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后3小时：遗体被解剖，发现多个内脏器官上均有癌细胞

1976年1月8日清晨，北京协和医院东楼的走廊里，墙上挂着的挂钟指向八点多，秒针一下一下走得格外刺耳。窗外风很硬，树枝被吹得直响，病房里却安静得让人发紧，只剩下心电监护仪发出的细微滴答声。医务人员守在床边，每个人都清楚，这一天迟早要来，只是没人愿意看到那条跳动的曲线慢慢拉直。

不久之后，屏幕上的波纹突然变得缓慢、紊乱，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医生俯身听诊，一阵紧急抢救过后，曲线停在了一条直线上。时间被记录下来：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心跳停止。病房门关着，走廊那头已经有人开始低声啜泣，有人只是在那儿站着，手足无措。

消息在极小范围内传开时，邓颖超被扶到床前。她握着那只已经冰凉的手，声音发颤：“你说好一起回家的。”这句话说出口，连她自己都知道，已经再没有回应。屋里的人不敢抬头，只能听着她一声声唤“恩来”。这一刻，守在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一个时代的名字静静地落下了帷幕。

外面风越刮越紧，冷得刺骨。医院里却做出了一个并不寻常的决定。按照周恩来生前留下的话，他的遗体不做停放观瞻，要用于医学解剖。遗体要为活着的人再“干一点事”。就在去世约三小时后，解剖开始了，场面格外凝重，连经验老到的专家，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解剖的结果很快摆在专家面前：不仅膀胱，多个内脏器官上都布满了癌细胞，已经是全身广泛转移。很多年轻医生当场愣住——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周恩来还在主持会议、接见外宾，外人看到的是挺拔的身影、清晰的思路，很少有人想到，病灶早就蔓延至此。也正是这一次系统的病理检查，为日后国内膀胱癌等泌尿系统肿瘤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解剖结束后，遗体又被庄重整理好。几天之后，1月11日，北京长安街黑压压的人群自发聚拢，老人、战士、工人、学生挤满了街道。天气冷得透骨，很多人却只穿着一件棉衣，手里攥着白花或黑纱。灵车缓慢通过时，哭声一浪高过一浪，有人喊“总理”，有人只是低头流泪。那一天，长安街的寒风挡不住人群的脚步。

1月9日清晨，全国机关和学校的国旗纷纷降至旗杆一半。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不仅是一则讣告，更像是突然被抽走了一根精神支柱。有人感叹：三十年风雨，很多事情可以争论，但有一个名字，几乎无人质疑——周恩来。

一、疾病缠身的最后一年

周恩来第一次被医生明确告知“发现癌细胞”，是在1972年5月。那时他已年过七旬，长期劳累，身体状况早就亮起红灯。听到诊断时，他比身边人要平静得多，只是沉默了一阵，随即问得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工作安排和后续治疗能否不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

自那之后，他并没有立刻放下手头繁重的事务。政治形势复杂，国际局势多变，国内建设任务重重，他清楚自己能支撑多久并不乐观，却仍然几乎没有减少出席会议和会见外宾的频率。对医生的劝说，他常用一句话搪塞：“现在还离不开我，先把事办完。”

1973年以后，尿血开始频繁出现，病情明显恶化。医务人员一再建议他系统住院治疗，他却总是“挤时间”来住院——上午还在参加重要会议，晚上才躺到病床上接受检查。到1974年下半年，情况明显不可逆转。他被迫长期住院，住院时间累计接近六百天，其间大小手术十三次，每一次都意味着新的创伤和新的风险。

1975年12月的一次昏迷，几乎要了他的命。那天他突然呼吸困难，心率急剧下降，医护人员赶到时，发现是气管内黏稠痰栓堵塞了呼吸通道。吸痰、加压供氧、胸外按压，忙作一团。抢救成功后，他慢慢睁开眼睛，身边人刚松一口气，就听他沙哑着说：“大家辛苦了。”一句简单的话，让在场好几个年轻护士忍不住掉泪。

从那之后，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到了1975年冬天，他已经难以自主进食，只能通过胃管注入流食。排泄也依靠腹部造瘘，腹壁溃烂，脓液、腹水不断渗出。病床上的床单常常刚换不久，又被血水和体液浸湿。医护人员为止血，只能一层层按上棉垫，棉垫迅速被浸透，换了一茬又一茬。

有人劝他少说话，多休息。他反倒轻声安慰大家：“不要紧，打仗的时候比这厉害。”说这话时，他已经瘦得脱形，下巴棱角分明，面色蜡黄。疼痛袭来的时候，他全身发抖，汗珠顺着眉梢往下淌，嘴巴张着，却常常吸不够气。为了减轻痛苦，医生加用了止痛药和镇静药，但时间一长，药效越来越弱，痛感一次比一次更重。

有意思的是，在最难熬的那些日子里，他念叨得最多的，依旧是工作。有时迷迷糊糊醒来，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有什么安排？”医护人员只好反复向他解释，现在的任务就是配合治疗。听到这话，他常常只是点点头，很快又陷入沉沉睡眠。

1976年年初的那场手术，是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进行的。术后，他的意识时清时昏。有一段时间，他总说想“回家”，还一再嘱托去看看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有护士听见他对身边人说：“我的病不要紧，要多关心主席。”哪怕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脑子里念挂的，依旧是别人。

邓颖超常守在床边，只要环境允许，就会陪他聊几句。两人都明白时间不多，却谁也没有明说。有一天，他艰难地吐出一句话：“希望以后还能和你在一起。”邓颖超眼圈立刻红了，答得很快：“好，好。”两个人都知道，这样的愿望，只能停留在话里。

二、一生节俭，只为人民

回头看周恩来的一生，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总理”这个称呼。但在很早很早的时候，他不过是江苏淮安一个没落官僚家庭里的孩子。1898年3月5日，他出生在那座江北小城。家道中落，读书却极为用功。少年时老师问：“读书是为了什么？”有同学说是为自己、为家族，他答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不是华丽的口号，而是之后数十年行动的底色。

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居要职，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一直保持着极为简单的生活方式。吃饭，多数时候是两菜一汤，粗粮常在，细粮不多。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缺粮，他带头不吃荤菜，改吃杂粮粗食。那几年，他曾在机关食堂端着一碗糙米饭、一碗米汤，吃得很认真。碗里一点汤都不剩，最后还要用窝头把碗边的汤汁蘸干净。

身边工作人员心里不是滋味，有人忍不住劝他：“总理，您这么忙，身体得顶住，吃得太差不行啊。”周恩来放下筷子，语气却很坚定：“老百姓还在过荒年，领导干部先吃好，心里怎么踏实？等全国都过上好日子，再谈别的。”说完，又继续吃那碗并不怎么可口的粗粮饭。

住的地方，同样如此。解放后，他和邓颖超搬进中南海，一间不大的旧房子，墙面发黑，窗框老旧，冬天北风往里灌，吹得窗纸直响。邓颖超只好熬糨糊，用旧报纸一点点把缝隙糊严实。屋里更暗了，却总算不那么漏风。两个人并没有向组织提出什么要求，觉得“有房住就不错，比延安窑洞强多了”。

后来工作人员看不下去，趁他出差，把房子修缮了一番，换了玻璃，补了屋顶。结果他回来一看，脸当场沉了下来，连问：“好好一间房子，为什么要修？能住就行嘛。”在他看来，这些花费都可以用在更重要的地方。钱要花在刀刃上，而“刀刃”在他心里，就是人民的生活。

周恩来对“人民”两个字，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从青少年到参加革命，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总理，这个词不断在他嘴边出现。他常说，群众的事就是天大的事。这话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好，在最艰难的经济时期也好，从未变过。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条件极其艰苦。制空权掌握在对方手里，白天行军容易暴露，部队往往要夜里赶路。粮食不敢大张旗鼓地煮，一旦起烟，很可能遭到轰炸。有的部队弹尽粮绝，战士饿得头晕眼花，甚至有人只好啃野菜、嚼树皮。有些草带着毒性，吃了不但不解饿，反而流鼻血、腹痛，甚至倒下不起。

为了让前线能在行军途中随时充饥，有炊事员想出一个办法：把小麦、大豆、玉米、高粱等粮食炒熟，再碾碎成细面，加少量盐，装进口袋，战士随时可以抓一把干吃。这样一种类似“压缩干粮”的炒面，在前线迅速流行起来。问题是需求太大，后方供应一时间跟不上。

周恩来听了军委的汇报，当即拍板，要求东北和其他产粮区全力组织生产炒面。机关干部、工厂工人、普通群众纷纷参与，有人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就炒粮食。有报道传到战场，说总理忙完工作后，穿着旧布衣，亲自站在锅前翻炒粮食。很多战士听说自己吃的炒面里，有总理和无数普通人的心意，心里燃起一股说不清的力量。有人打趣地说：“为这炒面也得立个功。”一句玩笑话里，其实藏着一种踏实的信任。

对许多见过周恩来的人来说，他既严谨，又有一种近乎亲切的平易。工作上，他要求极严，文件一字一句推敲，会议内容条理分明；生活中，他会和工作人员聊家常，问问家里有没有困难，孩子学习怎么样。严厉和随和，看似矛盾，却在他身上奇妙地统一起来。

三、大国风度与最后的远行

说到周恩来，不得不提他的外交舞台。新中国初期，国际环境十分不利，一些西方国家对这个新生政权充满戒备甚至敌意。在这样的背景下，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格外受关注。中国第一次以新中国的名义、以大国身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周恩来以总理兼外长的身份率团出席。

会场内外，气氛紧张。与会的所谓“十六国”代表中，不乏对中国持偏见甚至敌意者。周恩来在发言时，措辞平和，却立场鲜明。他既强调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又明确表示中国主权和尊严不容侵犯。有的代表试图通过程序问题刁难，有的在新闻发布会上故意挑刺，他都以耐心、理性、一针见血的回应逐一化解。

有一次，面对某国代表连篇累牍地指责，他没有急于反驳，而是先把对方的“理由”一条条复述清楚，再逐项回应。有代表会后感叹：“对手讲话比自己还清楚。”就是在这样的较量中，中国的形象逐渐从“被议论的对象”，变成“不得不严肃对待的参与者”。

1960年4月，他访问印度，试图在复杂的中印关系中寻求缓和。有一场会谈上，印方代表提出：“西藏真的是中国的一部分吗？”语气颇为挑衅。周恩来答得很直接：“自元朝以后，西藏长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对方又说：“几百年的时间太短了。”这话刚出口，就等于给了自己一个陷阱。周恩来顺势反问：“如果几百年都太短，那建国只有两百多年的美国，是不是不能算国家？”会场一时安静下来，印方代表无言以对。

类似的场景，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不止一次出现。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故意带着轻蔑的语气发问，说中国人口这么多，厕所要修多少座才能够用。周恩来听完，笑了一下，淡淡地说：“修两座，一座男厕，一座女厕。”在场的人都笑了。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回答，既化解了尴尬，也让对方的“戏谑”变成了笑柄。

这种镇定自若，并不是天生的“会说话”，而是在长期斗争和复杂局势中磨出来的。从巴黎和会时期的失望，到南昌起义、长征、抗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内政外交，每一阶段都推着他不断成长。说句实在话，很多人提到他“帅”，指的不只是那身中山装和挺拔的身姿，更是那种在大国博弈场合不卑不亢、进退有度的气度。

回到1976年初那间病房。就在生命走到尽头前，他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方向——死亡之后还能做点什么。邓颖超后来回忆他的话时，说得很简洁：这类膀胱癌以前了解不多，现在药物手段也有限，将来要搞清楚这是个什么病，就用自己的遗体做研究。与其空着，不如为医学留一份材料。

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把遗体交给医生解剖，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需要坚定的信念。周恩来把这件事当作一种很自然的“安排”，甚至在谈到时，还带着一点平静的语气。遗憾的是，等到那一天真正到来时，他已经无法再亲眼看到解剖室里的灯光和那堆厚重的病理报告。

按照他的遗愿，火化之后，骨灰不保留在陵墓或骨灰堂，而是撒入大海。骨灰盒是普通的木盒，外面包着已经有些旧的布。邓颖超在机场把骨灰盒交给警卫员时，用力捧了很久，才慢慢松手。身边的人都知道，她这一放手，等于是与相伴一生的爱人作最后的告别。

飞机升空，穿过云层，到达预定高度。工作人员提前把骨灰分装在几个纸袋里，准备在不同海域撒下。有人记得，当天原本有些阴沉的天空，在飞机到达投撒区域时，突然透出一线阳光。舱门打开，呼啸的冷风灌进来，纸袋被小心撕开，骨灰在阳光中化作一缕缕灰白色的烟尘，顺着气流飘向看不见的海面。

三次投撒，象征着祖国不同的海域。那一刻，机舱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仪式，只有简单的口令和每个人心里难以言说的沉重。骨灰没有留下一个刻着名字的墓碑，没有一块专属的土地，而是回到了广阔的水面，随潮汐起落，随海风远去。

等飞机再次降落，接机的人群默默站立，没人大声说话。有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那天回到住所，才突然意识到：这位日夜操劳的新中国总理，就这样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了这个国家——不是留在石碑上，也不是留在某一座建筑里，而是留在无数人的记忆和讲述之中。

1976年1月之后，中国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时间一天天向前推移，许多细节慢慢淡去，但一些片段总会被反复提起：长安街上那片黑压压的人群，医院解剖室里的沉默，战场上战士抓起一把炒面的满足，外交舞台上沉稳的身影，还有那架在高空撒下骨灰的飞机。周恩来的一生，从少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立志，到弥留之际把身体交给医学研究，再到骨灰融入大海，前后近八十年，始终围绕着同一个中心——国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