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天的腊子口已被夜色包住,寒风卷着松针打在脸上生疼。警卫员贺清华正牵着一匹不算高大的黄骠马,站在山道一侧等候。那天的对话后来被他反复忆起——“主席,路不好走,让它驮着您省点脚力。”毛泽东摸摸马鬃,淡淡一句:“只要它愿意驮,我就愿意骑。”说话间,他已经翻身上马。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把自己交给战马,也开启了他与坐骑漫长而紧密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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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马陪伴时间并不算长,却在长征最险的雪山草地阶段,把毛泽东稳稳带过激流、走过独木桥。遗憾的是,它在逼仄的山路和透骨的严寒中累垮了。将士们饿得发昏,马肉对他们而言是活命的口粮,但没有一个人开得了口。连队在山坡上挖了个土坑,把小黄马完整地埋了。埋完后,年轻的通信员悄悄抹了把眼泪:“这算不算我们连给主席立的第一座无名烈士墓?”没人回答,篝火噼啪响着,几个人不觉坐了一夜。
行军还得继续,没有马,毛泽东只能徒步。到了1936年初春,西北根据地给中央送来两匹半大不大的草原马,一青一红。毛泽东看了两眼,径直走到青马上前,温声说了句湖南口音的“娃娃别怕”。青马竟抬蹄蹭了蹭他的衣襟,像旧识重逢。自此,“小青马”成为新伙伴,周恩来则收下了那匹小红马。
小青马有灵性,行军里它懂得跟紧主队;遇山路泥泞,它会主动侧身让骑手重心贴近山体;而一旦马掌缺口,它就不肯再多走半步。毛泽东心疼,常干脆下马和它并肩走。他说:“脚底板也得锻炼,不能全靠它吃苦。”警卫员劝不动,只能悄悄给马掌打上新铁再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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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压力骤增,中央主动撤离。汽车坏在半路,毛泽东重新跃上小青马,转战陕北的名场面便在此刻定格。有意思的是,同年四月,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也被安排骑这匹“掌上明珠”。师傅赶着马到他面前,王鹤滨直皱眉:“没学过,真能驾驭?”师傅笑:“它比人还听话。”话音落,小青马甩了甩耳朵,好似在回应。半途过浅河,王鹤滨怕溅湿鞋子抬脚离镫,结果马身微颠,人应声落水。“我哪点招它惹它?”医生拍着湿漉漉的棉衣苦笑。毛泽东听说后哈哈一乐:“它知道你是救人的,考验一下胆量。”
转折点发生在佳县五女河。1947年7月傍晚,雨柱铺天盖地,敌机盘旋。部队决定趁暴雨渡河。水冷且急,几十米宽的河面翻滚着泥浪。小青马下水后并未慌张,马尾甩出一道水线,有条不紊前行。进入中央水槽时,它突然昂头长嘶,紧接着加速冲向对岸。几秒后,上游轰然涌下山洪,原先的位置瞬间化作黄色瀑布。躲过这一劫的不仅有毛泽东,也有随行的二十多名干部。战士们回身望那股洪流,纷纷咋舌:“真是神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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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的1948年3月,中央准备东渡黄河,以接应即将到来的战略大决战。骡马安置在第二条船,小青马被同伴挤得跌落河中。河水仍在融冰期,冻得刀子一样。船上警卫急得直跳脚,毛泽东却盯着水面没吭声。他最清楚那匹马的性子:沉得住气。果然,小青马挣脱缰绳,自行横渡,踩着浪头回到岸边——它甚至回头看了船一眼,像在问主人满意不满意。这一幕成为黄河岸最惊险的镜头。
1949年后,交通方式逐渐升级,汽车替代了马匹。小青马跟随毛泽东进入北平西郊双清别墅。新中国刚成立,财政紧张,然而中央特批给它每月60元饲料费。这在当时足够养活十多头牛。有人觉得排场过大,陈赓提意见:“老伙计吃得比我们好啊。”毛泽东摇头:“不是排场,是酬功。它救过人条命,功劳簿上写着呢。”现场再无人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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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春,小青马被送到香山饲养场颐养天年。马夫说,它老是踱到围栏边,耳朵竖着,像在等某个人的脚步声。1962年冬,它倒下那天,天空飘着与长征时相似的雪粒。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为它制作了标本,运往延安革命纪念馆。如今的它,依旧昂着头,鬃毛被打理得一丝不乱,仿佛下一秒就能跃下展台,在黄土地上踏起疾风。
小青马的一生,只是烽火岁月里微小而暖心的一笔,却折射出那代革命者与一切战友——哪怕是牲口——之间的深情。枪声早已散去,镫声仿佛犹在耳畔,提醒后来者:胜利来之不易,连四蹄生灵都出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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