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5年9月，秋风裹挟着窗外的枫叶肆意飞舞。仁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仁山公司”）总经理贺强手持手机，眉头紧锁。电话那头，余光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余光公司”）敷衍的回应仍在耳畔萦绕。对于仁山这样的中小企业而言，这笔38万余元的货款，无疑是压在资金周转上的一块巨石。然而，此次追讨货款，再次以失败告终。
时间拉回2019年3月，那时的贺强满心欢喜。仁山公司与余光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计划购入价值43万余元的电子产品及配件，用于推进新项目。合同签订后，仁山公司当即按约付清全部货款，贺强甚至早早制定好项目时间表，只盼着设备到货后立刻开工。
可现实却给了贺强沉重一击。到了约定提货时间，仁山公司却被余光公司告知“货物未备齐”。此后，贺强多次派人、打电话催促，余光公司总能找出各种理由拖延，从“配件还在运输中”到“生产线临时出了问题”，借口层出不穷。转眼到了2020年5月，一年多过去，余光公司依旧无法供货，时任法定代表人雷俊仅通过私人账户退还5万元货款，便没了下文。
从那以后，追债成了贺强的日常。他几乎每天都给雷俊打电话、发微信，对方要么不接不回，要么就是“马上安排”“正在处理”的空头承诺，始终不见实际行动。
2023年5月，贺强好不容易联系上余光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胡建华，可对方却把责任推给已离职的雷俊，让他去找雷俊沟通。可此时的雷俊早已拉黑了贺强的微信和电话，彻底断了联系。贺强四处打听雷俊的消息，直到2024年9月，才终于再次联系上他，可刚一提还款事宜，雷俊就挂断了电话，五年的追债路，仿佛走进了死胡同。
一筹莫展之际，贺强来到北京冠领（广州）律师事务所求助。律所经过研判接受委托，指派律师丘雅莹、王一帆代理本案。两位律师接案后，第一时间协助贺强全面收集证据，从《工业品买卖合同》、银行付款凭证，到贺强与余光公司相关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逐一梳理核对，完整还原了整个交易经过和余光公司欠款的事实。
同时，律师精准锁定责任主体，经过调查确认，余光公司是本案主要债务人，而张琳作为余光公司一人股东因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需承担连带责任。一切准备就绪后，律师代理仁山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将余光公司及张琳列为共同被告。
庭审中，余光公司及张琳的辩护团队提出抗辩：一是主张案件已过诉讼时效，二是声称公司已转让，新股东不应承担原债务。
面对对方的辩解，冠领律师条理清晰地提出代理意见：
首先，仁山公司自2020年5月起就持续向余光公司主张权利，2023年5月联系现任法定代表人、2024年9月与雷俊沟通还款的行为，均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情形，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其次，公司与股东是独立的法律主体，股权转让属于公司内部事务，不能以此对抗外部债权人，余光公司仍需承担还款责任，而张琳作为一人股东，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按照法律规定应承担连带责任。
再者，雷俊此前的退款和承诺行为，是其作为时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不应由其个人承担责任。
经审理，法院最终采纳了冠领律师的代理意见，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余光公司返还仁山公司剩余货款38万余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张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贺强紧绷了六年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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