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遭迫害致死，晚年女儿问曾志对毛主席的看法，她一番话很中肯

1973年初冬的一个傍晚，陕西临潼的干休所里已经有些冷了。院子里落叶卷着风跑，屋子里却格外安静。刚从劳动地回到休养岗位不久的曾志，正小心翼翼地把一封批了红色指示的公文纸摊在桌上，灯光打在纸面上，也照在她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

这封信，是从北京转来的。传达者是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内容很简短：如果她愿意留在西安，省委可以安排工作；如果想回北京，组织就安排她回京。这是毛主席亲自作出的批示。

这个细节，看上去平常，却很能说明问题。那时的曾志，刚从粤北的劳动地走出来，丈夫陶铸已在1969年11月含冤去世，她本人也经历了从“老革命”跌入“被审查对象”的巨大落差。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心里会有疙瘩，会有怨气。但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份来自中南海的关切，她心里涌上的情绪，却更多是一种复杂又坚定的尊重。

这份尊重，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感动，而是从井冈山到延安，从战火到建国，再到风雨飘摇的年代，几十年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认识。要理解她在晚年对毛主席那句“永远心存敬意”的评价，得从头说起。

一、井冈山时期的信任与考验

时间拉回到1928年春天。那年4月，刚二十出头的曾志，跟随朱德、陈毅领导的起义部队，辗转来到井冈山地区。山路难走，物资匮乏，许多年轻战士脚上的草鞋刚穿上就破了，衣服补丁套着补丁，却在这种地方，很多日后叱咤风云的人物，第一次聚拢到了一起。

不久，她见到了毛主席。

第一次见面，场面并不庄重。毛主席走进来，是为了找她的丈夫蔡协民谈话，一眼看到屋里有个年轻女同志，眼神一亮，随口就开了个玩笑：“老蔡，你这是金窝藏娇啊。”当时曾志、贺子珍、伍若兰并称“井冈山三大美女”，算是军中出了名的。虽然条件艰苦，可年轻人之间仍免不了一些调侃，气氛也因此活络不少。

曾志后来回忆，当时对毛主席的第一印象，很直观：眼神有神，说话有趣，人却一点不摆架子。那时他已经是红四军里的主要领导，可走到哪儿，都爱和战士拉家常，一句玩笑，往往能把紧张的情绪打散。对那些刚上山不久的青年人来说，这种领袖风格，既新鲜，又让人安心。

井冈山的岁月里，令曾志记忆最深的，有两件小事。放在宏大历史叙述里，这些细节常常被忽略，可在亲历者心里，却往往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真实品质的地方。

其一，是一桩看似“家务事”的委托。

1929年11月的一天，毛主席把曾志叫了过去，谈话内容让她有些意外。那时候，部队准备去江西开辟新的局面，贺子珍已经怀孕。毛主席直截了当，说希望她在自己率部出征后，能抽时间照看一下贺子珍。

以当时的观念看，女同志被安排去照顾首长家属，好像顺理成章。但曾志的反应有点“倔”。她当场就表态，不想做“家庭妇女”，认为自己也有党给的工作任务，不能整天围着一个人转。这个回答，挺冒失，也挺真诚。

毛主席听完，并没有生气，而是解释得很详细。他说，这并不是要她放弃组织交给的岗位，只是在有空的时候去看看，帮帮忙。有事照应一下，没事还是按原来那样干工作。说清楚之后，曾志也就释然了，爽快答应下来。她对贺子珍本就感情深厚，这样安排，也在情理之中。

这件小事，折射出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毛主席对身边战友的信任，愿意把自己最亲近之人的情况坦然托付给组织里的女同志；二是他对“工作”与“家庭”关系的理解，尽量不以私人关系压人，而是通过组织关系来协调。这种处理方式，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

另一件事，就更具象一些，也更有画面感。

井冈山物资紧缺已经是常识，特别是粮食，常常紧张到让人发愁。战士们粗茶淡饭，吃野菜、啃红薯是常有的事。长此以往，不少人心里也会冒出一个念头：上边领导是不是吃得要好一些？嘴上不说，心里难免好奇。

曾志是个有性格的人。她没有背后猜测，而是干了一件颇为“大胆”的事——两次趁着食堂做饭时，突然去掀毛主席那口铁锅的锅盖。动作不算礼貌，却极坦白。

结果令她愣了一下。锅里飘出来的，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糙米、南瓜、青菜，和普通战士碗里的一样，没有多一块肉，没有多一勺油。两次都是如此。

这一来，心里的疑虑彻底消了。对很多井冈山老红军来说，领导吃什么、住什么，远比口头上的号召更重要。曾志当时的想法很直接：有这样一位真正在生活上与战士同甘共苦的领袖，队伍才有凝聚力，革命才有希望。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局势却在悄悄变化。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一场后来被许多回忆录特别提及的会议。这次会议不但解除了毛主席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还从思想路线层面对他提出了批评。7月，他离开了红四军的军事领导岗位，到闽西从事地方工作，同时调养身体。

从外表看，这是一次“被挤到一边”的过程，也是他个人政治生涯比较灰暗的一段时候。很多人心里都在观望，局势并不明朗。但曾志却在这个时候，选择继续跟着他一起去闽西工作。

这一选择，有条件，也有情感。革命队伍里，谁对谁好，谁在关键时刻能站得住，大家心里都有数。她愿意在毛主席暂处逆境的时候依旧追随，这种态度，说白了，就是用脚投了一次票。在闽西那段时间里，曾志一度还担任毛主席“英语老师”，给他念单词、纠发音。虽说效果有限，但那种相处的日常，对双方都是难得的缓冲时光。

二、延安重逢与战争年代的选择

时间往前推十年。1939年夏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延安成为全国抗日力量的政治中心。这个时候的曾志，已不是当年那个只会红着脸被人打趣的井冈山女兵，她的身份，是多次在白色恐怖中九死一生的地下工作者。

这一年，她奉命前往延安马列学院学习。长途跋涉之后，踏进黄土高原，心中多少有些恍惚：那么多年过去了，许多老战友早已牺牲，许多名字只能在电文、通报上看到，谁还在？谁不在了？一切都还未知。

重逢来得很突然。见到毛主席时，她脱口而出的一声“老毛”，既朴实，又有点“冒犯礼节”。但正是这两个字，让现场一下子回到了井冈山的氛围。毛主席紧紧握住她的双手，那种激动，不是装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到1939年时，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四年多，毛主席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再加上红军长征胜利、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他已成为全党公认的核心。这个时候，谁还敢直呼“老毛”？一般人怎么也叫不出口，全军上下也只有朱德、彭德怀等极少数老战友，偶尔会这样喊一声。

曾志这声称呼，其实道出了一种关系：不仅是组织上的上下级，更是风雨同舟的老战友。从井冈山到长征，中间隔着多少年，多少变故，能保持这种自然的称呼，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两个人坐下来长谈的时候，话题很快就转到了这十年的经历。曾志把自己的遭遇一股脑讲出来：丈夫蔡协民在敌人破坏下被叛徒出卖，最终壮烈牺牲；自己在敌后坚持斗争，多次被追捕、被通缉，几乎走到绝境；后来与陶铸并肩工作，又在枪林弹雨中数度死里逃生。

毛主席静静地听着，不时问几句细节，表现出对她行动轨迹的熟悉程度，令她有些惊讶。原来，在各地纷繁复杂的形势下，中央对一些在敌后长期浴血奋战的干部分外牵挂，其中就包括她。知道有人在远方默默牵挂，这种感觉，往往比获得某种表彰还更让人心里有数。

不久之后，组织上决定让陶铸等人前往敌后，承担领导武装斗争的任务。这是一项危险极大的工作，一旦暴露，很可能全军覆没。消息传出后，曾志第一反应不是担心，而是提出要同行。她的理由很直白：女同志一样可以上前线，革命者无畏牺牲。

然而，组织最初并没有同意。在当时的干部安排中，对女同志仍比较谨慎，觉得她在其他岗位也很重要，没必要两口子一起冒险。有意思的是，曾志并没有就此作罢，而是找到毛主席，当面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男人可以去，女人为什么就不行？如果要牺牲，那就一起牺牲。”类似这样的话，在当时听来，既冲，又真。毛主席一向善于听不同意见，对于这种带着火气的请求，他没有简单压下去，而是认真考虑后，最终同意她随陶铸一起去敌后开展武装斗争。

站在今天回看，这一决定对几个人的命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夫妻二人始终奔走于最危险的地带，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斗争经验，也深深扎在底层民众中间。这段历程，使曾志对“革命事业”的理解不再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变成了一种沉淀在骨子里的信念。

建国之后，时代节奏变化得更快。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地方上开始酝酿代表名单。广州市委考虑到曾志多年的工作成绩，推荐她担任市人大代表，名单上已经写上了她的名字。

谁也没想到，这个名字在上报过程中被划掉了，划线的人，正是她的丈夫陶铸。理由听上去颇为“顾全大局”——要照顾一位资历更老的同志，让出名额。从组织原则讲，这并非不可理解，但从个人角度，曾志心中的不平，可以想象。

她性格直爽，思来想去，决定写信给毛主席，把情况说清。信已经寄出，却一直没等来回复。并不是他不想理会，而是在那个年月，国家建设千头万绪，具体事务繁重，许多信件未必能第一时间摆到案头，这也是客观情况。

事情有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后续。1959年，在审阅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单时，毛主席在文件上翻着翻着，突然问身边秘书：曾志工作能力很强，怎么名单上没有她？一句话，引出了对她情况的重新考虑。最终，在他的关注下，曾志进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一年，还有一件与她有关的事，值得一提。庐山会议召开前，她得知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贺子珍正在江西休养，便特意前去看望。多年不见，两个人坐在一起，说起往事，既感慨，又沉默。后来，在庐山的会议间隙，曾志把贺子珍的近况向毛主席提起。正是这番转述，让毛主席下定决心，与这位昔日并肩作战的伴侣安排了一次见面。对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来说，这次见面有其特殊意义，而促成者之一，恰恰就是曾志。

三、风雨年代的沉默与理解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许多老一辈革命者，先后陷入重重漩涡之中。曾志和陶铸这样在地方、中央都有重要经历的干部，也难以置身事外。

1967年前后，“四人帮”一伙借机兴风作浪，打击、诬陷了不少老同志。陶铸成为重点攻击对象之一，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纷至沓来。在之后两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到1969年11月，他含冤离世，年仅59岁。这一年，他如果还健在，本应继续在国家重要岗位上发挥作用。

对于曾志来说，这既是政治上的打击，也是感情上的重创。早年在白区斗争中，她已经失去过一位丈夫；到了晚年，又亲眼看着另一位革命伴侣在屈辱中离开。这样的经历，换作旁人，很容易在心里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疤。

陶铸去世不久，她本人也被安排到粤北劳动。那里条件艰苦，环境单调，对于一个年过半百、身体已大不如前的女同志来说，这样的劳动，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但她并没有借机消极怠工，更没有以过去的资历要求特殊对待，而是和普通群众一样下地干活，和附近的农民同吃同住。

时间一长，问题还是暴露出来了。体力跟不上，每天劳动强度与年轻女同志相比有明显差距，身体出现各种不适。出于对组织的信任，也出于对自己身体状况的冷静判断，她决定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照顾安排休养。

周总理一向对老同志格外关心。收到情况后，很快作了批示。于是，曾志被调往陕西临潼干休所休养。那里条件相对好一些，不少曾经在战火中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也在那一带静养。对她来说，这既是从劳累环境的解脱，也是生活节奏的一次巨大转变。

然而，人是有感情的。在北京长期工作生活过的人，对那座城市往往有一种说不清的依恋。干休所的日子安稳，但她心底还是希望能回到北京去。于是，曾志又一次提起笔，写信给毛主席，把自己的想法如实说明。

按照很多人的想象，这封信是很难得到回复的。那是“十年特殊时期”中后段，国家大事压得人透不过气，毛主席年事已高，身体也大不如前，再加上无数文件需亲自批阅，一位老同志关于生活安排的诉求，在复杂事务堆积面前，很容易被淹没。

但结果有些出乎意料。1973年的一天，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来到干休所，看望了曾志，并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如果她喜欢在西安工作生活，省委可以予以安排；如果想回北京，中央组织上将负责调回。简短的意思，却很明确——她有选择权。

这种态度，在特殊年代之下，显得格外难得。那不是简单的迁就，而是一种基于长期了解的信任。经历过那么多风浪的人，不会轻易被客气话打动，真正触及内心的，往往是这样朴素的尊重。曾志被这份关照触动，最终表达了希望回京的意愿。随后的安排，也确实朝这个方向推进。

有人可能会问：经历了陶铸的生前遭遇和离世，经历了自身被审查、下放、劳动的痛苦之后，她是如何看待毛主席的？会不会心怀怨怼？事实上，答案并不简单，但却有迹可循。

在回京后的岁月里，曾志很少在公开场合对这段风雨经历大声议论，也没有把个人遭遇当成争论历史的是非的突破口。她更多的是沉默，是通过对党、对事业的持续忠诚，来表达一种态度：个人的悲欢，与历史的全局相比，并不能轻易划上简单的等号。

不得不说，这种选择，在经历了身边人的生死后，坚持下来，是需要相当大的内心力量的。

四、晚年一问一答中的“中肯”评价

时间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工作重点已经转向经济建设，一大批老一辈革命者陆续离世或进入高龄阶段，曾志也步入了晚年。她的女儿陶斯亮，目睹了家庭的风风雨雨，自然对那段历史有着难以排解的疑问。

一次闲谈中，母女二人聊起过去。陶斯亮忍不住问出心中积压已久的问题：“妈妈，你对毛主席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感。问的人，不只是想听一句赞美或者一句抱怨，而是想弄清：在亲身经历那样多起伏的人眼里，这个对国家、对家庭命运影响巨大的人物，究竟该如何评价。

曾志沉默了片刻，没有立刻回答。以她的经历，要说不复杂是不可能的：井冈山时期的战友情谊，延安的重逢与信任，抗战和解放战争岁月里对毛主席决策的理解与执行，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机构中的工作，以及六七十年代夫妇遭遇打击的苦涩，这些记忆交织在一起，很难用一句话概括。

片刻思索后，她说出这样一句话：“毛主席算是我的革命引路人，对毛主席，我是永远心存敬意的。我跟随毛主席战斗一生，从未后悔过。”

这番话之所以被后人称为“中肯”，就在于它既没有刻意拔高，也没有出于情绪的贬低，而是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抓住了关键一点——“革命引路人”。

所谓“引路人”，并不意味着对方永远不会犯错，更不是什么“完人”的代名词，而是指在最关键的人生节点上，为自己指明过方向、撑起过信念的人。对曾志来说，毛主席在井冈山时那种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作风，在闽西人生低谷时仍旧保持的坚定，在延安时对同志命运的关心，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判断力，这些，都构成了她信念世界里不可替代的部分。

当然，她不可能不知道，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些决策带来了沉重代价，不少无辜者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苦难，包括她自己和身边至亲。但她依然选择在评价中强调“革命引路人”这个身份，说自己“从未后悔跟随”。这并不是对历史所有曲折的回避，而是一种价值排序：在她的坐标里，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那条主线，是压倒性的，是值得不计个人得失去投入的。

值得一提的是，不止曾志一人有类似表述。几位元帅在不同场合谈及毛主席时，也不约而同地用了“老师”这个词。对那些在枪林弹雨中从连排长一路走到统帅位置的人来说，这种称呼绝非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承认——在军事思想、政治远见和组织能力方面，他确实起到了“教他们打天下”的作用。

试想一下，一个人如果只是因一时权势而被追随，一旦形势逆转，往往会遭到更猛烈的抛弃和否定。而当诸多历经生死的老战友，在晚年回顾时仍愿意说一句“老师”“引路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分量的历史评价。即便他们各自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冤屈，甚至家庭破碎，仍然不愿简单用个人恩怨去覆盖对大局的认识。

在这里，曾志的“中肯”之处，还在于她没有把自己放在历史审判者的位置，而是站在革命队伍一员的位置上，谈自己对领袖的感受。她既没有用极端化的语言去粉饰全部，也没有因为个人遭遇而全盘否定，而是把这几十年的经历，看作共同完成一项艰巨事业过程中的曲折一段。

从井冈山山间小屋里那句略带玩笑的“金窝藏娇”，到延安窑洞里的一声“老毛”，再到临潼干休所里收到的那份简单却真诚的关怀指示，这些零碎的瞬间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她理解毛主席的一条独特路径。等到晚年女儿提出那句追问，她给出的短短一段回答，背后其实站着的是整整一代人的记忆。

历史的评判，终究不会只落在某一个人的一句话上。但从像曾志这样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同志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值得注意的态度：在肯定与反思之间保持分寸，在个人遭遇与集体事业之间保持分界，在感情与理性之间，尽量找到一个不虚美、不滥抹黑的平衡点。

也正是在这种态度支撑下，她在失去至亲、历经劳改、疾病缠身的晚年，还能平静地说出那句：“跟随毛主席战斗一生，从未后悔过。”这句话没有华丽辞藻，却带着一种不易动摇的笃定。对于熟悉那段岁月的人来说，这种笃定，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