关键时刻得靠“金针”拨开眼前浊障，日光才能重新照进来。

毛主席安静地听完，沉思片刻，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原来白居易也得过白内障，那就听你们的，做手术吧。”这一句，算是把心里的那道坎迈过了。

不得不说，这一幕多少有点戏剧性。很多天的劝说没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竟被一首诗轻轻打开。当然，真正起作用的，是长时间建立起来的信任，是对医生专业判断的认可，而那句诗，只是在关键时刻起了一个巧妙的引子。

接下来，手术方案开始进入具体准备阶段。为了让毛主席安心，唐由之提出，把手术地点放在他最熟悉的环境——书房里。这样既方便照顾，又能减轻紧张感。毛主席听完以后笑着同意，顺便提了一个看似细小却耐人寻味的要求：手术器械全部使用国产设备。

听到这个条件，唐由之心里多少有点疑惑。按常规来说，若有性能更佳的进口器械，很多医院会优先考虑使用，毕竟面对的是国家领袖，容不得一点疏忽。他忍不住问：“主席，适当用一些性能更好的外国产器械，手术可能更有保障，为什么一定要用国产的？”

毛主席回答得很直接：“外国东西我一向用得少。我们自己能造器械，就该用自己的。自己造得不好，就得想办法改进，不能老指望别人。”话不多，却把他的态度讲得很清楚。

这一番话，让在场的医护人员都很受触动。对于那一代人来说，自力更生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深植在骨子里的观念。唐由之点头答应，并马上着手按照要求配齐国产器械，从显微操作工具到配套药品，一个环节都不敢放松。

三、五分钟手术背后的“心思”

从第一次参加那场“神秘会诊”到器械最终搬进书房，中间过去了两百四十多天。这段时间里，方案不断推敲调整，药物过敏测试一项接着一项，几乎所有能预先想到的细节都被反复核查。对医护团队来说，这不仅是一台手术，更是一场必须零失误的“战役”。

手术前十天，为了确保麻醉药物安全，唐由之安排了过敏试验。结果出来之后，理论上随时可以进行手术。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主席迟迟没有点头开工。工作人员心里愈发焦躁，既担心病情拖延，又怕贸然催促引起反感。最后，还是唐由之决定亲自去问。

那天，他轻轻推门进屋，毛主席正躺在沙发上，刚从浅睡中醒来。唐由之说：“主席，检查结果已经出来，可以安排手术。您看，是不是今天就做？”毛主席反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又追问：“准备过程中有没有问题？”

唐由之如实汇报：“刚才冲洗泪道时，您动了一下，说明麻醉有些不够，给您弄疼了。”毛主席听完，反而笑了：“那就做！”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其实意味着，他已经不再犹豫。

到了关键那天，医护人员一个个心里都绷着弦。尽管他们对技术很有信心，但面对的是毛主席，不紧张几乎不可能。唐由之深呼吸几次，让情绪尽量平稳下来。他很清楚，如果主刀医生都显得局促，整个团队的状态都会受到影响。

走进书房前，他亲自扶着毛主席慢慢起身，一路安抚。毛主席也不掩饰自己的紧张，试探着问：“唐大夫，手术中用到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又问：“手术室放不放音乐？”这个问题，倒是让唐由之愣了一下，只能老实说：“没准备音乐。”

毛主席转头对张玉凤说：“去放一首《满江红》。”这一选择颇有意味。《满江红》激昂高亢，带着股不服输的劲头。用这样一首曲子做背景，多少能看出他的内心状态——哪怕身子已经大不如前，但那股不肯低头的气魄还在。

1975年7月23日，手术正式开始。采用的是“针拔套出术”，操作时间非常短，真正动手的段落只需要几分钟。唐由之控制好手的力度和角度，一步步拆除浑浊晶状体，让光路重新打开。整个过程，团队配合默契，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当纱布包扎完毕，他松一口气，对毛主席说：“手术很顺利。”毛主席显得有些惊讶：“这就做完了？”短短五分钟，缓解的却是困扰他一年多的视力难题。

术后第三天，唐由之小心翼翼为他揭开纱布，滴上眼药水，细致检查恢复情况。视力确有明显好转，眼底也没有异常。问题出在后面——当他准备重新包扎时，毛主席果断摆手：“不用包了，已经能看见。”他的语气笃定，带着一种对自己身体状况的直觉判断。

唐由之当然不放心。按照医疗规范，术后这几天是极关键的阶段，稍微不注意就可能感染。他耐心解释：“主席，现在还在恢复期，必须继续包扎。”毛主席听完，还是坚持：“眼睛里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工作离不开看东西，这纱布太碍事。”

短暂的僵持之后，房间气氛有些紧。毛主席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先出去。但唐由之没有退，他站在原地，又补了一句：“主席，您是我的病人，我有责任把手术彻底做好。”这句话说得不算重，却非常认真。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换了个问法：“包着纱布工作确实不方便，有没有折中办法？”这等于是主动给了一个空间。唐由之顺势提出：“可以定做一副眼镜，左眼装上防护镜片。既不影响您看东西，又能有效阻挡灰尘，减少感染风险。”

这个建议很合他的心意。毛主席笑了一下：“就知道你有办法，那就按你说的办。”一来一回之间，既守住了医疗底线，也照顾到患者的工作实际，算是一个比较巧妙的平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主席在允许范围内逐步恢复用眼，看文件、听汇报，节奏慢慢恢复。长期用眼难免带来不适，有一次他又觉得眼睛酸涩发胀，便让张玉凤再把唐由之叫来。唐由之赶到后，认真检查了一遍，发现只是进了一点灰尘，角膜略有刺激，问题不算严重。他用药液仔细清洗，再做短期保护，情况很快稳定下来。

等到眼睛基本完全恢复那天，毛主席提议合影留念。他对唐由之说：“唐大夫，我很信任你，以后还得请你帮我把另一只眼睛也治好。”这话里，既是感谢，也是一个朴素的约定。唐由之回答：“随叫随到。”语气里透出一种医者对病人的责任感。

四、最后的约定没有兑现

1975年底，为了进行术后复查，唐由之再次见到毛主席。那时的他，视力虽不如青年时代，但看书看报已不再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两人又谈到另一只眼睛的手术问题，唐由之从专业角度说明，如果再做一次，整体视力会更平衡，生活和工作都更方便。毛主席认真听着，也并未拒绝，只是时间安排上还需要再斟酌。

谁也没想到，那次会面竟成永别。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消息传出，举国震动，许多人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唐由之听到噩耗时，人几乎是僵住的，心里清楚，那句“以后还得请你帮我另一只眼睛复明”，再也没机会兑现。

回头看这段历史，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一，毛主席从1973年出现明显视力问题，到1975年正式接受手术，这中间拖了相当长时间。原因并非单一的“怕动刀”，更多是出于对工作的考虑以及对手术风险的谨慎判断。他不是不明白手术的必要性，而是一直在衡量“恢复期可能造成的工作空档”与“提升视力带来的长远收益”，这点从他的问话中就能看得出来。

其二，唐由之的“白内障针拔套出术”，代表了当时国内白内障治疗水平的一个高点。在显微设备和配套条件并不十分完备的前提下，能把手术时间压缩到几分钟，同时做到不缝合、尽量降低创口，这在当时相当不易。更关键的是，整套方案使用国产器械完成，既是技术挑战，也是对国产医疗设备的一次检验。

其三，那句“万般灵药皆无效，金针一拔日当空”的诗句，说到底只是对白内障手术的一种高度概括，却在关键时刻打动了毛主席。不得不说，这里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层作用。古代医者“金针拨障”的经验，通过白居易的诗文流传下来，又在近代被现代医学重新演绎、发展。几百年间，一条隐秘的线把古今联系在一起，而毛主席本身又是极重视古典诗文的人，这种文化上的共鸣，确实影响了他的抉择。

最后，这场手术本身没有任何传奇式的“神迹”，更多的是严谨准备、规范操作和医患之间建立起的信任。五分钟的操作时间，背后是两百多天的筹备，是几十位专家集体讨论后的结论，也是一个高龄患者最终做出的理性选择。等一切尘埃落定，只剩下那句略带戏谑的称赞：“我就觉得你有办法，唐大夫。”这一句，既像是对医生的肯定，也是一位老人对生命、对时间、对工作的自我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