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了卧床看书，配了两副单腿眼镜，一副没左腿，一副没右腿

1975年8月23日凌晨一点，中南海里的灯还亮着。医疗组刚为毛泽东拆掉眼部纱布，张晓楼俯身问：“主席，看得见吗？”毛泽东眨了眨眼，低声答：“还行，先把我的单腿眼镜拿来。”一句话，把在场医生都逗乐了，也提醒众人——他最放心不下的依旧是读书。

这两副奇特的老花镜，一副只剩右腿，一副只剩左腿，普通眼镜店根本配不出来。设计它们的理由极简单：他喜欢侧卧读书。左侧卧时戴缺左腿那副，右侧卧时换另一副，鼻梁受力点恰好平衡，既不硌耳朵，也不妨碍翻身。

白内障手术之前，他已整整六百天看不清字，只能靠秘书口述。那段日子，工作人员推来放大镜、电筒、特制大字本，效果都不理想。毛泽东自己说：“不亲眼看总像隔着窗纸。”手术成功后，他第一件事便是要求恢复阅读时间，每天两小时起步，医护只能把闹钟定点提醒他休息。

回到更早的岁月，读书几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执念。1898年，韶山冲油灯珍贵，少年毛泽东把花布贴在窗纸内侧偷偷点灯；1927年秋收起义转战赣湘，行军路上他把仅有的一匹骡子让给五箱书；1935年遵义会议后，敌骑逼近，他还是坚持先找村民把箱子埋进窑洞才肯撤。

建国以后，读书方式换了场景，规矩没变：外出必须有书箱随车，箱子里《二十四史》永远占一格。1953年视察武汉钢铁公司，高炉边尘灰飞扬，他掏出袖珍笔记本记录冶炼数据，工人劝他戴口罩，他摆摆手：“你们不戴，我也不戴。”随行人员明白，口罩隔的不是灰，而是他与群众的距离。

五十年代末，近视、远视、老花一起找上门，他的眼镜度数飙到一千四百，读《资本论》时还要再加一片放大镜。后来中央印制局专门雕了八号大字版马列经典，他批示：“高级干部必读，每人三十本。”实际上，他早把原本翻得卷角。

1974年3月，视网膜进一步老化，医生建议立刻手术。毛泽东犹豫良久，还是担心动刀影响看书进度。直到听医生引用“金针一拨日当空”的典故，他才笑着点头同意，“金针不拨，书页不开”，一句玩笑，道出真心。

术后七十二小时禁止阅读，他实在忍不住，让护士把文件念给他听，并嘱咐“语速别太快”。工作人员轮班朗读，常常嗓子嘶哑，他却觉不过瘾。有人提议用录音机，他摇头：“录音机不会停下来让我思考。”

进入1976年，病情急骤恶化，供氧管、心电线缠满病榻，可只要稍清醒，他就伸手比划，示意要书报。7月9日，高度昏迷刚被救回，他在纸上画三条斜线，再重重点三下，警卫半分钟才悟到——他要看三木武夫选情材料。此后每次苏醒，必要求“读一段”。

9月8日下午四点三十七分，心率已紊乱，他仍坚持阅读政治局送来的摘要。医护记录显示，当天他总共十一次翻阅文件，总时长二小时五十分钟。晚上十一点多，他合上单腿眼镜，目光停在窗外，随后陷入长时间的浅眠——那成为他一生最后的阅读。

后人清点，毛泽东藏书逾十万册，北京图书馆留存的第一号借书证至今仍可查到借阅记录两千余种。仅《资治通鉴》便通读十七遍，《二十四史》三千两百卷，他全部细读，做批注无数。那两副缺腿的眼镜，如今静放在韶山纪念馆玻璃柜里，镜片略显浑浊，但镜架依旧挺直。有人站在柜前低声感叹：在它们身后，是一个从不肯让视线离开书页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