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流馆的最后一张粮票

2017年深秋的平壤，凌晨四点，羊角岛饭店走廊里回荡着压抑的咳嗽声。

李玉顺推开316房门时，看见陈教授蜷缩在床上，脸色潮红。床头柜上散落着药盒——都是中文，她只认得“头孢”两个字。

“陈老师，您需要去医院。”玉顺用生涩的中文说。这是她第一次直呼游客“老师”，而不是“同志”或“先生”。

陈教授摆摆手，咳嗽让他的肩膀剧烈抖动：“老毛病……气管炎……药吃完了……”

玉顺看着这个七十岁的中国老人。三天前刚到平壤时，他还在兴致勃勃地拍万寿台的鸽子，现在却虚弱得像片秋风中的叶子。她想起自己的爷爷——也是这样的咳嗽，也是在秋天，三年前那个医药短缺的冬天，爷爷没能撑过去。

“等我一下。”她说。

平壤的药店六点开门，但涉外药店在友谊商场，要八点。玉顺知道陈教授等不了那么久。

她骑着自行车穿过黎明前的街道。路过第一百货时，她看见门口已经排起长队——今天是每月25号，粮票兑换日。人们裹着棉衣，在晨雾中跺脚取暖。

药店果然关着铁栅栏门。玉顺敲了很久，值班的老医生才揉着眼睛出来。

“外宾？”老医生听完情况，摇头，“没外事批文，不能开药。”

“他咳得厉害，等不到批文了。”

“那就去涉外医院。”铁栅栏重新拉上。

玉顺站在紧闭的门前，手指在口袋里触到一张硬纸片——那是她这个月的粮票，还没来得及兑换。十公斤大米，够全家吃半个月。

她转身，骑向另一个方向。

平壤的黑市藏在居民楼地下室。玉顺很少来，但知道规矩。她找到那个总在巷口晒太阳的老人，他什么都能弄到——只要付得起价钱。

“抗生素？进口的？”老人眯起眼睛，“很贵。”

“多贵？”

“二十美元，或者……”老人打量她，“三十斤粮票。”

玉顺的手在口袋里握紧那张粮票。十公斤，是二十斤。不够。

“我只有十公斤粮票。”她声音发干，“加这个。”

她摘下胸前的“功勋导游”徽章。铜质的，在昏暗的地下室走廊里闪着微光。这是她从业七年的荣誉，丢了要写检讨，可能还要受处分。

老人接过徽章，掂了掂：“成交。”

药是德国产的，包装上印着看不懂的文字。老人附赠了三片退烧药：“这个送你，外宾用得上。”

回到饭店时已经七点。玉顺没去厨房要热水——涉外饭店的热水要申请，流程很长。她去了员工宿舍，用自己私藏的小电炉烧开水。

药片融化在温水里，玉顺小心地搅拌。陈教授的手抖得厉害，端不住杯子。她扶着他，像扶着自己的爷爷。

“慢慢喝。”她说中文，语序有点乱，但陈教授听懂了。

吃完药，老人沉沉睡去。玉顺没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晨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在老人花白的头发上。他的呼吸渐渐平稳，咳嗽停了。

八点钟，玉顺轻手轻脚地下楼。在饭店后厨，她找到相熟的大厨：“金师傅，能给碗粥吗？米粥。”

金师傅看看她，又看看楼上：“外宾？”

玉顺点头。

一碗白粥，几片腌萝卜，装在普通的陶瓷碗里。没有用涉外餐厅的银器，因为那需要登记。金师傅什么都没问，只是多抓了一把米。

行程最后一天，午餐在玉流馆。陈教授的身体已经好转，能吃下整碗冷面。

吃到一半，他忽然说：“李导，我能看看你的粮票吗？朝鲜的。”

同桌的其他游客也好奇地看过来。玉顺犹豫了一下，从钱包里取出这个月的粮票——她已经用徽章换药，这张粮票本应上交，但她谎称丢了。

淡绿色的纸，印着朝鲜文字，面额“10kg”。设计简单，和中国那张精美的粮票形成对比。

陈教授仔细看着，眼镜滑到鼻尖：“和我们以前的很像。”他抬起头，“李导，我能用中国的粮票，换你这张吗？”

玉顺愣住了。中国的粮票已经作废，只是纪念品。而她的粮票，还能换十公斤大米。

“您不用……”

“我想留个纪念。”陈教授微笑，“这趟旅行，我最大的收获不是风景，是认识了你。”

玉顺看着老人伸出的手。那只手布满老年斑，但温暖有力。她慢慢递过自己的粮票，接过那张中国的、作废的、泛黄的粮票。

交换在沉默中完成。同桌的游客鼓起掌来，有人拍照。玉顺第一次没有阻止拍摄——因为这一刻，她希望被记住。

那天晚上，玉顺把中国粮票夹进日记本。旁边是她这个月的配给记录：大米10kg（已换药），豆油500ml，鸡蛋5个。

她在下面用中文写，字歪歪扭扭：“陈老师，我吃饱了。今天，吃了热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