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又到了年终返乡的时候，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回家的路也多了多种选择。在匆忙奔走的脚步里，不禁又让我想起曾经为了返乡所经历的那些辛酸与委屈。
我在候车室里坐了一整天。玻璃顶棚漏下来的光从东边挪到西边，从白晃晃变成灰蒙蒙，最后彻底暗下去。
对面椅子上堆着的蛇皮袋、涂料桶、用床单裹成的包袱，包袱角上露出一只小孩的棉鞋，鞋底是妈妈纳的千层底，已经磨偏了好些，隐隐能看到里面深色的布料。
一个男人靠着包袱睡着了，嘴巴微张，呼噜声被广播淹了一半，另一半漏了些出来，有点像生锈的电锯。
十七点四十分，广播响了，去往陇南的K某某次车已经开始检票。
男人猛地惊醒，抬手胡乱地抹了一把嘴角，抓起两个蛇皮袋反手往肩上一甩，左手拎涂料桶，右手紧紧地拽住包袱，包袱底下还牵着个五六岁的男孩。
男孩揉揉眼睛，有些跟不上大人的步子，赶忙小跑几步，可鞋又掉了。男人并没有看见，继续往前挤。男孩张了张嘴想喊，不知为啥，又忍了下来，只得单脚跳回去捡鞋，又被别人的行李箱撞了一下，没哭，连忙抱着鞋追上父亲，在检票口才弯下腰将鞋迅速地套上。
我跟在他们后面。检票机响一声，闸门打开，随着人流来到站台上。
夜风从铁轨尽头灌过来，裹着煤渣和冻土的腥气。男人放下行李，点了一根烟，火机打了四五下才点着。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头的红点瞬间亮了起来，映出一张三十出头却已沟壑纵横的脸。
我认识他。他叫刘家栋，跟我同村，住在村西的土坯房里，房后有三棵高高的白杨树，是我读小学时每天上学路过的地标。少年时，我们常在白杨树下弹玻璃球玩。他弹得准，赢了我满满一铅笔盒的彩色球，后来他妈让他还给我，他不肯，为此还哭了整整一夜。
想起来，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列车进站，风骤然变大，把他的烟吹灭。他把烟蒂塞进兜里，弯腰拎包袱。我喊他一声。他直起腰，愣了几秒，才认出我来，嘴角轻轻扯动一了下，算是笑着打了个招呼。
“你也回？”他问。
“回，你呢？几年没回了？”
他想了想，伸出三根手指，又缩回一根，最后说：“四年。”
四年。我算了一下，他儿子今年六岁，走的时候孩子才两岁。两岁还抱在怀里，现在已经会自己捡鞋了。
上车找到座位，他和我隔着过道。他把行李塞进座位底下，让儿子坐在靠窗的位置，自己挨着过道坐，半个屁股悬空，像随时准备站起来给人让路。
孩子趴在窗上看外面，站台的灯一盏盏往后退，退成一条线，慢慢变成远处的几点萤火。然后萤火也没了，窗外漆黑一片。
“你儿子？”我问。
“嗯”他摸摸孩子的头，“叫阳阳。阳阳，叫叔叔。”
阳阳扭过头，看了我一眼，又把脸转向窗户。他在玻璃的反光里继续观察着我，我假装没有发现。
刘家栋从蛇皮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打开，是几个馒头和一小袋榨菜。他掰一块馒头递给阳阳，阳阳摇头，他又把馒头放回去，自己也没吃。塑料袋被他折成四四方方的一小块，塞进蛇皮袋的夹层里面。
“厂里今年效益不好，”他忽然又低低地说，“本来不打算回的。我妈打了好几个电话，说再不回，怕见不着了。”
他没说是谁怕见不着。我也没多问。
窗外有零星的灯火掠过，有时密集，有时稀疏，有时是长久的黑暗。阳阳终于睡着了，脑袋歪在父亲胳膊上，嘴角挂着一线涎水。刘家栋始终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不动，眼睛有些茫然地望着窗外。
他的侧影被过道顶灯勾出一道轮廓，颧骨突出，下颌的线条像刀子刻的。四年前他不是这样，那时他还没这么瘦，眼窝也没这么深。
夜里十一点，车厢熄了灯。有人在黑暗里咳嗽，一声接一声，听起来像是要把肺咳出来一样。咳嗽停歇的空隙里，能听见车轮碾过铁轨缝隙的咣当声，一下，一下，不急不缓，像老座钟的钟摆，把时间一格一格的往后拨。
我睡不着，刘家栋也没睡。他的脸隐在暗里，只有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车厢禁烟，他没点，只是把烟叼在嘴里，干嚼着烟屁股。
“那年，”他开口，声音压得很低，“我走的时候，阳阳还不会喊爸。我想着他会喊了我就回。等他会喊了，我又想等他上幼儿园。等他上了幼儿园，又想攒够钱翻修房子。房子翻修了一半，工地上走不开……”
他没说继续下去。我看见那支烟屁股在黑暗里动了动，大概是咽了一口苦水。
我没立即接话。准确来说，是不知道该说点啥？说钱可以慢慢挣？说以后有的是时间？如今我们已经都过了相信这种话的年纪。
天亮的时候，列车停在一个我从没听过名字的小站。站台只有两间平房，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一个老人挑着两筐橘子沿车窗叫卖，十块钱三斤。
刘家栋摇下车窗，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纸票，老人挑了最大个的橘子，往塑料袋里装了又装，称杆翘得高高的。刘家栋接过来，先剥一个递给阳阳，阳阳不接，他又递一次，阳阳才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吃。
“甜不甜？”他问。阳阳点头。
他笑了。我四年没见过他笑。
再上车时，车厢里的人少了将近一半。我们都有了座位，刘家栋把阳阳放在靠窗的位置，自己坐在旁边，不再是悬空着半个屁股的姿态。他从蛇皮袋里掏出一个橘子，慢慢地剥，橘子皮落了一地，他也不捡。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照在他手背上，那些皲裂的口子像一道道干涸的河床。
“我妈说，村口修了水泥路，”他忽然说，“能通到每家每户门口。”
“修了，前年修的。”
“我家那截，修了吗？”
我沉默了。村西那截土路，三年前就说要修，每家每户按人头摊钱，刘家栋家四口人，他妈交不起那份钱，拖着。拖到去年，路修到村东村委会门口就停了，像一条僵死的蛇，尾巴还在村西的泥泞里。
“快了”我说。
他看我一眼，没说话，继续剥橘子。阳阳已经吃完一个，他把手里这个递过去，阳阳摇头，他把橘子放在窗沿上，没再动。
下午三点，列车广播前方到站。刘家栋站起来，把蛇皮袋、涂料桶、包袱一件件从座位底下拖出来，像蚂蚁搬家那样往车门口挪。阳阳跟在他身后，手里攥着窗沿上那枚没吃的橘子。
车停稳，我们下车。站台还是四年前那个站台，水泥地面多了几条裂缝，裂缝里长出几株枯黄的狗尾巴草。出站口围了一圈拉客的黑车司机，有人喊“县城县城十块十块”，有人喊“北乡北乡差一位就走”。刘家栋谁都不理，径直往公交站台走去。
去镇上的公交一小时一班，我们到的时候上一班刚走。他在站台蹲下，把阳阳拉到自己两腿中间站着，从兜里摸出那根嚼了一路的烟屁股，看看站台上的“禁止吸烟”标志，又揣了回去。
“你爸还好吗？”他问我。
“去年走了。”
他抬起头，嘴张了一下，没说出话。隔了很久，他把头低下去，盯着水泥地上自己的影子出神。
“我连他最后一面也没见着。”他说，“那年我在新疆摘棉花，电话打不通。等我弟辗转找到我时，人已经埋了三天了。”
一阵风吹过来，站台边杨树的枯叶哗啦啦地响。阳阳在父亲腿间扭动身子，弯腰捡起一片落叶，举到眼前对着天光看。叶脉枯黄透亮，像一张缩小的蜘蛛网。
“我妈说，我爸咽气前一直念叨我的小名。满囤，满囤。他就叫这个名。”
他没再说下去。公交车从远处缓缓驶来，引擎声盖过了呼呼地风声。车门打开，他拎起行李，像拎起自己全部的家当般，一脚踏进车厢。
到县城汽车站，又换乘去镇上的中巴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