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成婚7年后爱上妻子的闺蜜，晚年迎娶20多岁女学生

1939年夏天，西南一座偏远的小城里，一位满头华发的教授，在昏黄的油灯下翻着旧信件，纸页已经发黄，字迹却依旧清晰。那些信，大多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落款处的名字轮番出现：陈心一、毛彦文，还有后来的年轻女学生。灯光摇晃，人影也跟着颤动，这位教授，就是日后被称为学术大师的吴宓。

与讲坛上的光彩相比，他的情感史要复杂得多，也棱角毕露。

一、从报刊照片开始的婚事

1919年前后，《清华周刊》在校园里传阅开来。那会儿的清华园里，多是留学派和新文化青年，刊物上不时刊出老师和学生的照片，用现在的话说，很有“明星感”。某一期上，一张吴宓的照片引人注目，西装革履，神情严肃，旁边还配了简短介绍：清华国学导师，新派学人。

远在浙江的陈心一，拿着这份刊物时不过二十出头。她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学院，其后到小学任教，是典型的“新式女子”，识字、教书，经济上能自立，想法也不拘泥于旧礼法。看见吴宓的照片与文字介绍，她心里一动，便开始四处搜罗这位清华老师的文章来读。

一篇篇看下去，她愈发沉迷。长相算得上英俊，文笔自然不用多说，在那个时代，有学问、又有派头的读书人，很容易成了女学生和女教师心中的理想对象。

有意思的是，这段“远距离仰慕”很快就有了现实的线索。陈心一发现，自己的二哥竟然认识吴宓。得知这一点，她喜出望外，在家里缠着二哥打听详情，一边听一边打量着自己的条件——二十四岁，家世清白，模样端庄，又熟读经史，再想起自己在课堂上讲起古文时的底气，多少有些自信。

在婚姻问题上，她并不打算被动等待。她直接向二哥表明：自己真的看上了这位清华老师，希望他能从中牵线。这个年代，这样坦率的表达，在很多家庭里算得上“出格”，但在读书人家里，也并非完全不可接受。

陈家父母当时已为小女儿的婚事愁白了头，媒人来来往往，她谁也没看上。二哥思量一番：妹妹年纪不小，但气质、学识都不差，与吴宓搭配，论门第、才学都说得过去；况且他对吴宓也算了解，觉得人品学问尚可，便一口答应写信引荐。

那时的吴宓还在美国求学，周旋于课堂、图书馆之间，对国内的这场“暗流”暂时一无所知。

二、闪婚七年后的决绝

收到陈家二哥来信时，吴宓在大洋彼岸，行李旁堆满了书与讲义。信中介绍了小妹的情况，又表达了愿结亲的意思。按理说，这样的婚事，应该见面之后再谈，但当时留学路远，往返艰难，很多知识分子的婚姻，靠的便是书信与熟人介绍。

吴宓没有贸然点头。他托在国内的友人代为“考察”陈心一，这位友人正是女教师、也是陈心一闺蜜的毛彦文。毛彦文对陈心一非常看重，在回信中用了不少溢美之词，把闺蜜的优点一一道来。其时三人都想不到，将来这封信，会像一块石头投入水面，层层涟漪最终形成漩涡。

在毛彦文的介绍和陈家兄长的保证之下，加上对传统“媒妁之言”的信任，吴宓同意了订婚。那时候，两人还没见过面，笔墨在前，人影在后，这样的婚约在当时不算罕见。

1922年前后，吴宓提前结束留学回国。他原本计划停留五年，为了婚事，缩短了学业。这段选择，他日后会反复提起，甚至以“牺牲”自居。陈心一坚持“女追男隔层纱”的信念，前后为这桩婚事奔走三年，等来的终于是未婚夫归国的消息。

吴宓踏上归途，一到国内，便赶往杭州与未曾谋面的未婚妻相见。西湖边，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已是名义上的“未婚夫妻”。接下来两天，他们游西湖、谈文章、论学问，从纸上的笔友变成现实中的伴侣。整个相识到正式交往，实际上不过短短十几天，婚期随即敲定。

那在当时，确实算得上快得惊人。家族中有人心里打鼓，但婚礼终究举行了。表面看，这段婚姻是新式知识分子的美谈：女方受过教育，男方学问出众，两人志趣相投，郎才女貌。

婚后几年，陈心一把精力都放在家庭上，操持家务，生养子女，一共为吴宓生了三个孩子。外人眼中，这个家庭似乎体面而安稳，先生在大学讲学，夫人照看内宅，一副旧式“教授之家”的模样。

不过，外表的平静之下，裂缝早已出现。

成婚不久，吴宓便开始觉得“悔意上头”。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对婚姻的想象，与眼前的现实并不重合。他向友人诉苦，说当初闪电般的决定太草率，如今“发现两人性情不合”，甚至觉得自己被束缚在琐碎生活中，难以安心做学问。

这些抱怨，在朋友间传来传去，终究还是让人听在耳里，记在心里。遗憾的是，这些话，他说得痛快，听的人或许也习以为常，却很少有人想到，这一边，他在叫委屈；那一边，整日操持家务、抚养孩子的陈心一，又该向谁诉说不甘。

从婚礼算起，七年左右的时间，两人的关系逐渐冷却。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吵，更多是长久的疏离。偏偏在这种气氛之下，一个新人物在家庭之外，悄悄走进了吴宓的视线。

三、闺蜜与教授的纠缠

吴宓回国后，很快受聘于南京高等学府任教，与他同校的，还有早年同学朱君毅。朱君毅性格外向，留洋多年，待人接物颇有自信。他未婚妻是谁呢？正是那位当年替人写信“介绍对象”的毛彦文。

毛彦文出身不错，受过系统教育。为了配得上这桩留学婚约，她在老家苦学英语三年，其后又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深造三年。算下来，从朱君毅出国，到他拿到美国博士学位回国，她足足等了六年。

1922年，朱君毅归国在即，他在信中详细告知回国时间与船名。毛彦文激动之下，专程赶到上海码头迎接恋人。可以想见，当时她在码头等候时的期待——苦等多年，如今总算要见到一个有学问、有前途的未婚夫。

不过，事情的走向很快偏离了她最初的设想。朱君毅回国后，迟迟不提婚事，只是以工作繁忙为由搪塞。到了1923年四月，吴宓突然收到毛彦文寄来的信，说朱君毅有事相商，请他前往一叙。

这一面谈的内容，后来广为流传。朱君毅提出要“退婚”，理由听上去颇为严肃：其一，他们是表兄妹，担忧近亲结婚会影响后代健康；其二，他自认喜欢的是体态丰腴、身强体壮的女子，而毛彦文身材瘦小，不合他意。说起来，这两条理由，一个披着“科学”与家族的外衣，一个则直接涉及个人审美与欲望。

从后来的零散记载看，朱君毅在感情上也并不干净利落。几年后，吴宓从人处得知，朱君毅曾暗中包养一位妓女，对方对他动了真情，希望得到正妻名分，他却顾忌舆论，始终没有答应。可见，他所谓的“近亲隐患”，未必是全部真相。

朱君毅与毛彦文最终分手，这场耗费六年的等待，以极其不体面的方式收场。一个迟迟不肯负责的男子，一个突然被宣告“不合适”的女子，这样的结局，多少让人心冷。

有意思的是，吴宓与毛彦文并没有因此疏远。相反，频繁的接触让这位男教授对女方产生了不同的感情。他欣赏她的才情，怜惜她的遭遇，又在与妻子日渐疏离的背景下，将精力一点点倾斜到这位“曾替自己牵线的闺蜜”身上。

不久之后，南京的知识圈里开始出现流言：吴宓对毛彦文“穷追不舍”。这件事甚至登上过报纸，一度闹得人尽皆知。对当时讲究名节的环境而言，这无异于在自己身上捅出一个口子。

消息传到陈心一耳中，她所面对的，已不是普通的丈夫“婚外心动”，而是来自丈夫与闺蜜双重方向的伤害。家庭的地基，在她心中瞬间塌了一半。

某个夜里，气氛尴尬又冷硬。“你这是要怎样？”她大概也问过类似的话。吴宓一开始并不想离婚，至少嘴上这么说。名教授抛妻弃子，在当时必然备受舆论指责，他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一边向友人诉说对婚姻的不满，一边又想保住自己的名声。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居然提出希望“三人共处”，用古话讲，就是“齐人之福”。这一要求摆出来，已不仅仅是情感背叛，简直触犯了夫妻关系最基本的体面。

此时的陈心一，一向温和，行事却出人意料地干脆。她拒绝了这近乎荒唐的“要求”，并明确提出离婚。她知道，一旦签字，这段曾经苦苦追求的婚姻就此了结，但在尊严与屈辱之间，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面对她的坚决，吴宓很快在离婚书上签字。三个孩子全部判归母亲，他每月支付生活费。没过多久，陈心一带着孩子悄然搬离，另觅住处，自行承担起抚养的责任。

离婚之后，吴宓仍向友人感叹，说自己本该在国外再留几年，为了结婚提前回国，“实在可惜”。这话听上去像是在为人生规划惋惜，细想之下，却难免让人觉得凉薄：当年是他同意回国成婚，如今婚姻破裂，却把责任部分推到这段“提前归国”的选择上。

而与此同时，他与毛彦文之间的纠缠，并没有因为离婚而消失，反而进入了新的阶段。

四、晚年婚姻的反复与孤寂

离婚后的几年，吴宓对毛彦文的追求更加明显。他频繁示好，在信中表达情感，对外则表露出一种“情深难断”的姿态。毛彦文这一边，既心软又犹豫。一方面，两人有共通的文化背景，又彼此了解多年；另一方面，她亲眼看见了吴宓对前一段婚姻的处理，未必敢完全托付终身。

更让她迟疑的，是吴宓对婚姻的理解。婚事尚未定下，他就提出要求，希望毛彦文放弃自己的学业，全力照顾家庭。换言之，他期待的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而不是在学术与社会活动上与自己并肩的伙伴。这种观念落在一个受过新式教育、已经在学界闯出些名堂的女子身上，难免有些刺耳。

与此同时，吴宓在情感上也并不彻底“专一”。他与其他女性保持热络往来，言语暧昧，引起不少议论。对于一个曾因感情问题登上报纸的学者而言，这些行为无疑增加了他的“花心”名声。

在种种矛盾之下，毛彦文做出了一个看似激烈的选择。她嫁给了熊希龄——这位年长许多的前清重臣，在政界和教育界都有名望，年龄却足以做她的父辈。这样的婚姻，从情感角度看显得仓促，但从现实角度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撤退”：离开纠缠不清的关系，投向一位稳重、有地位的长者。

婚后不久，熊希龄病逝，婚姻只维持了短短几年。寡居后的毛彦文，对吴宓的“缠绕”更加厌倦。她晚年回忆时提到，对吴宓一直有怨，言辞中毫不掩饰，“从未真正爱过他”这句话，被不少研究者引用。不得不说，这样的评价，对一位曾为情事奔波半生的男学人来说，是极沉重的结语。

时间来到1940年代末，吴宓已经步入中年，事业上依旧有一定地位，但个人生活早已几经起伏。这时，他做出了另一桩让人议论纷纷的决定：在五十六岁时，与一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女学生邹兰芳结婚。

师生恋在那个年代极具争议，尤其在人伦观念较为保守的知识圈里，更容易招致非议。男方是“德高望重”的教授，女方是学生，还年轻体弱，这样的组合自然让人猜测背后的动因。

婚后不久，事实走向出乎许多人预料。邹兰芳体弱多病，生活起居需要悉心照料。吴宓一方面要负担家庭开销，一方面要照拂妻子的病体，压力骤然增大。三年后，邹兰芳病逝，留下了一地辛酸。更复杂的是，邹家部分亲属生活困难，吴宓又承担起一定的接济责任，经济负担与精神负担交织，使他常常感叹“叫苦不迭”。

从外界来看，这似乎是“老来再婚”的失败尝试；从个人角度看，这段婚姻夹杂着补偿心理、情感需要与现实压力，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概括。但有一点相当清楚：他想象中的温情与理解，并没有在这一段关系里长久停留。

后半生，吴宓在学术上仍旧耕耘不辍，讲课、写稿、整理文献，留下颇多成果。然而在家庭层面，他与儿女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尤其是女儿，对父亲长期的情感风波、婚姻选择感到不能接受，最终选择与他断绝父女关系。这种决裂，对一个重视家族与伦理的读书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失败。

夜深时分，人静灯昏，他时常想起的，仍是早年与毛彦文之间那些纠缠不清的往事。有人记载，晚年的他在谈及往昔时，情绪复杂，说不清是悔恨还是不甘。

不难想象，一个在课堂上讲《诗经》《楚辞》，推崇古典情义的教授，在自己的人生里却反复陷入感情漩涡，这种强烈的对照本身，就足够耐人寻味。许多读者在看他的故事时，往往会生出一个直观的问题：才华与人品、学问与婚姻究竟能否分开看待？

吴宓的一生，至少提供了一个颇具反差的例子。学术上的“先生”，在情感世界里未必是稳重的丈夫；语言里充满古典情意的人，在现实选择中可能相当自我。时间往前推，是报刊上一张照片牵出的姻缘；再往后看，则是一段段关系留下的遗憾、争议与破碎。

当年那个为了照片中人心动的浙江女教师，大概不会想到，自己苦苦追求来的婚姻，会在七年后迎来如此决绝的终点；当年那个在码头等待未婚夫归来的女子，也不会想到，多年后自己会说出“从未爱过他”的冷硬话语。至于站在这些故事中心的吴宓，最后留在世人记忆中的，既有“学术大师”的名号，也有一连串难以回避的感情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