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活到了2015年，他对当下中国有何看法？他心里确实有些成见

2011年初冬，北京的风已经有些刺骨。那天傍晚，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联播》，画面上是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消息。电视音量开得不高，坐在沙发上的老人却听得很认真，不时皱皱眉，又点点头。这位老人，就是当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近三十年的警卫负责人、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那一年，他已经九十五岁，距离2015年离世，还有四年时间。

屋里陈设并不复杂，甚至略显老旧。墙上挂着的一幅字格外醒目，笔力苍劲，字迹熟悉。来访的记者抬头一看，心里几乎可以肯定那是谁的手笔。等老人缓缓开口，才确认了猜测——那是毛泽东亲笔抄写的诗句，多年以前亲自送给他的。

有意思的是，外界普遍认为，自从1980年主动退下来之后，汪东兴淡出公众视野，很少发声，也不再参与具体事务，仿佛整个人和时代的喧嚣保持着距离。但那一天的对话表明，他并不是“不管不问”，只是不愿站在台前而已。对国家走向、对社会风气，他心中自有一把尺子，尤其是提到改革开放后的一些现象时，语气明显沉了下来。

记者问了一句：“汪老，您怎么看现在的中国？特别是年轻人？”老人沉默了几秒，目光从电视画面移开，落在茶几角上，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的年轻人，太看重钱了，这样下去，问题很大。”

这一句看似“唠叨”的话，背后其实有着漫长的历史背景，也折射出他晚年那一点说不出口的“成见”。

一、从警卫到常委：在毛主席身边形成的“标尺”

要理解汪东兴的那句感叹，绕不开他在毛主席身边的几十年。1947年，他受命来到毛泽东身边，负责警卫和日常服务工作。当时正是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时期，环境艰苦，形势复杂，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平香山，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进驻中南海，这个年轻的警卫干部，几乎目睹了一个新政权从萌芽、壮大到建立的全过程。

1947年至1949年，是他接触毛主席最多、也最直接的几年。行军路上的窑洞、简陋的住处，一日多次搬家，随时准备转移，这些细节在后来他的回忆中出现过很多次。战火中的艰难生活，给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都打上了同样的烙印：东西不多，条件有限，能省就省。

1949年后，党中央进驻北京，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但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习惯却没有随之骤变。汪东兴每天守在身边，看得比旁人清楚。一件白色睡衣，从建国初期一直穿到后来，反复缝补，补丁越打越多，据身边工作人员统计，补到七十多个。他并非买不起新衣服，也不是没有人提醒过；工作人员也曾提出过该添置几件新衣服。毛泽东听后，淡淡地说了一句：“国家还很困难，能穿就穿，旧衣服不碍事。”

毛巾、衬衣、被单，都是这样一个标准。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回忆过，主席用的毛巾补了又补，实在不能用了才换。吃饭更是简单，一日三餐菜数不多，中午吃剩的菜，晚上热一热继续吃。有时饭粒落在桌上，他会用手捡起来吃掉，从不随意浪费。说起来朴实，却并不是表演，而是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

汪东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近三十年。每天看着主席穿补丁睡衣，看着硬板床，看着普通家具和经年未换的陈设，在耳濡目染之下，心中自然形成了一杆“衡量奢俭”的标尺。这种长期的影响，要比任何说教都更深。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稿费问题也令他印象极深。领袖一生著作颇多，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物带来的稿费逐年累积，到晚年已是一笔可观的数字。汪东兴晚年对家人提过，主席留下的稿费总额超过一百万元，以当时的物价水平来说，这已是巨款。然而，这笔钱没有分给子女做私产，而是全部交由国家统一安排。这种处理方式，在熟悉情况的工作人员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痕迹。

正因为从1940年代末到1976年一直生活在这种氛围中，汪东兴对“艰苦朴素”四个字有着近乎本能的认同。对他来说，革命年代建立起的那套价值观，不只是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准则。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在上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悄然观察社会变化时，会觉得有些地方“变味儿了”。

二、“越来越向钱看”：晚年那句并不轻松的叹息

时间来到1980年。那一年，汪东兴六十五岁，正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等重要职务。正是在这一年，他主动提出退下来，离开权力核心，转入政协岗位，随后逐步谢绝公开活动。许多人对他的印象，也基本停留在这里：从舞台中央退到幕后，从公众视线中淡出。

不过，退下来并不等于彻底不关心。家人回忆，老人虽然不再插手具体事务，也不参与任何派系和争论，但每天看《人民日报》，每晚看《新闻联播》，成了几十年不变的习惯。国家重大会议、重要政策、突发事件，他都留心。有看不顺眼的社会现象，比如某些铺张浪费、某些极端追名逐利的报道，他会在家里沉声说几句：“这样不好。”语气不高，却很坚决。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活力被迅速激发出来，经济领域的变化尤为明显。财富观念、竞争意识、个人选择，这些新气象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意味着机会；但在一批经历过战火、经历过极端困难时期的老一辈人心中，也带来了一些隐忧。汪东兴就在其中。

2011年，他破例接受南方一家媒体的采访，算是晚年极少数的公开发声之一。记者提出“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怎么看”时，他并没有从宏观经济、制度设计等角度长篇大论，而是直接落在“年轻人”三个字上。用他的话说，现在的年轻人太看重钱，“什么都往钱上靠，这可不是个好现象”。

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有些“老派”，甚至有些“保守”。然而放在他的经历里看，就会显得格外自然。对于在延安和西柏坡走过来的那一代人而言，革命的出发点，是为多数人的利益去争一条路；很多人牺牲性命，留下的只是“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生活”这样的朴素信念。他们经历的，是把个人得失放在集体之后，把“公”看得比“私”重要的价值序列。

改革开放之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务实选择，也确实释放了社会动力。但在一些老干部眼中，当社会上逐渐出现“唯钱是问”的风气时，就会产生明显的不适。汪东兴的那句“越来越向钱看”，恰恰道出了这种不适。

有一次家人回忆，看到新闻报道某地铺张浪费、搞排场，他放下报纸，忍不住摇头：“过去那么多同志吃糠咽菜打出来的江山，可不能这么糟蹋。”语气里既有惋惜，也有警惕。不得不说，这种情绪并非只针对某个具体事件，而是对价值取向的担忧。

有人或许会问：他到底对改革开放持怎样的整体态度？从公开资料和家人叙述看，他并没有发表系统性的评论，没有否定改革开放的方向，也没有对现行路线横加指责。他真正介意的，是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人把“致富”与“忘本”等同起来，把“成功”与“炫耀”混在一起，把“能力”完全等同于“赚钱的手段”。

在他看来，社会变化再大，艰苦朴素、尊重劳动、敬重历史这些东西，不该轻易丢掉。这种看法，和他长期形成的那杆“标尺”紧密相连，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高龄采访里，他宁愿多谈年轻人的价值观，也要少谈一大堆抽象的经济术语。

三、晚年与历史打交道：对史实极度敏感的老人

退下来之后，汪东兴的生活看上去非常简单：读报、看新闻、偶尔接待客人。他对待来访者的态度不尽相同，有些采访请求，他一概谢绝；但两类人，他往往很愿意见。一类来自家乡江西弋阳的干部和群众，另一类是从事党史、地方史编纂的工作人员。

上世纪九十年代，弋阳地方史编写人员曾专程来北京拜访。他得知消息后，没有摆架子，反而安排了相对充裕的时间和他们聊天，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当地老一辈革命者的情况有没有好好梳理，二是史料有没有认真核实。

当听到他们要在地方人物志中编入一些近现代人物时，他主动提出建议：一定要把方志敏烈士的事迹写扎实，多写几本书也不怕重复。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方志敏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是在江西这片土地上流血牺牲的典型代表，“不能让后人只记得几个名字，忘了真正吃苦流血的人”。

有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汪东兴拿着稿件，戴上眼镜，一个字一个字看。他不是随便扫一眼，而是逐句核对，遇到与亲历记忆不符的地方，会停下来，仔细讲清楚哪些是他所知道的情况，哪些属于后人文学化加工。“历史可以写得生动一点，但不能胡编乱造。”这句话，他反复提醒地方史编写者。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各类纪念文集、回忆录、地方党史陆续出版。汪东兴虽然已经年事已高，但仍坚持阅读相关刊物。一次，他在某省党史刊物上看到一篇文章，用大量“艺术化”的笔触描写某段历史，将一些当事人的行为处理得过于戏剧化，甚至与原有史实出现明显偏差。他看完后非常不满，认为这种写法混淆了真实与演绎，这对后人了解那段历史不利，于是专门通过渠道，向相关单位提出了意见。

这种敏感并非偶然。对于从战争时期走来的那一代干部，历史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岁月。很多牺牲的战友，没有留下太多文字记录，只在零散的档案和局部记载中偶然出现一些名字。如果后人为了“好看”而随意添加情节、拔高人物、戏剧化矛盾，那么真正的经历就有可能被掩盖在“故事”后面。

在多次与家人谈话中，汪东兴提到，近些年有些历史题材作品喜欢用强烈的戏剧冲突代替真实过程，喜欢用主观揣测代替事实考证。他直言不讳地说，这种风气“害人”。理由很直接：一是容易误导年轻人，使他们以为历史就是戏剧；二是对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不公平——他们做过什么、没有做过什么，应该尊重客观。

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这些意见时，并没有用过激的情绪去指责谁，而是反复强调“实事求是”四个字。对于1949年前后的那代人来说，这个词不只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一条政治生命线。对历史是否真实，他格外在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业惯性。也正是因为这种惯性，他对当下某些“故事化”的写法明显不买账。

在这层意义上，汪东兴晚年“关注历史”的说法，并不只是爱好问题，而是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一条底线：历史要写得清楚、写得准确，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牺牲真实。

四、“成见”的由来：百岁老人的时代距离与底色

2015年8月21日，汪东兴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岁。消息发布后，官方给出的评价是“对党和人民有着突出贡献的革命家”。这是对他长期工作的概括，也是在政治层面上对其一生的肯定。

很多人好奇，如果他能再多看几年，会如何评价之后的中国社会。事实上，从他在九十多岁时留下的谈话和态度来看，他对“当下中国”的看法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脉络。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看法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也难免带着一些“成见”，但这种“成见”并非出于狭隘，而是来自漫长经验形成的惯性。

一方面，他坚持艰苦朴素，对奢侈浪费、本位主义、名利至上的现象非常反感。这种厌恶，在很多老一辈革命家身上都有体现。他们经历过极端贫困和残酷斗争，对“钱”的态度往往复杂：承认物质重要，却警惕物质至上。在他们眼中，社会发展可以带来更多财富，但不能让财富变成唯一尺度，更不能让财富掩盖了牺牲者的付出。

另一方面，在对历史叙述和公众记忆的问题上，他坚持要把“史实”放在第一位。不喜欢夸张，不认同用虚构去“美化”过去。他知道，后人了解那段历史，很大程度上要靠书本和纪录，如果书本一开始就被情节化、被加工，那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很可能在几代人后变得模糊、变形。这一点，对他这种既是参与者又是见证者的人来说尤为刺眼。

再看他对年轻人的批评，“越来越向钱看”并不意味着否定年轻一代的努力，也不是简单地把现实问题归咎于某个群体，而是从价值排序的角度发出提醒：如果把钱放在第一位，把集体利益、社会责任统统放在后面，那迟早会出问题。他没有用宏大的话语来展开这层逻辑，却在日常抱怨中一再流露出这种担心。

当然，从更广阔的时间尺度看，一位出生于1915年的老人，对21世纪中国的复杂变化，很难完全适应，带有某种“不理解”甚至“看不惯”，也很正常。1915年他出生时，中国还在北洋政府统治之下；青少年时期经历土地革命战争；二十多年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后进入新中国高层工作；1976年亲历领袖辞世；1980年选择退居二线；此后，又在电视和报纸里看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城镇扩张、社会结构调整。一个世纪之内，经历的变动远超普通人想象。

在这样的时间背景下，他对当下的判断，自然带着他那一代人的视角。钱的作用、个人空间的拓展、社会多元化、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在年轻人看来是现实常识，在他那里却是全新的问题。他更关心的是，这些变化是否会冲淡早年形成的信念，会不会造成价值上的“滑坡”。

如果说他对当下中国“心里确实有些成见”，那么这种成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拜金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二是对历史真实极度敏感。这两点看起来保守，却与其一生经历高度吻合。对他来说，钱可以有，但不能凌驾一切；记忆可以多样，但不能虚构歪曲。

从这一层意义上看，汪东兴晚年留下的零星话语，既反映出一位百岁老人面对新时期中国时的复杂心态，也折射出老一辈革命家共有的一种底色：对艰苦岁月的记忆太深，对牺牲者的敬意太重，所以不愿看到过度追逐享乐的风气，不愿看到历史被随意改写。

他没有写长篇回忆录，也没有频繁接受采访，只是在有限的场合，点出几句看似平常却分量很重的话。对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些话背后的意味，并不难体会。对后来的读者而言，也许正好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在喧嚣的现实之外，还有一些沉默的见证者，用自己的方式坚持着对历史、对价值的朴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