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最久的地下党，至死未暴露，97年中央领导证明：他是秘密党员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北平城里一片寂静。东长安街的灯光忽明忽暗，兵变的枪声却迟迟没有响起。傅作义在司令部踱步，身旁的文秘阎又文默不作声地递上最新电报。谁也不知道，这位看似温和的秘书，正把同一份情报的核心内容，悄悄写进一张极细的药棉里，藏进衣袖，等天一亮就会送往城外的联络点。

三十多年后，当他的遗像被子女挂在客厅一隅时，亲朋仍只知他是“傅公馆旧部”。直到一九九七年春，已是耄耋之年的罗青长在《北京日报》写下《丹心一片照后人》，人们才知道这位早逝于一九六二年的“普通干部”原来是地下党“单线大站”的枢纽人物，信誉曾被中央领导“以性命担保”。

追溯他的来路，要从一九一四年算起。那年三月，春寒料峭，山西荣河小镇传来啼哭。父母给这个瘦小的婴儿取名“又文”，图个知书达理。穷苦人家却舍得砸锅卖铁供他读书，他也争气，高中毕业即考进山西大学法学院。其时他不过十九岁，却已把《共产党宣言》抄写了三遍。

课堂外，他热衷写社论，笔名“晋水钝笔”。有人提醒他“枪口抬高一寸”，他偏不，甚至当面顶撞过一位省府官员。旁人摇头，他笑道：“要骂就骂到点子上。”这股任性，日后居然把他送进了敌人心脏。

卢沟桥的枪炮声把千万青年推上十字路口。回到家乡的阎又文组织过“火线救国会”，也想过直接去投八路。但军阀杂牌林立，他顾虑重重，总觉得缺了主心骨。一次偶然，他在西安街头听见有人宣传彭雪枫、程子华要作报告，便凑过去打听。会场里，人群呼号“抗战到底”，那一刻他下定了决心：去延安。

打听到路条无门，九名同伴在西安困了半月。“要么散伙？”有人泄气。就在此时，老同学樊长荣出现——傅作义部正缺年轻干员，他奉命招募。阎又文心中一动：“借他的路条，也能绕到延安。”计划成功，众人以“应聘”名义穿过重重封锁线，抵达边区。

延安窑洞的灯油味，以及《解放日报》油墨味，伴着他度过近一年的马列理论学习。在中央党报编辑部，他亮出锋芒，文章常被头版采用。一次开会，邢西萍半开玩笑说：“小阎，想不想回到傅作义那儿？”他心里一紧，却听对方正色补充：“组织需要，你考虑一下。”

深夜的油灯下，他写下“谨遵命令”四个字。翌日出发，化名“阎正昌”，从此走进傅部三十五军，先任团政治主任。写训令排日程、修订内部刊物，他干得滴水不漏。三个月后，傅作义对人说：“这小阎，诚实可靠。”再过半年，他已被提到身边当秘书。

形势却说变就变。一九三九年秋，蒋介石掀起“溶共”风潮，军统电报直指阎又文。重庆来电要求带人面审，傅作义扔下军令：“阎不是共党，我担保。”一句话救下一条命，也断了他与延安的联系。自此，他再无上线，只能独自摸索。

孤独的潜伏持续了七年。直到一九四六年深秋，一个自称“卖皮货”的男子两度上门，问出“山西荣河”“山西大学”几个暗号，还提到外人绝不知晓的“杨子明”。那一夜，阎又文关上门，双手微颤。双方核对三次口令，方才放下心，这条被切断的电路，重新接通。对方，就是后来打入南京国防部的王玉。两人约定：不留任何书面字迹，信息全靠暗号、口信，一旦有变，各自自断线。

接下来的两年里，北线战场诡谲莫测。阎又文掌握傅作义的兵站、补给、人事调配，一旦有风吹草动，便火速递出情报。中原突围、晋中决战、张家口保卫战——华北许多战役布棋，都有他的暗线数据作参照。有时情报赶到西柏坡，已是血色黄昏；可这些数字，往往决定数万人的生死。

一九四七年的一天，傅作义计划在张家口外设“口袋阵”。阎又文利用查阅到的工事图，连夜将绘图纸拆分，夹进司令部公函的蜡封里，次日送出。王玉翻看时愣了半晌，只说了句：“这可是要命的宝贝。”十天后，晋察冀野战军侧翼迂回成功，傅部损兵折将。

战争的钟摆最终指向北平。临城决口时，阎又文在办公室外听到傅作义自言自语：“不想当亡国罪人。”这些话被他一字不漏地记下，转交中共中央。几封密报来回，促成了“里应外合”的谈判路线。北平城未闻炮声，二十四个军十余万将士，在一九四九年元月末日落之前放下枪械。

和平改编开始后，阎又文主动要求“销号”。理由只有一句：“傅总对党国仍有用，他不必知道真相。”上级沉默良久，批准请求。自此，“阎正昌”变回“阎又文”，却依然只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科员。功劳簿上，空白一页。

时间推到一九六二年春。多年的透支让他在四十八岁倒下，病历上写的是冠心病。追悼会上，旧部、同窗、邻居都来了，挽联却只能写“敬爱的老阎同志 一路走好”。关于地下工作的只字片语，被他带进了墓碑下一方黄土。

后来的岁月里，他的子女频频因“出身问题”受阻：升学调干屡屡碰壁。有人纳闷：父亲明明追随革命，为何档案如此“普通”？家属不敢深问。直到一九九三年，王玉在一次系统内部茶叙中提起他，当场急得拍桌：“那是老同志啊，不能再让英雄埋没！”

此后材料搜集、档案核对、原线人回忆，一关关走下来，终于盖章确认。这份薄薄几页文件，却补上了阎又文的组织史，更帮孩子们洗去“历史成分不清”的阴影。

一九九七年，电视剧《第二条战线》因情节需要，把阎又文影射成“反面汉奸”，观众议论纷纷。罗青长先生坐在家中，摇头半晌，铺纸落笔：“若不说明真相，何以告慰烈士？”文章见报，风向顿改，学界、军界纷纷追访当年旧事。

有人问罗老：“阎又文究竟图什么？”他笑着反问：“真正信仰的人，还需要图什么？”一句话，令人无言。阎又文早在一九三八年宣誓入党，没领过一枚勋章，却在最危急的襄平夜色里，把性命与信念死死捆在一起——只许成功，不容自己露出一点破绽。

回到北平和平解放那一夜，傅作义在灯光下签字，手掌略微颤动。旁边立着的阎又文，端茶稳若泰山。事后不少将领议论这位“文弱书生”走狗屎运，哪知正是他的静默，把数百万市民从战火中拉了出来。

今天，阎又文的墓碑仍十分普通，斑驳得像一页老报纸。偶有部队学员来凭吊，常会低声讨论：一个间谍，一生只用单线，一辈子不立功。说到最后，总是有人感叹：“也许，这就是最高级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