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选举拿下空前大胜，近八成日本人表示，已无必要改善中日关系

高市早苗众议院选举拿下空前大胜之后，近八成日本受访表态，已无必要改善中日关系。

当地时间2月8日，在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维新会”联盟以350席的绝对多数优势，拿下新一届日本众议院选举之后，当晚，日本富士电视台为其选举特别节目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当被问及“你对高市早苗未来应该如何处理中日关系”这一问题时，认为“应该改善”的受访者仅占24%，而选择“没有必要改善”的则高达76%。

面对这样的民调数字，甚至就连一向以右翼立场而著称富士电视台的评论员桥下彻，在当时也不禁闭上双眼，在直播镜头前流露出一丝难以言喻的诧异与无奈。这充满戏剧性的一幕在日本的社交网络上被疯狂转发，成了正在经历剧变的日本社会心态的一个鲜明缩影。

【被抛弃的中日战略互惠】

回溯过去几个月，高市早苗领导下的日本右翼政权，的确可以说走出了一条非典型的执政曲线。自2025年秋上台以来，高市内阁支持率始终在高位运行，徘徊在60%至75%之间。在近年首相轮换犹如走马观花一般的日本政坛，这样的数字堪称罕有。而支撑高市高支持率的核心支柱，恰恰是起初外界原本认为会成为其软肋的外交政策。

高市选举拿下空前大胜，近八成日本人表示，已无必要改善中日关系

在此前的日本国会答辩中，高市曾多次就台海局势发表触碰中方红线的激进言论，甚至将所谓的“台湾有事”之说，定义为可能触发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这种毫不掩饰的鹰派作风，自然招致了来自中方的强烈反制。从叫停日本水产进口，到全面收紧对日军民两用物项出口，这些反制措施给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如果按照传统的地缘经济学逻辑，经济受损必然导致政权不稳。然而，2026年的日本社会却上演了截然相反的剧本：中国制裁给日本经济上造成的痛感，并没有转化为对高市政权的压力，反而催化了已经明显右转的日本社会的某种“逆反式团结”。

此次众议院选举的结果就是最直观的答案。在此次大选中，在野党试图打出“恢复中日战略互惠”“修复对华关系”等传统牌，强调经济理性和民生福祉。但结果显示，这种温和路线在当下的日本选民市场中，几乎完全不受待见。广大日本选民用选票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他们宁可为了所谓的“国家尊严”和“安全感”去容忍经济上的一时阵痛，也不肯在这个节骨眼上向中国低头哪怕是半分。

【76%背后的社会心理画像】

为何会有76%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没必要改善中日关系”？这听起来似乎违背了邻国相处的常识。但如果深究其社会心理肌理，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水其实比表面上看到的还要深。简而言之，大致可以概括成三个方面：对“切香肠”式施压的脱敏与反弹、日本年轻一代的右翼价值观重塑，以及对所谓“威胁认知”的习以为常。

过去数年间，中日围绕领土、历史以及台海局势等问题产生摩擦，使得日本人的对华好感度长期在低位徘徊。在外部施加的经济压力达到一定阈值后，日本社会最终产生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理机制。许多日本受访者会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对华让步也换不来关系的实质性好转，那还不如索性维持现状，不再抱有幻想。

根据细分民调数据，20多岁至30多岁的日本年轻群体对高市外交路线的支持率最高。因为这一代人成长于日本经济停滞期，对经济增长的敏感度不如父辈，但对“主权在我”“独立自主”等宏大议题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天然敏感。在社交媒体大氛围的渲染下，高市的对华强硬姿态，往往会被解读为“不媚俗”“有骨气”，这种情绪价值的满足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经济低迷给日本年轻人带来的失落感

高市选举拿下空前大胜，近八成日本人表示，已无必要改善中日关系

此外，高市政权目前已经成功地将日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描述为一种“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在“存立危机”这个说法成了日本人生活中的某种日常语汇之后，即便是不谙政治的普通日本人，也会逐渐倾向于将对华外交关系视作零和博弈，而非合作共赢。在这种叙事下，“改善对华关系”会被等同于“向中国示弱”，而“维持现状”和“保持距离”则会被当成“理性的自保策略”。

【痛，但还能忍？】

当然，政治口号喊得再漂亮，终究也是不能当饭吃的。根据路透社和NHK的追踪调查，近半数日本企业对它们2026年的对华业务持悲观态度。受供应链断裂和进出口受阻等负面因素影响，许多依赖中国市场的日企高管现在都夜不能寐。近三分之二的日企承认，中日双边关系的恶化，正在实实在在地侵蚀它们本就绵薄的利润

不过与此同时，还有一组值得玩味的对照组数据。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尽管面临种种不利因素，至今仍有超过40%的日企表示，它们“没有受到中日关系恶化的任何实质影响”，或者是“中日关系不佳对业务影响有限”。

这揭示了另外一个趋势，即日本正致力于提高自身经济的抗压耐性，并积极推动所谓的强制转型。在“高市经济学”的强力推动下，大量日企正在加速执行所谓的“中国+1”甚至是“去中国化”的战略。供应链的多元化重组虽然在短期内推高了成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日本经济对中国的政策风险免疫力。

换句话说，那76%的日本人之所以敢说出“没必要改善中日关系”这种话，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日本社会正在形成一种“对华脱钩耐受力”。高市是这种耐受力的主要来源，而它反过来也给予了高市政权继续和中国强硬下去的底气。

【危险的新常态】

无论是高市政权在日本众议院拿下的那350个席位也好，还是日本媒体的民调结果指出的“76%的日本受访者表示已无必要改善中日关系”也罢，所有这些数字都在预示着一种危险新常态的到来。自上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通过“越顶外交”开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高市早苗俨然已经成了过去几十年中日关系史上一个新的分水岭。

高市选举拿下空前大胜，近八成日本人表示，已无必要改善中日关系

高市早苗的大胜，和日本民意的右转，标志着过去几十年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默契已经完全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冷经也冷”。日本对华主流民意已经从“政经分离”的实用主义，转向了“安全优先”的现实主义。

对于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需要重新评估的信号。过去中国行之有效的经济杠杆，在面对一个民意高度右倾且执政基础还空前稳固的日本政府时，效用正在飞速递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外部压力反而还成了高市早苗巩固自身权力的某种助推剂。

而对于日本来说，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正在走上一座没有回头路的独木桥，桥的两边都是万丈深渊，跌下去就是粉身碎骨。在地缘政治已然回潮的时代洪流中，单靠所谓美日同盟和“毅然的态度”，高市真的能确保日本持久的和平与繁荣吗？一旦中日交恶产生的经济代价，从日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传导到日本普通人的餐桌上时，这股被日本人自己煽动起来的右翼民族主义的热情，又能维持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