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老船工帅仕高见到彭德怀，泪水夺眶而出：首长您叫什么名字

1965年秋天，四川石棉矿的一间病房里并不宽敞，窗外依稀能听见矿山上的机器轰鸣声。年过七旬的老船工帅仕高，躺在病床上治疗眼疾，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老人，会在那一年迎来与一位元帅的重逢。

那段时间，国家正在进行三线建设，西南一带矿山、工厂陆续兴建，石棉矿也在其列。彭德怀受命担任西南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来到石棉矿检查工作。因为道路条件限制，他此行未能到达大渡河畔的安顺场，但他心里却始终惦记着当年在惊涛骇浪中撑船渡河的那位船工。

有意思的是，促成这次见面的，并不是事先安排的“仪式感”，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消息——矿领导听说部队在打听安顺场的老船工，便向随行的景参谋报告：那位老船工还健在，而且正在矿医院治疗眼睛。

“既然去不了安顺场，那就去医院看看这位老船工吧。”彭德怀听完消息，笑着作出决定。

一支为三线建设而来的工作队，就这样朝着医院的方向走去。谁也不知道，病房里那位安静的老人，已经与他们共同背负了三十多年的记忆。

一、老友重逢，名字却成了“秘密”

当彭德怀走进病房，帅仕高还没反应过来，只看到一位个子不算高、腰板却挺得笔直的首长，快步上前，伸手就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你就是帅仕高吗？我们算是老朋友了。”彭德怀开口时，语气平和，“早就想到安顺场看你，当年你们一老一少两个船工，划一只船，可是帮了大忙嘛。”

这一句“老朋友”，让病床上的老人愣住了。沉淀在记忆深处的大渡河风浪，像被人突然扯开了盖子。

“首长，您咋个记得这么清楚？”帅仕高忍不住问，语气里既有惊讶，也带着一点不确定。

彭德怀稍稍提高了一点声音：“我就是当年的红军战士啊。当年我们工农红军同蒋介石打仗，路过大渡河畔，能在那种情况下强渡大渡河，多亏你们这些船工。如果没有你们，渡河就更难喽。今天来，就是替那些坐过你们船的红军战士谢你一声。”

说完，他竟认真地向这位老船工鞠了一躬。

这一幕，在病房里显得异常安静。老船工忙摆着手：“实在不敢当，你们红军也是为让我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啊。”话一出口，眼眶却已经红了。

积压多年的情绪一下涌了上来，他忍了又忍，还是扛不住，眼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流下来。他抬起头，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首长，您叫什么名字？”

彭德怀愣了一下，显然不太愿意暴露身份，只是略微思索后笑着回答：“我叫湖南生，三十一年前，我们在一条船上嘛。”

这句“湖南生”，既是玩笑，也是刻意的低调。他习惯把自己当成普通参战战士，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元帅。不过身边的随行人员并没有“配合这个秘密”，立刻接话：“这位首长是彭总，叫彭德怀。”

“您就是彭德怀？彭大帅？”帅仕高一下子坐直了，眼睛瞪得很大，似乎害怕自己听错，“好久没听到您的名字了，您还好么？”

“好啊，好得很喽。”彭德怀哈哈一笑，“毛主席派我来搞三线建设。当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大渡河那样的地方都能强渡过去，现在还有啥路走不通嘛。”

这句话听上去轻描淡写，实则带着一种历经生死之后特有的坦然。对他来说，石棉矿崎岖的山路，远远比不上当年在大渡河边面对的那种生死考验。

帅仕高听着，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是啊，当年你们从那儿走过，现在想起都觉得惊险。河对面山上的枪子儿像泼水一样，几条龙头小船在人家的枪口下晃来晃去，子弹可是不认人哟，除了你们哪个敢过啊。”

彭德怀点点头：“让你们吃苦了。”

“红军才吃了更多更大的苦呢。”帅仕高一边抹眼泪，一边摇头，声音有些哽咽。

病房里的气氛，短时间内有些凝重。彭德怀看在眼里，不愿让老人一直陷在悲伤里，便顺势把话题往日常拉：“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今天就摆摆龙门阵。家里现在有几口人？”

这一问一答，带着一点家常味道，也让情绪慢慢平复下来。从子女到生活，从农田到船只，两人越聊越细。期间，彭德怀还特意问起当年其他船工的情况：“你们当年帮着渡河，立了大功，要没有你们，红军哪有那么容易过大渡河。”

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一晃就到告别的时候。临走前，彭德怀从口袋里摸出三十块钱，又拿出三包“大前门”香烟放在床头。

“你把眼睛好好治。”他叮嘱道，“钱不多，是我替那些红军战士向你表示一点心意。”

帅仕高连忙摆手，怎么都不肯收。对于习惯清苦生活的他来说，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彭德怀却不容再推：“接着吧，收下。等以后有机会，我还来看你。”

这一句话，说得不紧不慢，却让老人心里格外踏实。

当天晚上，得知彭德怀就住在矿招待所，帅仕高立刻向医生请假，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赶过去。再次见面时，彭德怀起身相迎，倒茶、敬烟，像见亲人一样把他请到身旁坐下，又一次详细询问他一家的生活情况，并当场嘱咐在场的县委领导：“有功之人，该照顾就要照顾，让他们晚年过得踏实些。”

那一晚，老船工话不多，反复只是那几句道谢，却始终紧紧握着彭德怀的手。不得不说，这种握手的分量，很难简单用“关心群众”几个字来概括。

二、从“不开门”到“撑船”，年轻船工的抉择

时间，回到三十年前。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由此开始。一路上，在敌军“围追堵截”之下，队伍伤亡不小。1935年初，在遵义会议后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军队的战略指导逐渐清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大部队成功摆脱了追兵。

1935年5月，红军行进到大渡河一线。地图上看不过是几条曲线，放在当时却是决定生死的关口。河水湍急，两岸多为悬崖峭壁，加上敌军早在沿岸布防，大渡河成为一道真正的天险。

5月24日前后，追击的敌军越来越近，时间被压缩得极紧。红军面前几乎只剩一条路：强渡大渡河。如果不能迅速抢占有利渡口，就有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覆辙。这样的历史教训，在红军的指挥员中被清楚记起。

敌军思路也不复杂，他们早就判断红军要想北上，绕不过大渡河，便提前在安顺场附近采取措施：把南岸的船只、粮食统统拖到北岸，连有经验的船工也押走，准备在北岸凭险拒敌，让红军“有河过不了，有仗打不成”。

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安顺场时，面临的是“有渡口无船，有河无粮”的局面。为破僵局，部队决定由红一团急行军八十里，直插安顺场。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激战，击败守敌两个连，渡口收回，南岸找到了一条幸存的船。

这条船并不大，只能容纳二十来人。但问题不止在船的容量。大渡河河道宽阔，水势汹涌，暗流难测，河中礁石密布，如果没有熟悉水性、掌握河道情况的船工掌舵，再结实的船也有可能顷刻翻覆。

部队很快意识到，仅有一条船远远不够，要有人敢在枪口下撑船，才有真正的获胜可能。

一打听，当地适龄的老船工大多已被强迫赶到北岸，留在安顺场一带的，主要是一些年轻船工，其中水性最好、胆子最大的一位，叫帅仕高。

这时的帅仕高二十多岁，是在大渡河边长大的土生土长的船工。对他来说，水势如何、哪里有暗礁，脚下这条河就像家门口的小路一样熟悉。

红军派人去他家求助，却吃了个闭门羹。屋里的人不出声，门闩死死顶着。

说到底，并不是不想出力，而是被吓怕了。那段时间，地方反动武装常常欺压百姓，稍有不顺就拳打脚踢。船工们若被抓去替他们渡河，有时连工钱都拿不到，还要挨骂受气。久而久之，见了官兵就躲，是很多人的本能反应。

红军战士敲门敲了一阵，见没有回应，只好隔着门高声喊话：“你不要紧张，我们是红军，是穷人军队，都是农民出身哟！”

这一句，算是戳中了要害。过了好一会儿，门里传出脚步声，门缝慢慢拉开，帅仕高从里面小心地打量着门外的人。

布满补丁的军装，草鞋磨得起毛，脸上多是晒出的黝黑，跟平日里见惯的那些穿皮靴、背皮枪的兵丁完全不是一个样子。对比之下，谁是“穷人军队”，他心里一下有了数。

门打开了，几位红军战士被请进屋。几句寒暄之后，说出此行目的：“想请你帮我们渡河。放心，不会要你白帮忙，会给工钱。”

帅仕高倒没有马上答应，只是先说明了现状：“这里的船，都被人拉到北岸去了，南岸已经没船了。”

“我们刚缴获了一艘。”红军战士赶忙补充，“就是撑船掌舵方面经验不够，经人介绍，说你是内行，所以来请你帮忙。”

听到这里，他沉默了一会儿。大渡河的脾气，他太清楚。更何况，他也知道北岸有一个营的敌军驻守，一旦在河上被发现，子弹不会留情。船翻了，人沉了，连一块碑都未必有人立。

站在那个屋子里，一个年轻船工面对的，其实是生死抉择。帮，可能丢命；不帮，眼前这支穷人军队，也许就被困死在河边。

稍微想了片刻，他答应下来的条件听起来有些“接地气”——先吃一顿饱饭。他说得很实在：“人要是上了船就没命，那也不能空着肚子做饿死鬼。如果能活着撑船，来来回回也得有力气。”

说法虽然直白，却一点不虚伪。一边是看得见的危险，一边是必须要做的事，能提出的要求不过是“吃好一点”。

红军战士满口答应，马上张罗粮食。那时条件艰苦，他们自己也是省着吃，但还是设法弄来大米，在岸边棚子里煮出一锅白米饭。帅仕高又找来几位熟悉水性的同伴，几个人围着一口锅，默默地吃。饭不算多，却吃得格外认真。

吃完这顿饭，年轻船工的命运，开始与那条河彻底纠缠在一起。

三、雨夜涨水，龙头小船在枪林弹雨中“找缝”

5月25日凌晨，天还未亮，大渡河的水声已经在岸边轰鸣。因为前一日刚下过雨，河水上涨，流速更加急促，夹杂着山涧冲下来的泥沙和树枝，看上去越发咆哮。

渡口上，红军指挥员已经在紧张部署。最后确定的方案是：由红一团一营抽调17名勇士作为第一批先锋，乘坐帅仕高掌舵的龙头小船，在南岸火力掩护下，抢先渡河。

这种龙头小船，本是当地在急水区穿行用的，船身相对轻巧。换在平水河里，也许能算灵活，可一旦置身枪林弹雨，就显得脆弱。

岸边风不算大，河面上的风却总让人心里发冷。船工们把绳索一一检查，又摸过船身每一个木缝，生怕有遗漏。年轻的红军战士登船时，脸上难免有紧张，但更多的是决心。从他们的眼神里，能看出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这一趟必须成功。

船一离岸，很快就被大渡河的水势裹住。桨刚一划开，船身就微微颤动，不受控制地向下游偏去。帅仕高站在船尾，双手牢牢握住橹柄，用力调整角度，借着水势拐出一个弧度，慢慢向对岸靠拢。

等船接近河心位置，对岸的敌军已经发现异常。山坡上的火光闪现，弹雨像泼水一样扑过来。河面上没有遮挡，子弹打在水里，激起一串串水柱，让人心里发紧。

“压低点！”有人压着嗓子提醒。

在枪声最密的时候，几个人几乎是半蹲着撑船。大渡河的水浪本就不安分，子弹一打，水面更乱作一团，几次晃动，都让人以为船要翻。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验就成了救命的东西。帅仕高知道，河心有一块危险的礁石，平时露出水面，涨水时只留下一个隐约的影子。如果盯不住位置，一旦撞上，船底被划开，几十条命就扎进河心。

雨水冲刷后的河水变得浑浊，礁石被水掩住，只在浪花翻滚中露出一点异样的水纹。他一边稳着船，一边死死盯着前方水面，试图从细微波动中判断位置。

就在船接近礁石的那几秒，南岸突然爆响一阵密集的火力，红军机枪排压向北岸阵地。子弹像是一堵墙，把北岸火力暂时压了下来。

抓住这一瞬间，船工们把绳子绕在身上，纵身跃入河中，靠着身体的重量，用肩膀和手臂硬生生顶着船身改变方向，把船从礁石边缘“挤”了过去。这一动作危险到什么程度，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河水的冲力夹杂着船的惯性，一个判断不准，人船都可能一起被卷走。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几秒的配合，帮船避开了致命的碰撞。

船身一脱离礁石影响，顺水势一冲，开始朝北岸渡口方向快速滑去。这个时候，北岸的敌军重新开火，但已来不及再修正射击角度。南岸的火力继续压制，先锋队员也做好了登陆准备。

当龙头小船靠上北岸时，几名红军战士几乎是跳着冲上岸，迅速抢占有利位置。短暂交火之后，渡口被控制下来。

有了第一批成功登陆的“桥头堡”，后续行动就有了基础。帅仕高和同伴抓紧时间，在北岸找到了几条原先被拖来的船，修的修，拖的拖，一点点补充到渡河队伍中来。就这样，来回穿梭于南北两岸，红军部队一批一批被运过大渡河。

在帅仕高的组织下，当地船工组成了一个77人的船工队伍，分成四个小组轮换作业。船只有限，河面凶险，红军人数庞大，即便昼夜不停，七天七夜抢渡下来，仍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在南岸。

时间，再次变得紧迫起来。如果敌军从上游或下游绕袭，红军被迫分成两截，后果难以想象。渡口指挥员、军政首长都清楚，这样一直“耗”下去非常不利。

四、决断泸定桥，老船工的功劳没有被忘记

在这种关键时刻，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注意。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得知当地有一位86岁的老秀才，名叫宋大顺，熟悉这一带山川地势与风水险要。毛泽东听说后，很快让警卫员把这位老人请到驻地，想听听当地人的看法。

宋大顺略作思索，给出了这样一句判断：“此地凶险，不可久留，不宜大部队周璇。”这话听上去平淡，却点明了大渡河一线的根本问题——可以抢渡，不可以拖延。

当天夜里，毛泽东召集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研究情况。几万红军，仅靠几条小船逆水抢渡，效率有限，风险极大。如果敌军主力大举压来，很可能前功尽弃。

经过反复权衡，大家形成一致意见：在继续利用安顺场渡口的同时，另辟蹊径，由部队迅速北上，强行夺取上游的泸定桥，打开更稳妥的渡河通道。这一决策，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是一次极为关键的战略调整。

红军主力随后分路行动，以红四团为先导，逆流而上，向泸定桥方向急行军。北岸的红一师配合行动，两路夹击。1935年5月29日，著名的“飞夺泸定桥”展开。铁索桥上，战士们顶着敌人的炮火，在摇晃的铁链上匍匐前进，最终成功占领桥头阵地。大部队随即从泸定桥过河，大渡河天险自此被突破。

历史书上，更多篇幅落在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飞夺泸定桥战斗之上，这是理所应当的。然而，不得不说的是，没有早期在安顺场渡口那场冒着枪林弹雨的强渡，没有船工们撑船抢占渡口、夺回船只，泸定桥之战的布局就失去了第一块落脚石。

怎么评价老船工的作用，更显见于细节。抢渡结束后，有一位红军专程来向帅仕高道谢，并给了他八块大洋作为酬劳。那时的八块大洋，对一名普通船工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钱之外，更重要的是态度——这是一支军队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你的功劳，被记住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间一晃到了1950年代。随着各地修建烈士陵园、纪念馆，长征沿线的许多老百姓，被再次想起。大渡河畔的安顺场，自然也是重点之一。

彭德怀和刘伯承，两位曾直接指挥大渡河战役的开国元帅，并没有因为军务繁忙就把那段历史淡忘。经过讨论，他们托付驻在四川石棉一带的部队，多方打听当年撑船的那位老船工的下落，“无论如何要找到”。

花了相当一段时间，部队干部在彝族群众中走访，终于在一个彝族家族中找到了已经改换生活环境的帅仕高。当时他生活清苦，却很低调，并未向周围人多说自己昔日参与过什么“大战役”。

找到人之后，驻军先把他接到雅安，一边给他安排生活，一边层层向上汇报。不久，他又被送回阔别17年的石棉县安顺场老家，让他在熟悉的土地上安顿下来。

从1935年到1950年代，这中间隔了近二十年。换作一般人，可能早已将那段经历当成一段惊险往事，偶尔提起一两句，更多时候还是忙着过眼前的日子。但在这些曾经的红军指挥员心中，当年撑船的船工，并不是随手翻过的一页。

1965年，彭德怀来到石棉矿检查三线建设工作，再次接近大渡河一带，却因道路不通未能亲临安顺场。遗憾之余，他提起最多的，就是那位撑船的老朋友。

当听说帅仕高正在矿医院治疗眼疾，且身体尚可时，他当即表示：“那就去医院看看他。”这一去，才有了开头那场感人至深的会面。

从1935年河上的龙头小船，到1965年病房里的长谈，两人之间隔着三十年的时光。一个从年轻战士成为共和国元帅，一个从青壮船工步入风烛老年。身份变了，头衔变了，唯一没变的，是彼此心里那句“老朋友”。

1995年，帅仕高在石棉安然离世，享年84岁。此时距他那个雨夜撑船，已有六十年。他去世后，他的事迹被整理、被讲述，逐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2007年，在全国十大爱国拥军新闻人物评选活动中，他被授予“爱国拥军新闻人物特别奖”，算是一种迟来的、却不算太晚的肯定。

如果把大渡河两岸当作一面镜子，一边是穿草鞋、背步枪的红军战士，一边是握着橹柄、不识几个大字的船工。两者站在一起，构成了那段历史中非常真实的一幕。这些人加在一起，才撑起了长征路上的每一次关键跨越。

时隔多年再看，老船工的身影也许已经模糊，但那一条在枪林弹雨中摇晃前行的龙头小船，却始终清晰。那条船不仅载着十几名红军，也载着许多普通人在国家生死关头做出的选择。只不过，很多人一辈子没机会告诉别人，自己当年究竟在哪一刻握紧了桨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