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保卫毛主席进京，1958年却连降十级，毛主席怒道：我要亲自过问

1958年春天，上海的风已经不那么冷了，可有些人的命运，却在那一年一下子“凉”到了骨头里。王范，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曾经在延安被表彰为“模范工作者”的老公安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又出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却在1958年突然被连降十级，被下放到郊区“七一公社”当了一名基层干部。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听后拍案而起：“王范同志对党和人民一直忠心耿耿，此次他的案件我要亲自调查过问。”

有意思的是，这个在毛主席口中“忠心耿耿”的人，当年是从巡捕房的牢门、南京的监狱里一步步闯出来的；这个后来被戏称为“红色包打听”的老革命，竟然还当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巡捕。看似拧巴，实则背后是一条清晰的线索：从地下斗争，到延安锄奸，再到保卫中央进京，最后却在政治风波中跌入低谷，起起伏伏，恰好折射出那段年代的尖锐与复杂。

要搞清楚毛主席为何为王范“亲自过问”，还是得把时间拨回去，从他最早走上革命道路时说起。

一、从乡村青年到“巡捕”：一条看似拧巴的路

1926年，北伐军正一路北上，江南乡间却依旧贫苦。王范就在这样的土壤里，接触到了革命的种子。乡里有位教员，表面讲课，实际是中共党员，叫王盈朝。他以课堂为掩护，在农村传播革命思想，接触青年骨干。

在这位党员的介绍下，王范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算是比较早的一批基层党员。那个时候，组织力量有限，活动环境十分恶劣，王范在家乡参加武装斗争，先后投身红十四军，在当地同反动势力周旋。他性子硬，冲在前，最后局势失利，队伍被打散，很多人被捕或牺牲，他自己则在一次被追捕时，埋下枪支，跳河逃命，勉强捡回一条命。

脱身之后，他只身来到上海。大城市灯火通明，却给不了落难青年的安全感。没有关系，没有落脚点，他只能化名“张云飞”，在黄浦江边做搬运的苦力。那几年，拖着肩上的麻袋，心里惦记的却是一个问题：党组织在哪里？

寻找地下党组织并不容易，他几次打听无果，又担心打草惊蛇。为了在白区生存下来，又要想办法重新接上组织的“线头”，他做了一个在常人看来十分“别扭”的选择——去投靠巡捕。

他加入巡捕队，并不是为了“端铁饭碗”，而是为了给自己弄一层合法身份作掩护。穿上巡捕制服后，他刻意干得很积极，借着公差身份广结人脉，小心翼翼探寻地下党活动的蛛丝马迹。等到重新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后，他主动接受组织的考验，一边工作，一边向组织提供情报，打入敌方内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枚埋在敌人身边的钉子。

不得不说，这段经历很容易被人误解：在外人眼里，他是巡捕；在党组织眼里，他是潜伏力量。也正是这层复杂身份，为后来的风险埋下了伏笔。

1932年，危机真正来了。那年，他在上海“四马路”执勤时，被一名叛徒认出。这个叛徒曾经在变节后出卖过两名同志，此刻看到昔日战友穿着巡捕制服站在街口，心思立刻活络起来，“这下有大功可立。”当天，叛徒就前去告密。

晚上，王范在三德里捕房被抓，押入地下刑讯室。他故意大声喊冤，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很清楚，一旦承认，地下关系链可能整片被扯出来。探长暴怒，将他狠打一通，但暂时没敢下死手。

三天后，他被引渡到南市区上海警察局，由中统特务及刑侦科负责审讯。那段时间，他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老虎凳、辣椒水，拳打脚踢，连番折磨，头破血流，浑身是伤，多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敌人一句话：“认了，就少受点罪。”他咬牙沉默。对他来说，只要不招，就还有回旋余地，组织也有一线生机。

审了又审，始终撬不开他的嘴，敌人最终以“嫌疑分子”罪名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将他押往南京陆军监狱。

在这个狱中，他一方面承受着身体的苦，一方面还要想办法保存革命火种。因他身材健壮，又属于“政治嫌疑”，狱方安排他挑水、担菜、做厨工，并负责往监房送饭。看似杂役，反而让他有机会在监室之间进出。他利用这个便利，在暗中传递消息、互通情况，尽量保护同监的难友。有人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一碗饭里多加的一口菜，有时候就是一种安定”。

监狱生活一年年熬着，外部局势也在剧变。1937年8月，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全国抗战全面爆发。形势逼迫国民党调整策略，各种压力之下，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进展。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一批政治犯获释，王范就在其中。

他刚走出监狱，就提出要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态度明确，没有丝毫犹豫。对于经历过牢狱的人来说，有的人会选择就此远离风口浪尖，他却主动回到了最前线。不得不说，这一点，为他后来在延安的工作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二、延安“红色包打听”：锄奸、培训与保卫首长

1937年10月，王范按组织分配，奔赴延安。那时的延安还不算“圣地”的象征，但已经是革命的中枢。他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半年后，调入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从事政保工作。

这个岗位，风险大，琐碎事多。从表面看，是保安、警卫、侦查；从实质看，是在战争年代维护边区安全的关键一环。王范在监狱和白区积累的经验，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在边区保卫处，他协助处长周兴，专门同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打交道。根据公开资料，当时的陕甘宁边区面临的威胁，不只是枪炮，更有暗战——破坏、刺杀、离间、渗透，各种手段并行。王范善于从细节中找线索，“疑点”二字在他脑子里经常盘旋，别人注意不到的东西，被他一眼看出门道来。

一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召开会议，毛主席前往发表讲话。那天会场人多，情绪热烈，会后许多参议员热情送行。就在毛主席准备离场时，有两三名冒充新闻记者模样的人挤上来，连珠炮似地提问，动作异常积极，看起来却有点“过了”。王范嗅到不对，立刻上前，从容挡在毛主席身侧，一边“打断”对方，一边安排警卫调整队形，把人群自然分开，让毛主席尽快上车离开。

这种事看似小，其实是一种警觉习惯。后来，只要毛主席出席大会、群众集会，王范几乎都亲自到场，负责现场保卫。在他负责期间，延安的大型集会和活动，没有出现重大的安全事故，这一点很受中央领导的认可。毛主席后来曾谈到他时，提到“红色包打听”这个说法，其实既是玩笑，也是一种肯定——他打听的是敌情，是危险，是可能影响革命安全的隐患。

延安时期，他的工作不只限于侦破案件，还参与培养情报干部。1938年6月至12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从抗大、陕北公学、特训班等单位选调了36名优秀学员，在延安七里铺举办第一期侦察情报干部训练班。王范担任训练班支部书记，又是授课教员之一。

与有些理论型教员不同，他身上有一股“实战味”。他讲课时，常用自己在上海潜伏、在监狱周旋的亲身经历来举例，语言幽默，动作丰富，课堂气氛活跃。有学员回忆，下课铃响了，大家经常不愿走，还围着他问这问那，“让王处长再讲一个故事”。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这样的课堂既带着火药味，也带点烟火气。

1944年7月1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命令，对一年来在生产、教育、拥军、防奸运动中的干部情况进行奖惩。王范因为在自卫防奸战线上的突出表现，被授予“模范工作者”称号。这份荣誉背后，是长期高压、细致琐碎的安全工作累积起来的结果。

时间很快推到1949年。1月，北平谈判进展顺利。2月，北平和平解放。城门开了，但秩序远未稳定。城中还有大量特务、旧军警、地痞流氓，潜在威胁不可小觑。此时，中央决定由西柏坡进驻北平，准备全国解放后的大局。保卫中央首长安全进京，成了一个关键任务。

王范再次被推到前台。他白天带人走访各个重点地点，了解治安状况，与接管机构和地方力量沟通协调，检查沿途和驻地的安全布置；晚上则整理汇总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提交上级，为决策提供依据。这个阶段，他的工作性质很明确：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安全进城“扫雷”。

1949年3月23日上午，西柏坡。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汽车正式离开这个“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北平进发。为防止敌特在路上埋设炸药或制造袭击，车队制定了周密方案。王范坐在第一辆车上，负责前出探路。沿途一有情况，立即信号反馈，确保后方车队安全通过。这支车队最终顺利抵达香山，中央新的指挥中枢在这座山上搭起。

从1930年代的巡捕、囚徒，到延安的保卫干部，再到香山前的“开路人”，王范的身份不断变化，但有一点没变：多数时候，他都在离“核心”不远的地方，却又必须保持隐身——他既不站在聚光灯下，也很少出现在正式报道里。这种“隐形重要性”，解释了为何毛主席后来在上海视察时，会一眼从众人中认出他，并且当众赞许。

新中国成立后，王范被调往上海，出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说一句“从地下工作者变成了法律工作者”，并不为过。他在上海干检察工作，有一个很鲜明的信念：“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既要打击破坏力量，也要注意依法办事。这种作风，在当时的气氛下，既显得硬，又显得“较真”。

三、连降十级与毛主席“亲自过问”：一场跌宕、人未改

1950年代前期，国家进入恢复和建设阶段，大规模运动也接连开展。上海这种大城市，成分复杂，旧势力残余、经济纠纷、社会矛盾交织，检察系统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王范在任上，坚持按政策按法律办事，有时在处理问题时态度严厉，也难免触动某些人的利益。

1956年初，毛主席到上海视察，特地去了江南造船厂。那天是冬天，黄浦江边风大，厂区寒气逼人，毛主席心情却很不错，一路谈笑。陈毅等上海领导陪同前往，王范作为市检察院检察长也在随行队伍中。毛主席在人群里一眼认出他，开口问他现在在哪儿工作，家里情况怎样。王范一一作答，态度恭谨又带着熟悉感。

去造船厂的路上，陈毅打趣说：“他是包打听嘛。”毛主席听了，笑着接了话头：“红色包打听。王范在延安八年中，就因抓敌特立大功，受过中央表彰。”这句话，其实是一次公开的肯定，在众人面前，再次确认了他当年的功劳和身份。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样一位被毛主席点名夸赞的老干部，在两年之后，却遭遇了命运的急转弯。1958年前后，国内政治气氛日趋紧张，工作中的分歧、意见上的冲撞，很容易就上升到“路线”“立场”的高度。王范那股“较真”的性子，此时反而成了某些人眼中的“问题”。

具体细节，公开资料中并没有过多展开，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在上海任职期间，坚持“有错必纠”，对一些案件审查严格，对某些“从快从重”的做法有所保留。这种态度，在激烈运动中显得不够“顺势”，也容易被解读为“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下，一旦被扣上类似的帽子，后果往往相当严重。

1958年，王范的职务遭到大的调整：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位置，被连降十级，下放到上海郊区的“七一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对一个长期在政法战线、保卫战线上工作的老干部来说，这无疑是重挫。有人议论：“堂堂市检察长，说没就没了。”也有人不解：“延安的模范，到底犯了什么错？”

被下放后，他到了公社，照样按部就班干工作。据当时的群众回忆，这位“从上海下来”的干部，从不耍官架子，穿着朴素，常往生产队跑，跟社员一起开会、下地、了解工业小厂的情况。有人问他：“王检察长，怎么会到我们这儿来？”他笑笑，说：“现在是王副书记了，在哪儿都是工作。”

然而，在北京，关于他“被连降十级”的情况，很快传到了毛主席耳中。毛主席了解他的经历，知道他长期在保卫战线上出生入死，对党忠诚。得知他被如此处分，毛主席当面发话：“王范同志对党和人民一直忠心耿耿，此次他的案件我要亲自调查过问。”

试想一下，在那个年代，能让毛主席说出“亲自过问”这四个字，事情的分量不言而喻。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信任，也是对处理干部问题方式的一种提醒。

有了毛主席的态度，相关部门不得不重新梳理王范的情况。一桩桩一件件往回翻，延安时期的表彰材料，北平进城时的保卫记录，上海检察院的工作档案，都成为重新评价的重要依据。经过调查，结论明确：王范并无叛党叛国问题，也不存在重大政治错误。此前对他的处理，明显失当。

在此基础上，错误得到纠正，他被“无罪释放”，政治上也逐步恢复。1962年，组织上安排他调任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岗位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性质仍是领导职务，说明组织对他的信任重新确立。

到了江苏，他面对的是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领域——体育事业。对一位长期做政保、检察工作的干部来说，这算是比较“陌生”的战线。不过，他的习惯没有变：不摆架子，深入基层，先把情况摸清，和教练、运动员多交流，到训练场边看实际情况，再考虑怎么推动工作。江苏的体育事业在那几年整体发展明显，离不开政策环境，也离不开具体执行者的耐心耕耘，他的贡献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显现出来。

回过头看，从1926年入党，到延安锄奸、保卫首长，再到1958年跌入低谷，最后在毛主席过问下重新站稳岗位，王范的一生，像是一条被时代波浪不停拍打的船。凶险的地方很多，转弯的地方也不少，但有一点很清楚：他始终把“听党的话、完成任务”放在第一位。

值得一提的是，他身上那种“细致、谨慎、较真”的工作作风，在延安保卫战线是优点，在上海检察系统是原则，在1958年的风浪中却一度成了“负担”。这也恰恰说明，在激烈运动时期，有些本来中性的性格特点，会被情绪和气氛放大，有时甚至被误读成政治态度问题。

毛主席那句“我要亲自过问”，某种程度上，是对一个老干部遭遇不公的纠偏，也是对多年战功的一次迟来的保护。王范后半生，并没有回到舆论的中心舞台，而是安静地在地方岗位上继续工作，直到离休。他早年的传奇经历，更多藏在档案里，零散地记在同事和学员的回忆里。

从黄浦江边的码头，到南京监狱的牢房；从延安七里铺的课堂，到香山脚下的警戒线；再到上海检察院的办公室、郊区公社的会议室、江苏体育场边的看台，这名“红色包打听”，一生奔波在不同的岗位上。潮起潮落，人事沉浮，身上那股“硬气”和“细心”，始终没有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