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李枏 曹聪：特朗普政府对美日同盟的“再造”

美日同盟系统性升级对中国的影响不在于短期内改变力量对比，而在于通过军事一体化和议题泛安全化，持续消耗中国的注意力与战略资源，增加中国推进自身发展与维护周边稳定的难度和成本。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曹聪，

文章来源于

《世界知识》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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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重新上台以来，对待盟友依旧延续其第一任期时的路线，强调“美国优先”与“责任分担”，具体投射到日本便是促其扩充军备以分担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防务成本，此举与日本右翼推动的摆脱战后束缚、修改“和平宪法”、成为“正常国家”战略不谋而合，美日同盟关系因此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再造”。

同盟再升级

自拜登政府以来，美日安全合作中“美国充当矛、日本扮演盾”的职责分工逐渐发生改变，日本自卫队致力于加强与驻日美军协同作战的能力。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实行收缩，同时推行“西半球优先”，但对“印太”采取“豁免”，不仅维持强势存在，而且加紧控制盟友，把重点放在扶植日本上。为此，特朗普政府不仅没有改变拜登政府打造的美日同盟一体化战略方向，反而更加积极地提升美日安保合作。2025年2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访美，与特朗普会晤后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双方共同追求美日同盟关系的“新黄金时代”。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后没多久，于10月28日与特朗普实现会晤，大施“奉承外交”，重申推动美日“新黄金时代”同盟关系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推动日本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GDP）3.5%的水平。高市在2025年10月24日国会施政演说中宣布，力争在本财年结束前（也即2026年4月前）将国防开支的GDP占比从1.8%提高到2%。原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是2027财年结束前，如今高市在日本财政状况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提出要提前实现这一目标。高市还承诺，将在2026年底前修订三份关键的国防和安全政策文件。显然，日本将在“满足美国要求”名义下，加速推动军事能力建设，同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形成新型作战体系。

二是推动美日安全合作从“美攻日守”转向协同作战。2025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访日时，宣布驻日美军已启动“联合作战司令部”设立程序。此举旨在推动双方作战指挥体系加速融合，最终建立“美日联合司令部”。为配合美方这一调整，实现美日作战指挥体系融合运作、情报共享及行动协同，日方通过在自卫队改革进程中设立新机构来实现对海陆空自卫队的统一指挥。美陆军部和日防卫省还于2025年9月正式启动“战略性推进相互运行时间保障人工智能”计划，这是一个以运行时间保障（RTA）技术为重点的合作研发架构，旨在为人工智能无人机与下一代战机的整合提供支持，提高美日作战的互操作性。

三是推动美日延伸核威慑升级。在《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美国国会同意继续向驻日美军升级拨款。从特朗普政府2025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看出，美国仍视日本为威慑中国的最重要国家，预计将会加紧在日实施“美军海基核巡航导弹计划”，有日本军事专家预计美军海基核巡航导弹将在2030年前后落地日本。不仅如此，美国也在改造驻日美军，赋予美日同盟联合行使核常规打击的能力，日本则计划在平时也准许美军搭载核武器潜艇开展海域巡航、港口访问行动。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为控制维持“印太”同盟体系的成本，鼓励日本为筑牢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和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等合作机制“印太”小多边机制发挥作用，这些机制将结成以美国为中心的遏制中国“印太联盟网络”。同时，鉴于美国自己已大幅减少对外援助，特朗普政府协调日本增加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军事安全援助，日本也确实正以亚太为重点，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积极供援，并与澳大利亚等多国频繁举行联合演习。

“美国优先”的美日经济合作

在经济领域，美国尽管一直拒绝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在许多问题上与日本保持一致，特朗普政府在包括供应链韧性、降低经济风险及寻求与“印太”相关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建立伙伴关系方面与日本保持合作。

2025年10月特朗普与高市会晤的一个“成果”是重申在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安全方面的合作。将中国逐出美国及盟友稀土供应链已成为美国维护经济安全的优先任务之一，而日本在“降低对华稀土依赖”方面的“经验”引起美国关注。美日签署的双边协议特别强调了稀土开采和加工领域的合作，偏重于供给侧。但考虑到中国在稀土生产方面的强劲优势，美日也商定了需求侧战略，包括资源节约、替代技术开发、回收利用等要素，美日“稳健且有韧性的应对方案”还包括加强战略储备和建立应急响应机制。

特朗普政府对美日在造船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合作的积极推动也值得关注。三菱重工、东芝、日立等日本公司对包括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在内的核能项目以及美国电力基础设施的投资潜力表现出浓厚兴趣。许多日本公司高度重视美国人工智能“大跃进”正在产生的庞大电力需求，表达了在美国参与能源开发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意向。美日双方还将扩大政府和私营部门联合投资，通过补贴、贷款、股权投资、担保等多种形式支持美国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项目。

美日也在扩大国防工业合作，包括国防装备和技术的联合生产、开发和维护，不仅使日本得以共享资源以加快新型国防装备开发，还使美国海军舰艇能够在日本造船厂获得短期维护服务。此外，日本对太空领域的大力投资使得太空成为美日同盟的战略新支柱。

特朗普政府的重商主义特点为高市政府所深谙，所以，美日近期在经济、科技、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导向几乎完全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进一步凸显了日本的对美“仆从”角色。

同盟“再造”的结构性瓶颈

然而，特朗普政府通过拉抬日本提升其“印太战略”效果的如意算盘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日本的结构性瓶颈。

一是日本财政承受力不足。虽然高市承诺大幅增加日本防卫预算，拟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筹措资金，但截至日前，日本的政府债务规模已相当于GDP的230%，长期依靠超低利率环境才能维持债务运转。高市既要刺激国内经济复苏，又要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兑现对美直接投资5500亿美元承诺，其财政结构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日本社会少子化、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防卫预算持续扩张又必然压缩民生与社会福利领域的公共支出，极易引发民众不满，并有可能转化成倒阁压力。

二是日本战略自主与对美依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特朗普及其政府对现代美日关系的源起缺乏深入了解，一心推动日本助美支撑“印太战略”目标，实际上是在纵容日本摆脱战后束缚重走军国道路。日本一些右翼分子表面上维护日美同盟，私下里却怀有脱离美国搞“战略自主”的想法。日本也确实正在利用美国的“信任”和“委托”加快军力建设，增加战略独立性。然而日本仍无法完全脱离美国的掌控独立以应对危机和塑造周边安全环境，且受到邻国制约，但随着其军事能力和战略外延的逐步扩大，其对美国的逆反心理长远来看终难藏住。

三是对华政策不协调影响美日互信。拜登时期，美日同盟藉由台湾问题紧密合作，日本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并主动融入美军前沿威慑与拒止体系，目的是使中国在东海、台海方向面临的是高度一体化的美日联合军事体系，从而不得不在对台军事准备、态势感知和战略预案上投入更多资源。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其亚洲外交的优先是稳住对华关系，为此在台湾问题上刻意不明确政策。高市的“台湾有事可能触发存亡危机事态”言论触发中日关系危机，特朗普拒绝为高市背书，甚至要求日方克制发表涉台言论，美日对华政策再次出现步调不一致的情况。但也要看到，特朗普不允许全球任何地区出现挑战美国的竞争者，他任命的多名官员被认为是对华鹰派，台湾问题是否会在其对华政策议程中取得战略优先地位仍需观察。接下来，台湾问题既可能充当推动美日同盟合作的粘合剂，也可能成为两国的争议焦点，一切取决于美国对华政策预期和台湾问题本身的发展变化。

总体而言，美日“新黄金时代”同盟是深度嵌入美国遏华战略的制度性安排，日本正在成为美国全球战略收缩过程在“印太”地区的“影子武士”，在军事上发挥同盟体系东海、台海、南海“三海联动”的枢纽作用，经贸、科技上服务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产业、技术布局。美日同盟系统性升级对中国的影响不在于短期内改变力量对比，而在于通过军事一体化和议题泛安全化，持续消耗中国的注意力与战略资源，增加中国推进自身发展与维护周边稳定的难度和成本。长此以往，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将不可避免地持续恶化，中国长期推动的周边稳定与合作氛围也会受到削弱。我国应积极塑造地区安全态势，坚决遏制任何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行径，既可稳定我国的周边安全，也对亚太其他国家起到示范效应。■

文章来源于《世界知识》2026年第3期

图文编辑：张洵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