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莱恩火力全开，对中国产品征收79%反倾销关税，印度做法亮了

由冯德莱恩执掌的欧盟委员会，于2026年2月6日紧急发布终裁决定，对源自中国的多类建筑及日用陶瓷制品，统一加征79%的反倾销税。该裁定自次日零时起即刻施行，未设置任何过渡期或缓冲窗口，令众多出口企业措手不及。

此前，欧盟针对中国陶瓷实施的是差异化征税机制，税率区间为13%至35%，属动态调整范畴；而此次骤然跃升至79%，实际已接近将中低端陶瓷产品彻底挡在欧盟市场之外。

舆论场中普遍浮现三重疑问：这是否标志着新一轮对华贸易施压？与2018年美方发起的全面关税行动相比，本轮举措在逻辑起点与操作路径上是否存在本质差异？面对如此高压态势，我国陶瓷制造主体，是否真的已无路可退？

关税危机来袭：79%不是泛化打压，而是定向锁定中低端产能

必须厘清一个基本事实：本次79%反倾销税的设定，并非复刻中美关税博弈的宏观对抗逻辑，其内在动因截然不同。

彼时美国发动关税攻势，核心意图在于遏制我国整体产业跃升节奏，带有明显的单边霸权色彩；我方采取对等反制，立场坚定、措施有力，最终美方亦未能达成战略目标，相关措施逐步弱化收场。

而当前欧盟的政策取向，更趋近于一场聚焦特定产业链环节的防御性布局，其出发点明确指向本土产业存续与就业岗位维稳。冯德莱恩本人多次公开强调，此类贸易救济工具的根本功能，在于构筑内部产业安全屏障——这一导向，在陶瓷领域体现得尤为清晰。

西班牙与意大利长期稳居欧盟陶瓷制造中枢地位，两国合计拥有超千家陶瓷生产企业及数十万从业人员。与此同时，中国陶瓷对欧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即便在既往浮动税率约束下，2025年出口量仍实现同比正增长。

驱动这一增长的核心动能极为直观：依托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与规模化制造能力，我国中低端陶瓷产品展现出显著价格竞争力，稳步渗透并占据欧洲大众消费级陶瓷市场份额。

这种结构性替代，直接冲击了西、意两国传统陶瓷企业的市场空间与盈利基础，也正因此，两国在欧盟决策层中始终是推动对华加征高额反倾销税最积极的倡导者与执行推手。

有观点质疑：为何欧盟矛头唯独指向中国？事实上，欧盟的反倾销调查清单远不止于此。土耳其、印度作为全球陶瓷生产双强，同样被纳入本轮调查范围，目前适用的仍是13%—35%区间内的弹性税率，与我国此前执行标准高度一致。

依据欧盟现行《基本条例》第11条，若上述两国未能在2028年前完成有效申诉并扭转不利认定，极有可能面临与我国同等幅度的固定税率裁决。

由此观之，欧盟的真实战略重心，并非针对单一国家，而是系统性围堵所有对其本土中低端陶瓷制造构成实质性替代压力的供应方。中国因体量最大、份额最高、增速最快，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焦点对象。

从2012年欧盟首次启动对中国陶瓷反倾销立案调查，到2013年作出初裁，继而经历两次日落复审，再到本次期中复审直接锁定79%的顶格税率，整个过程并非突兀爆发，而是层层递进、步步收紧的制度化压制路径。只是最终税率之高，远超多数企业预判阈值。

申诉全败背后：非不能胜，实难聚力

需特别指出，欧盟反倾销机制本身并未关闭企业申辩通道。所谓浮动税率，本质上就是为合规经营者预留的合法救济接口。

只要企业能够系统提交完整证据链，证实自身出口定价符合正常商业逻辑、生产运营严格遵循国际通行会计准则与公司治理规范，即可依法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单独审查申请，争取个案税率下调。

我国确有成功先例可循。早年福建宁德地区数十家陶瓷制造商曾协同组建应诉联盟，通过标准化材料整合、专业化法律支持与集中式答辩策略，最终赢得欧盟认可，成功将平均税率压降至合理水平，稳固了对欧出口生命线。

但2025年度的应诉结果却呈现“零突破”局面——无一家企业获得税率调降裁定。这一结果，恰恰构成欧盟最终启用79%统一税率的关键决策依据。

究其成因，并非企业主观懈怠，亦非申诉路径彻底失效，症结集中于两大结构性障碍：一是欧盟单方面维持的“非市场经济体”标签及其衍生核算偏差；二是我国陶瓷产业组织形态长期呈现“大而不整、散而无力”的典型特征。

欧盟持续沿用“替代国成本推算法”，拒绝采纳我国真实劳动力薪酬、能源采购价及原材料市场交易数据，转而套用印度、土耳其等第三方国家参数进行成本重构。此种核算模型，完全脱离我国制造业实际运行场景。

更具争议的是，欧盟近年引入的“市场严重扭曲”判定标准，纯属其自主创设概念，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定》中并无对应条款支撑。

更关键的是，举证责任已被悄然倒置：按WTO规则，本应由申诉方（即欧盟）承担市场扭曲存在的举证义务；如今却要求我国企业自行提供反证，极大抬高了应诉门槛与技术难度。

在此框架下，即便企业出口报价完全覆盖真实综合成本，在欧盟核算体系中仍可能被机械判定为“低于成本销售”，进而落入倾销认定范畴。

此类核算逻辑不仅缺乏法理正当性，亦明显违背WTO争端解决机制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但对大量资源有限的中小陶瓷厂商而言，既无专业团队支撑，亦无足够资金聘请国际律所开展系统性抗辩，只能被动接受不利裁定。

行业生态短板同样突出：我国陶瓷总产能占全球七成以上，但其中约八成由数万家中小微企业分摊，至今尚未形成具备实质统筹能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无法为企业提供标准化应诉辅导、材料模板库、律师资源池等关键支撑服务。

而欧盟应诉流程极为严苛：全套英文申报文件须严格匹配指定格式，财务数据需符合IFRS国际会计准则，证据链须经公证认证，全程依赖具备欧盟出庭资质的律师主导推进。且案件审理周期普遍长达18至30个月，对企业现金流与战略定力构成严峻考验。

反观印度与土耳其企业，普遍已完成ERP系统全覆盖，财务、采购、生产数据全部电子化归集，应对调查时可一键导出结构化报表，响应效率与材料规范度显著优于我方。

值得肯定的是，国内部分产区已开始行动。江西景德镇、福建泉州等地相继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对参与欧盟反倾销应诉的企业，给予最高达50%的律师服务费用补贴。

遗憾的是，政策知晓率偏低，且因缺乏统一组织，企业多呈“单兵作战”状态，难以整合资源、分摊成本、共享经验，最终大多选择放弃应诉，错失制度性突围窗口。

归根结底，我们并非丧失申诉资格，亦非缺少政策托底，真正缺失的，是一种跨区域、跨企业、跨层级的协同作战意识与落地执行能力。

他山之石：印土应诉范式，提供可迁移的方法论

面对同样高企的反倾销风险，印度与土耳其陶瓷企业并未陷入被动退守，其系统化应对策略，极具镜鉴价值。

两国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国家背书+行业统管”的双轨支撑体系，切实化解了企业个体应诉的后顾之忧。

以印度为例，政府将反倾销应诉列为国家级产业保障工程。凡注册陶瓷出口企业提出应诉意向，全部法律服务费、第三方审计费、专家咨询费均由中央财政全额列支，企业实现“零成本应诉”。

更进一步，印度商工部下属贸易救济总局（DGTR）会主动组建应诉指导专班，为企业提供全流程陪跑服务：从材料框架设计、证据链梳理、欧盟问卷填报，到听证会陈述演练，均配备专人对接，大幅降低因程序疏漏导致的败诉风险。

这种由国家信用深度介入的保障机制，极大激发了企业应诉意愿，使其敢于投入精力、敢于直面挑战，从而显著提升整体胜诉概率。

土耳其则走出一条“行业共治”路径。其全国陶瓷行业协会（TURKSERAMIK）建立强制性应诉公约，规定所有会员企业必须参与集体应诉，不得擅自退出或另寻他途。

协会设立专项应诉基金，通过年度会费筹集资金，统一支付律师费、翻译费、公证认证费等全部支出，单家企业负担被压缩至原成本的15%—20%。

同时，协会整合全行业共性数据，编制标准化应诉手册，建立统一材料数据库，并指派首席合规官常驻布鲁塞尔，代表全体会员与欧盟委员会保持常态化沟通，确保信息同步、口径一致、步调统一。

相较之下，我国陶瓷企业长期处于“孤岛式生存”状态：既无中央部委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亦无跨省域行业协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中小企业在高昂成本与复杂流程双重压力下，放弃应诉几成理性选择。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全盘照搬印土模式。立足国情，可探索“省级协会牵头+重点产区联动+政策资金集成”的渐进式路径：由江西、福建、广东三地陶瓷协会联合发起应诉协作体，打包整合各地律师补贴、翻译资助、专家顾问等政策资源，组织企业开展联合应诉，实现成本共担、经验共享、成果共赢。

破局之路：告别路径依赖，重铸瓷都时代新标杆

79%的关税壁垒已然落地，情绪化指责或策略性回避均无助于现实突围。对中国陶瓷制造群体而言，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基于产业实情，锚定可持续破局坐标系。

结合多年行业观察与实地调研，现梳理三条可行性路径，供企业决策参考：

其一，短期仍应坚持应诉不动摇。2025年全军覆没并非终局判决，而是组织缺位下的阶段性失利。建议由省级陶瓷协会发起联合应诉倡议，聚合江西、福建等地政策红利，建立“费用共担、材料共建、律师共聘、答辩共谋”的新型协作机制，切实提升应诉成功率。

其二，坚决摒弃转口贸易等灰色腾挪手段。中期维度，必须加速构建多元化市场格局。欧盟市场虽具分量，但绝非唯一出路。当传统通道受阻，恰是开拓增量空间的战略窗口期。

东南亚、中亚、中东、拉美及非洲等新兴经济体，正经历城市化加速与中产阶层扩容双重驱动，对中高端建筑陶瓷、创意生活陶瓷需求持续攀升，且尚未启动针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具备显著先发优势。

其三，也是最具战略纵深的方向——推动全链条产业升级，唤醒沉睡百年的“China”文化基因。世人皆知，“China”一词本义即为瓷器，它承载着东方美学巅峰与工业文明奇迹的双重荣光。

回望历史，明清时期中国青花瓷、粉彩瓷远销欧洲，成为王室贵族竞相收藏的顶级奢侈品，单件成交价常抵数吨白银，堪称古代全球化时代的“硬通货”。

而今，我国陶瓷产量占全球七成，但九成以上集中于OEM贴牌代工，缺乏自主品牌、原创设计与文化叙事能力，深陷低价内卷泥潭。更有甚者，将出口退税款计入利润表，反被欧盟援引为“政府补贴倾销”证据，陷入越努力越被动的怪圈。

其实，我们的工艺底蕴从未衰减：景德镇的手工制坯、德化的薄胎雕塑、醴陵的釉下五彩，均代表世界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准。我们完全有能力将非遗技艺、当代设计、数字智造深度融合，打造兼具文化厚度、技术精度与审美高度的新一代中国陶瓷品牌。

建议企业主动剥离单纯代工角色，围绕“东方生活美学”核心理念，开发系列化文化IP产品，强化自主设计能力，构建DTC直连消费者渠道，持续提升单品毛利与品牌溢价，从根本上规避反倾销制度风险。

此举不仅能增强企业抗压韧性与盈利稳定性，更能重塑全球陶瓷产业价值链位势。说到底，这场79%的关税风暴，表面是贸易摩擦，深层则是对中国陶瓷产业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验。

它倒逼企业告别粗放扩张惯性，转向精益管理与合规经营；倒逼行业打破地域分割壁垒，走向协同共治与资源共享；倒逼整个生态从“卖产品”升级为“卖文化”“卖体验”“卖标准”。与其沉溺于外部环境变化的焦虑，不如将压力转化为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

须知，中国作为世界陶瓷文明发源地，从不缺少精工细作的匠人精神，也不缺乏引领潮流的创新基因。真正需要补上的，是产业共同体意识与敢为人先的变革魄力。只要方向正确、步伐坚实，中国陶瓷必将再次以自信姿态，登上世界舞台中央，续写千年瓷都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