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市韧性凸显，债务压力缓解推动消费潜力释放——腾易研究院

2024年，中国购车家庭的负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所占比例已超过76%；其次为亲戚朋友、互联网金融平台，二者占比均仅为10%左右，与商业银行相比差距显著。若银行能持续优化业务结构，降低住房贷款比重，购车家庭的负债压力有望进一步减轻。

截至2024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达到433.1万亿元，较2023年增长6.6%。其中，营收超千亿元的银行共有13家，包括6家国有大型银行和7家股份制银行。工、建、农、中四大国有银行均进入当年世界500强前50名，显示出中国银行业整体实力雄厚，为宏观调控提供了坚实基础。

中国实行的是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银行等关键领域拥有较强调控能力。在民众需求迫切且条件成熟时，相关部门可迅速出台政策予以响应。2020年至2024年间，为有效缓解居民在疫情期及后续的经济压力，央行等部门多次通过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等方式，将住房贷款利率从5%～6%降至3%～4%，显著减轻了购车家庭的负债负担，负债渗透率也随之迅速降至70%以下。

得益于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2024年中国购车家庭的月均还款额降至5982元，还收比降至35.03%，家庭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2020年至2024年期间，为应对疫情及其后续影响，有关部门陆续实施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有效减轻了中国购车家庭的负债压力。相关家庭不仅负债渗透率降至70%以下，负债总额也下降至62万元，月均还款金额降至5982元，低于6000元。同时，随着家庭月收入的稳步提升，购车家庭的还款占收入比重（还收比）降至35.03%。

根据主流分析，还收比与家庭风险关联密切：若高于50%，则家庭负债风险极高，易引发资金链断裂、家庭破产及法拍房数量大幅上升等问题；处于40%至50%区间，家庭负债风险仍然较高，日常开支较为紧张；处于30%至40%区间，家庭负债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家庭进行合理消费，并显著降低破产风险；低于30%时，家庭风险较低，财务决策更为自主。

2024年中国购车家庭的还收比已降至35.03%，表明大多数家庭的债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成功避免了大规模家庭破产情况的发生，并有效抑制了法拍房数量的过快增长。

2024年，各层级品牌购车家庭的“还收比”均集中于35%左右，这意味着其负债风险不仅在整体上可控，在各阶层内部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2024年，中国高端品牌购车家庭的月均还款金额最高，户均超过1万元。当前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杭州、南京、成都、西安等新一线城市，若家庭同时承担房贷和车贷，月均还款总额往往超过1万元。在2024年主流品牌月均还款金额前20名中，绝大多数为高端品牌，其中保时捷、路虎和奔驰三大传统高端品牌位列前三。

中国不同层次购车家庭的还收比呈现一定特点，2024年均围绕35%的平均水平波动，与月均还款金额的显著差异形成对比。尽管高端品牌购车家庭还款额较高，但其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还收比与普通品牌及入门品牌家庭相近。

小米、智己、智界、阿维塔等新兴高端品牌在还收比排名中普遍靠前。从理论上看，此类品牌购车家庭的负债风险应处于较高水平，例如小米汽车的还收比已超过50%，这类家庭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根据腾易研究院与多家经销商的调研，在广州、杭州等小米汽车销量较好的城市，不少车辆由父母出资购买，从而通过家庭支持化解了债务风险。真正面临较大负债压力的，是那些完全依靠自身收入且还收比偏高、正在购房的年轻群体。

2025—2030年，房贷利率仍有下调空间，购车家庭的负债如持续降低，有利于中国车市跨越“中产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4年，中国乘用车新车市场中产阶层占比已超过45%，与工薪阶层占比接近。预计2025至2030年，随着工薪阶层青年用户数量逐步下降并更多转向二手车市场，新车市场的中产占比有望突破60%，成为绝对主体。在此背景下，如何避免“中产陷阱”已成为中国汽车市场面临的重要课题，尤其是防止因中产消费动力不足，对中国品牌车企的高端化战略造成冲击。

中国购车家庭的主要负债集中于住房贷款，只要房贷成本能够持续下降，家庭购车负债压力便有望进一步缓解，从而为车市规避“中产陷阱”提供可能。2025—2030年，青年购房群体数量预计继续减少，房地产市场或将维持低位运行。2024年中国房贷平均利率已接近3%，未来五六年仍有下调空间，甚至可能降至2%以下。

中国车市的中产用户以30～39岁为核心年龄段，整体较为年轻，是全球范围内最具活力的中产群体之一。同时，该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以高校毕业生为主，具备显著潜力，堪称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中产阶层之一。由此可见，中国车市在跨越“中产陷阱”方面具备较好基础，优于那些以中高龄用户为主体的国家。

中产化已成为中国车市的明确趋势，且中产群体基础优质。若能在2025—2030年间进一步减轻居民房贷压力，中国车市有望成功跨越“中产陷阱”，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并为中国社会整体跨越这一阶段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