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5岁邓小平登黄山，随行人员担忧，邓小平：我比你们有经验

1979年7月中旬的黄山脚下，清晨的雾气刚刚散开，山谷间的蝉鸣已经压不住暑气。就在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夏日，安徽省城到皖南山区的一条路上，却显得格外紧张：护卫车队不断与前方联络，沿线工作人员一再确认路线和时间，谁都明白，接下来要来的这位老人，身份极为重要。

列车在7月11日上午停靠在繁昌站时，安徽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早已守在站台上。简单寒暄之后，车门打开，一位身材不高、脚步稳健的老人出现在众人视野中。75岁的邓小平，略带笑意地与迎候者握手，对周围拥挤的工作人员，只是淡淡点头示意，没有多余的礼节。

有意思的是，本应供他乘坐的专车停在一旁，引人注目，而他却几乎连看都没看一眼，只是抬手指了指旁边那辆普通的中型面包车，说了一句：“就坐这辆吧，大家一起，方便。”看似随口之言，其实透露出一个信号——这趟皖南之行，他并不打算把自己摆在特殊的位置上。

那一天，7月的皖南闷热难耐，车里又没有空调，许多人已经热得直擦汗。邓小平只是用手绢不紧不慢地抹了抹额头，没提出任何额外要求，话题却渐渐转到黄山上去。此行真正的目的地，正是那座早已闻名中外的奇山。

车队中午抵达黄山温泉景区的观瀑楼时，已经是12点半左右。这里是一座建于1954年的两层小楼，曾接待过不少老一辈革命家。简单用餐后，照理说，应当安排他好好休息一下，可邓小平的做法有些出乎意料——他提起拐杖，就往后山的小道走去。

随行人员只能跟上。桃花潭、白龙桥、花房、桃源亭，一处处景点看下来，时间悄悄过去。他站在桃源亭前，看着云雾缭绕的深山，背后的山体几乎直插云天，同行的人不免担忧。女儿邓楠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么高的山，真的要都走上去吗？”老人转头，很坚定：“当然要上去，气可鼓不可泄嘛。”

这句略带玩笑的话，听上去轻松，却带着一股不肯退让的劲头。

一、坚持步行：长征老兵的登山“规矩”

回到观瀑楼时，已经接近傍晚。考虑到邓小平的年纪和身体状况，安徽方面早就安排好了滑竿，准备第二天护送他上山。万里开口时语气很诚恳：“我们准备了滑竿，上山路陡，您坐着安全些，也省点力气。”

话还没说完，邓小平已经摆手：“我不坐滑竿。我已经下了决心，要走上去。”态度明确，没有给人再劝的余地。

这一坚持，并不是一时冲动。了解他早年经历的人都清楚，1930年代的长征，他脚上趟过的雪山和泥泞，比黄山石阶难走得多。不少随行干部心里清楚这一点，却难免还是担忧：那时他三十多岁，如今已经是七十开外的老人，毕竟不能简单类比。

晚上讨论安保方案时，又冒出一个问题。那段时间正值暑期旅游高峰，黄山游客众多，如果严格清场，固然方便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但势必会影响普通游客的行程。邓小平听完后，只提了两条要求：“一是不能因为我来，就妨碍群众登山；二是这次是休假期间来黄山，对外不要宣传。”

这两句话，说得不急不缓，却把边界划得很清楚。既不讲排场，也不愿让自己变成“特殊旅客”。万里只好点头：“那就和群众一起走。”

7月12日一大早，天刚放晴，邓小平便来到了玉屏峰上山路口的慈光阁。他脚上穿着一双四川人常见的圆口黑布鞋，手里拄着拐杖，从车上缓缓下来。周围已经聚拢了不少闻讯赶来的群众，看到他的身影，掌声和叫好声几乎同时涌起。

面对这阵阵欢呼，他只是笑着挥了挥手：“谢谢同志们鼓励，这个山，我一定要上。”

山路确实陡。石阶一层接一层往上铺，拐角处常常只能容两人并肩。走了没多久，队伍后面就有人喊：“小平同志好！”有人干脆加快脚步跟上来，想与他同行。等到警卫员反应过来时，身边已经聚了好几百人，山道都显得有些拥挤。

邓小平停下脚步，走到路边，提高了声音：“请同志们先走！我年纪大了，走得慢，还是你们先上山吧。”语气不重，却带着一丝商量的意味。人群一下子静了静，随即缓缓往前移动，路口重新畅通起来。他对每一位从身边经过的游客，都点头打招呼，顺口问上一句“辛苦了”“路上注意安全”之类的小话，气氛自然就缓和下来。

快到中午时，一行人在半山寺短暂歇脚。寺里很简朴，随行人员拿出准备好的干粮，简单一顿就算午餐。寺中住持看到邓小平只吃干粮，略显不好意思，便试探着说：“要不，再给您加两个菜吧？”老人笑了笑：“那就麻烦你了，你这份好意，我就不客气了。”

几道家常菜端上来，既不奢华，也无特别安排。饭后，僧人敬上一碗清茶，他端起尝了一口，很直接：“味道真好。”在山寺里短暂休息片刻，一行人又重新踏上台阶。

这段路明显比上午更难走，石阶间距更大，坡度更陡。随行干部看他背上微微出汗，几次劝他慢一点：“步子再小一点，别太累着了。”邓小平却笑出声：“这个事情，你们不用教我。我比你们有经验。长征那会儿，不少人走到半道就垮下去了，我是越走越有劲。”

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却引出他自己的“登山规矩”：“裤腿要卷到膝盖以上，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几位年轻人照着做了，竟真觉得膝盖轻松不少。节奏一稳，后面的路也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熬。那天下午，他们一直走到海拔1680米的玉屏峰。

有意思的是，一路上见到邓小平的人不少，消息自然疯传。等他抵达玉屏峰时，广场上几乎已经被游客挤满。看到人这么多，他第一反应并不是疲惫，而是皱眉问黄山管理局负责人：“这么多人，吃住都安排下了吗？”得到肯定答复，他仍旧不放心，又让人去具体了解如何解决食宿问题。

当晚，他住在玉屏楼三楼一间普通客房。晚饭是他事先提出的“四菜一汤”，没有特别加菜。吃完后，他对身边人说了一句：“这样挺好，吃的问题不能太复杂。”

二、山路之上：老一辈革命家的细致与平实

7月13日，天气更热了一些。早饭后，邓小平准备继续登高，目标是北海一带的高峰。出发不久，汗就顺着额头往下流，他边走边擦，还不忘回头提醒年轻同志：“路上小心点，别顾着说话，脚下踩稳。”

前一天，人群过于集中，护卫力量压力不小。出于安全考虑，保卫部门暗中压缩了部分时段的上山客流。工作人员知道，他曾再三叮嘱不许影响群众登山，所以做得极为隐蔽，寄希望于“别让他发现”。然而，这种变化最终还是让他察觉出来。

他停下脚步，神情不再轻松：“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声音不大，却透出严肃。安排方只好立刻调整，恢复正常通行。这一幕，让不少在场的工作人员记了很多年。

山路间遇到的，并不只是游客。抬担的农民，挑着货物蹒跚而行，常常需要在狭窄的拐角处等人让道。每当这种情况出现，他不是要人让开道，而是主动靠边站好，还回头招呼随行人员先给挑担的腾地方：“让他们先过去，路不好走。”

聊起游客来自哪里，他明显很感兴趣。有人告诉他，有北京来的，有上海来的，也有广州、杭州一带的游客，他听了点点头：“这么远都来了，算得上是五湖四海了。”

走到一段较陡的路时，遇上几位背货上山的农民，肩上的担子压得身子都倾斜过去。邓小平看了一会儿，对黄山管理局负责人说了一句：“四菜一汤的标准，可以再降一点，适当减一点菜。农民在这么崎岖的路上把东西一件件背上来，很不容易。”这句话看似只是关于伙食标准，实际流露出来的是“不能让人白吃白背”的朴素观念。

不久，一件插曲给这段山路添了几分热闹。他的妻子卓琳忽然在前面喊：“老爷子，孩子们要你给他们写个字！”原来是一群大学生在山中偶遇邓小平，激动之下，希望能留个签名做纪念。

邓小平爽快答应，学生们立即围上来，掏出小本子，一个接一个递过去。还没签完，几位女学生喘着气跑来，她们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原本已经下山，听说他在山上，又匆匆折返。她们略带紧张地说：“小平同志，看您这么大年纪，还亲自登山，看到您身体很健康，我们非常高兴。”

他听后笑了笑，没有多讲道理，只是继续一笔一划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还同她们一起拍了合照。这些年轻人脸上的兴奋，和他脸上舒展的笑意，构成了那一天山路上特别的一幕。

因为一路上停停走走，与群众交流不断，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等到再一次集中精力爬坡时，已经接近中午。邓小平没有再提出多休息，而是抓住状态，一口气登上了海拔1840米的光明顶。

在光明顶上，他专程来到黄山气象台和701广播电视转播台，慰问坚守在高山上的干部职工。对这些在偏远一隅默默工作的技术人员，他显得特别关注，详细询问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了解他们值班轮换、设备维护上的实际困难。

下午两点左右，他抵达山顶。这里游客众多，听说他来了，自发排队欢迎。面对伸过来的每一只手，他都一一握上，半开玩笑地说：“上黄山这一课，我是合格的，大家也是合格的。”一句“上山这一课”，把艰难的爬坡转成一种“学习”和“考验”，语气轻松，却不难听出那种对自我要求的坚持。

7月14日的清晨，他又来到清凉台看日出云海。天边刚露鱼肚白，远山边缘慢慢亮起来，云海翻滚。站在高处往下看，群山若隐若现。他脱口而出：“像在仙境，像在天上。”这句感叹，没有华丽词藻，却显得很真切。

接下来，目标变成了海拔1668米的始信峰。那里的山势更加险峻，石阶狭窄，游客聚集密集。不少人劝他：“这段太陡，您就别上去了。”他却看着前方，说了一句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话：“无限风光在险峰嘛。爬山就是要吃一点苦，哪里有不上去的道理？”

于是一段段陡阶被他踏在脚下。走到始信峰最险处，他站在制高点，俯瞰周边奇峰怪石。有人向他解释：“古时候游人到了这里，才真切体会到黄山的奇绝，所以叫‘始信黄山’。”他听得仔细，顺着指引，看“神仙下棋”“猴子观海”等景致，不由轻声感叹：“黄山太美了。”

就在始信峰一侧，他还意外遇见正在拍摄电影《白发魔女传》的香港剧组。演职人员一眼认出他，现场立即响起掌声。剧组团长走上前，很郑重地请求合影留念，他毫不推辞，站定让大家围拢在身旁。那天晚上，剧组团长从宾馆向香港发出消息：“特大喜讯！在黄山巧遇邓小平！”第二天，多家香港报纸都以此为头条新闻。

当天傍晚，他在北海宾馆休息。第二天上午，一行人从后山步行下山。一路上，随行人员不断介绍沿途的奇石奇景。有一块怪石，引起了他的兴趣。远看像一只喜鹊停在梅枝上，有人告诉他：“这叫‘喜鹊登梅’。”但也有人补充说：“换个角度看，就是另外一幅景，叫‘仙人指路’。”

邓小平照着指点，从一条小路缓缓走出去，走了五六十步再回头看，果然发现画面大变：刚才的“喜鹊”，变成了伸手指向前方的“仙人”。他站在原地，多看了几眼，饶有兴味。随行摄影师抓住这一刻，按下快门，留下了极有意味的一张照片。

顺着山路继续往下走，到达云谷寺时，已经聚集了大约五百名职工和群众，专门在此等待他。看到这么多人，他笑着说：“我最后一个到，还这么受欢迎啊？”现场立刻响起掌声和欢呼声。他没有多讲什么理论，只是简短寒暄几句，便随队继续下行。

下午两点，邓小平回到了最初到达黄山时住的观瀑楼。这趟山中之行基本告一段落。他看着身边几位随行人员，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黄山这一课，我完全合格。”

三、山外之事：从黄山风景到旅游经济

从山上下来，短暂休息后，议题自然不会只停留在风景和感慨上。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在观瀑楼主持召开了一场座谈会，听取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话题很快从黄山景区延伸到整个区域的经济布局，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

徽州地委书记魏心一向他介绍当地的物产，提到茶叶、竹木、工艺品时，他明显更感兴趣。听了一阵，他开门见山：“黄山就是你们发财的地方。要好好整治，关键是服务质量。这里很适合搞旅游，要有规划。”

这番话，把黄山从“风景名胜”提升到“经济增长点”的位置，是当场很多干部都意识到的一点。他接着说：“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补充了一组具体的判断：“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一般会花一千美元，少了他们还觉得不过瘾。你们要好好创造条件，搞好交通、住宿和设备。上山的路要争取尽快修好，将来最好能开车上山，游客可以租车。”

在当时的条件下，“开车上山”“租车观光”这些设想，并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但他已经把思路摆在那儿，无非是时间和条件的问题。这正是他的习惯：看似谈旅游，其实在考虑的是交通、服务业、外汇收入等一整套经济链条。

万里当场回应，介绍黄山道路正在整修，皖赣铁路在建设，屯溪机场也计划扩建。邓小平又问：“芜湖铁路通到哪里？”得到“通到景德镇”的答复后，他点点头：“有了这条铁路，就好办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服务”这一环节表现得格外细致：“服务态度要注意，清洁卫生很重要。搞旅游的，多少要懂一点外语。”这些要求看起来很琐碎，却正是旅游业能不能真正“接得住”游客的关键。

他对宾馆建筑风格也有自己的看法：“旅社可以尽量搞得古香古色一些。”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设想：每个宾馆都可以开设小卖部，祁门红茶名气很大，可以把祁红、绿茶做成小巧精致的包装，让游客带回家当纪念品，表示自己来过黄山。安徽的笔墨纸砚，也可以精心包装，配上黄山风景明信片、画册，让人愿意买回去留作纪念。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他不是泛泛地谈“发展旅游”，而是在搭建一种完整的消费链——从交通、住宿，到特色商品，再到文化传播，每一个环节都尽量考虑到位。

谈完旅游，他又把话题引向更广阔的徽州经济。山林可以搞经济林，发展种植和养殖业，建材也要发展，指导农民如何盖房……这些看似与黄山风景无关，却与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座谈会一开就是两个小时，从旅游到林业，从城镇到农村，内容密度很高。

当晚，魏心一再次来到观瀑楼，带来两只竹雕笔筒。他解释说，这两件作品出自汤山一位退休老工人之手，花了整整一个月雕刻，是专门用来送给邓小平，以表达敬意。邓小平听完，接过笔筒，对魏心一说：“老魏，替我好好谢谢他。”随后又听他介绍徽州“四雕”——木雕、砖雕、石雕、竹雕，便连声称赞：“这东西好，要好好发展。”

这种对地方传统技艺的重视，并非出于一时兴起，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有潜力的文化产业。既能传承手艺，也能带动当地经济，一举两得。

16日早晨，魏心一第三次来到观瀑楼，请邓小平为黄山题字。老人答应下来，提笔蘸墨，一笔一画写下“天下名泉”四个字。写完一张，他略皱眉头，又重写。就这样一连写了六次，直到觉得满意，才放下毛笔。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一幅题字，也并不草率敷衍。哪怕只是四个字，也要达到心里认可的标准。

八点钟左右，他走出观瀑楼，向在路边送行的工作人员一一挥手道别，随后登车离开黄山。整整五天的行程，在这一刻画上句号。

不过，还有一个细节，留下了颇深的印象。在这几天里，他与其他游客一样在山中吃住，没有享受任何“免单”待遇。按规定标准交齐了全部食宿费用，甚至连大女儿邓林在当地买的一方砚台，他也特意让人打听市场价，分毫不差地付了钱。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的做法或许显得有些“较真”。但正是这种不肯占小便宜的态度，与他在山路上的那句“我比你们有经验”，从不同角度勾勒出同一个特点：无论是爬山，还是用钱，抑或是发展规划，他都有自己的“规矩”和尺度。

这一年，他75岁。黄山的石阶很陡，夏日的阳光很烈，游客的热情很高，而他从上山到下山，始终坚持步行、与群众同行，又在有限的几天里，把目光投向山外更广阔的经济布局。等他离开时，黄山还是那座黄山，但围绕它的许多设想，已经在当地干部心中生根，慢慢变成后来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