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116个国家对含糖饮料征税

2026.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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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一财经 马晓华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超重和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含糖饮料消费的快速增长被公认为是关键推手之一。目前，全球已有超108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不同形式的含糖饮料税。世界卫生组织更在2025年7月发起“3by35”全球倡议，呼吁各国对含糖饮料征收至少达到零售价20%的税率，目标是到2035年将含糖饮料整体价格提高50%。

在此背景下，作为含糖饮料消费大国，中国是否应增设含糖饮料税，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含糖饮料税是一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消费的有效工具，但其作用是渐进的、有限的，需要与信息告知、环境改善和其他健康政策协同，才能产生更稳定和可持续的公共卫生收益。”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马冠生表示。

全球控糖趋势

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2025年全球含糖饮料税使用情况报告》（下称《报告》）显示，全球含糖饮料消费量在2013年至2024年间增长约14%。为遏制含糖饮料带来的健康隐患，含糖饮料税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政策选择。截至2024年7月，全球至少有116个国家对至少一种含糖饮料征收国家级消费税。世卫组织建议各国应更加系统地改进税收政策设计，提高含糖饮料的税收，使其价格更加昂贵，从而有效减少游离糖的摄入量。

从国际实践来看，含糖饮料税已被证明在减少消费方面具有一定效果。墨西哥2014年对含糖饮料征收1比索/升的税费，实施一年后全国含糖饮料销量下降12%，两年后已征税饮料的消费量平均下降7.6%，而免税饮料的消费量上升2.1%；南非2018年启动“健康促进税”，将部分税收用于资助健康教育与营养干预项目；英国采用分级征税机制，让糖含量与税率直接挂钩，成功倒逼企业调整配方、减少糖添加，2015~2019年征税饮料糖分减少43.7%，总糖分销售下降35.4%。

2025年12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许鑫助理研究员团队在《柳叶刀-公共卫生》（The Lancet Public Health）上发表研究《中国提高烟草、酒精和含糖饮料税收的健康和经济影响》。该研究模拟分析显示，若通过增加消费税使含糖饮料零售价格上涨20%，在2026年至2050年间，预计将累计带来367万健康生命年的增益，并避免约13万例过早死亡，额外税收收入可达2955亿元，健康改善可转化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0.0016%的宏观经济收益。

马冠生教授团队的研究表明，如果在2025~2092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针对含糖饮料的20%税收，估计可减少约5980万个DALY（伤残调整生命年）的健康损失、减少约240亿元的健康相关直接成本，增加约180亿元的财政收入，避免约2150亿元的生产力损失，综合经济收益约4.51万亿元，人均收益约9万元。

超越税收的立体干预

目前中国尚未实施含糖饮料税，且缺乏针对该税项在中国实际效果的本土化实证研究。世卫组织报告也提到：含糖饮料消费税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那么，含糖饮料税作为一定程度上减少消费的有效工具，尤其对价格敏感的青少年群体效果更明显，但用于公共卫生项目，它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

2025年7月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中国实证研究《含糖饮料税真的能降低肥胖率吗》显示，该研究根据2000年至2015年31个省份的家庭含糖食品消费数据，检验含糖饮料价格因税收上涨而对家庭各种含糖食品消费的影响，并计算含糖饮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家庭卡路里数量变化，以评估含糖饮料税的净影响。

研究评估显示，若价格上涨导致全国范围内含糖饮料消费量下降，其中低收入家庭的降幅最为显著。价格上涨20%后，低收入家庭的含糖饮料消费量下降了29.42%。然而，由于替代效应，价格上涨也促使这些家庭转向消费其他高糖食品，最终导致总能量摄入量增加了2.57%。

研究者认为，尽管含糖饮料税可以降低低收入家庭含糖饮料的消费量，但高糖替代品消费量的增加会导致总能量摄入增加，这可能会削弱含糖饮料税的效果。这表明，仅仅征收含糖饮料税可能不足以降低中国的肥胖率。该研究强调，需要采取更全面的策略。

除了税收，还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控制含糖饮料消费？

目前，中国控糖措施以“信息告知”和“环境营造”为主。《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等政策文件提供了顶层设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等技术规范传递了科学信息。标识虽能提升消费者认知，但覆盖范围有限，企业参与度不足，且对高频饮用者、冲动消费群体的行为改变作用较弱。科普教育仍停留在“糖多不好”的笼统层面，未能深入解释液态糖的独特风险，也未能有效打破果汁等品类的“健康光环”。

不过，在中国控糖的实践版图上，上海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案例。

2025年9月4日，上海市爱卫办、市健康促进中心发布了一项由万人参与的市民预包装饮料购买行为调查。结果显示：超六成市民经常购买预包装饮料，近八成市民关注饮料含糖量信息，超五成市民选择无糖或低糖饮料——无糖或低糖饮料已成为预包装饮料消费主流选择。

“‘上海样本’确实显示出消费意识转型的领先性，但这种领先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政策引导、健康意识提升与市场供给优化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马冠生表示。

2023年，上海在商超、便利店试点含糖饮料健康提示标识（红橙绿三色警示）；2024年初，上海发布《含糖饮料健康提示标识制作样式及设置指南（试行）》，建立国内首个饮料营养分级算法（A/B/C/D四级“营养选择”标识），覆盖2万多家餐饮门店、外卖平台及连锁超市；2023年11月实施的《上海市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明确鼓励销售者设置健康提示标识，为政策提供法律支撑。

“根据复旦大学研究显示，2023年政策密集实施后，含糖饮料销量显著下降，证明强制性信息披露比单纯健康教育更能有效改变消费行为。”马冠生引用实证数据指出。

上海市民的健康意识转变同样显著。调查显示，63.5%的市民将“个人口味”作为购买因素，但60.6%优先考虑健康属性，两者几乎持平。选择无糖/低糖饮料的三大原因中，“担心健康影响”（39.7%）居首，“体重管理”（20.3%）位列第三。近半数（47.8%）市民会因含糖量标注不清晰而放弃购买，显示消费者对信息的主动渴求。

马冠生认为，“上海样本”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上海试点的“营养选择”分级标识与新加坡（2022年实施）等国际经验接轨，证明通过简化信息（A/B/C/D等级而非复杂营养成分表）可有效降低消费者决策成本，政策推广上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调查中发现无糖/低糖饮料价格更高但仍获青睐，说明健康溢价在中国市场具备商业可持续性，可激励企业投入研发，提示商业上具有可行性。

“但‘上海样本’也有一定局限性。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水平、健康资源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转型速度可能超出其他城市跟进能力。若将‘上海样本’推广至全国，政策引导应作为首要抓手——仅靠市场自发调节和消费者自觉难以实现如此快速的结构性转变。建议借鉴上海经验，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25）框架下，推动含糖饮料分级标识的全国性试点，同时鼓励企业创新，避免无糖产品陷入‘高价即健康’的消费分层陷阱。”马冠生表示。

微信编辑| 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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