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7年除夕夜，大雪封门，我这个瘸了一条腿的下岗老工人，正攥着剔骨刀准备去跟仇人同归于尽。
一辆从未见过的黑色豪车却突然停在我家破败的筒子楼前。
车窗紧闭，只扔下一个冷冰冰的包裹：“苏总让我给你的，两清了。”
那个十八年前吃我馒头活命的女劳改犯，究竟变成了什么人？
第一章
一九七五年的冬天，西北山区的风硬得像刚出炉的铁条。
红星机械厂的烟囱向灰白的天空喷吐着浓烟，被北风瞬间扯碎。
那是腊月初八，厂里那一辆用来拉煤的老“解放”卡车停在了翻砂车间的空地上。
车斗后挡板哐当一声被放了下来。
几个穿着旧军大衣的保卫科干事跳下车，嘴里呵着白气，大声吆喝着。
“下来！别磨磨蹭蹭的！”
一个身影从满是煤灰的车斗里艰难地爬了出来。
她没站稳，膝盖一软，直挺挺地跪在了坚硬的冻土上。
周围看热闹的工人们发出一阵哄笑。
我当时手里正拎着一把管钳，站在车间门口检修暖气管道。
那是苏婉第一次出现在红星厂，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单薄棉衣，脖子上挂着一块写着名字和罪名的木牌。
即使隔着十几米远，我也能看见她冻得发紫的嘴唇在剧烈颤抖。
保卫科的老张走过去，一脚踢在她的小腿迎面骨上。
“装什么娇气？这是来劳改，不是来当少奶奶！”
苏婉没有叫出声，只是咬着牙，双手撑着地，再一次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她的头发很乱，脸上沾着黑色的煤灰，唯独那双眼睛亮得吓人。
那眼神里没有求饶，只有一种死灰般的沉寂。
翻砂车间的主任赵大头披着一件羊皮袄，手里端着个搪瓷茶缸，慢悠悠地晃了出来。
赵大头人如其名，脑袋大脖子粗，一脸横肉，那是当年吃饱了饭才能长出来的凶相。
他那双三角眼在苏婉身上上下打量了一圈，嘴角扯出一丝油腻的笑。
“这就是上面送来的那个……投机倒把的？”
老张把苏婉的档案袋往赵大头怀里一塞。
“交给你了，好好教育，这可是个顽固分子。”
赵大头嘿嘿笑了一声，随手把还没喝完的残茶泼在苏婉脚边的雪地上。
热茶泼在雪上，烫出一个个黑窟窿。
“进了我的车间，就是块废铁也得给我炼成钢。”
他指了指车间角落里那堆像小山一样的废旧模具。
“看见那堆铁疙瘩了吗？”
苏婉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今天下班前，把那些模具全部搬到后院仓库去，少一块，晚饭就别吃了。”
周围的工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些模具最小的也有几十斤，那一大堆，就是两个壮劳力干一天也未必搬得完。
苏婉看着那堆沾满油污和铁锈的重物，没有争辩。
她默默地弯下腰，捡起地上的一副破烂线手套，那是别人扔掉不要的。
赵大头一脚踩在那副手套上。
“那是公家的财产，你也配用？”
苏婉的手僵在半空。
她慢慢收回手，直接用那双冻得通红的赤手，抓住了冰冷的生铁。
我握着管钳的手紧了紧，指节有些发白。
但我没有动，也没有出声。
在这个特殊的年月里，同情一个“坏分子”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我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娘要养。
我转过身，继续拧动那颗生锈的螺丝，耳边传来沉重的金属撞击声和沉闷的拖拽声。
整个下午，翻砂车间里除了机器的轰鸣，就是苏婉搬运模具的声音。
她的手很快就被粗糙的铸铁磨破了，鲜血渗出来，又迅速在低温下凝结成黑红色的痂。
没人敢帮她。
工友们甚至刻意绕着她走，生怕沾上一星半点的晦气。
赵大头搬了把椅子坐在车间门口，一边磕着瓜子，一边像看猴戏一样盯着苏婉。
每当苏婉停下来喘口气，赵大头就会抓起一把瓜子皮扔过去。
“停什么停？资本家的大小姐就是身娇肉贵。”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西北冬天的夜总是来得很早。
车间的大灯亮了，昏黄的光线把苏婉瘦弱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个变形的鬼魂。
下班的铃声终于响了。
工人们拿着饭盒，三三两两地涌向食堂，喧闹声瞬间充满了厂区。
只有苏婉还在那个角落里，机械地重复着弯腰、搬起、行走的动作。
那堆模具只搬了一半。
赵大头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大声宣布：“今天任务没完成，这女的不用去食堂了，谁也不许给饭票。”
说完，他得意洋洋地背着手走了，临走前还把车间的大门锁了一半，只留下一扇小侧门。
车间里迅速冷清下来，温度也跟着骤降。
我收拾好工具，最后一个走出车间。
路过那堆废铁时，我看见苏婉正瘫坐在地上，剧烈地咳嗽着。
她那一身单衣早就被汗水浸透，此刻冷风一吹，肯定冷得刺骨。
她抬起头，正好撞上我的目光。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充满了疲惫、饥饿，还有一种被逼到绝境的警惕。
我下意识地避开了她的视线，快步走出了侧门。
外面大雪纷飞，我裹紧了棉袄，心里却像塞了一团湿棉花一样堵得慌。
我去了食堂，排队打了两个白面馒头，又打了一份白菜粉条汤。
坐在嘈杂的食堂里，我看着面前热气腾腾的馒头，却一口也咽不下去。
脑子里全是苏婉那双流血的手和那双警惕的眼睛。
我看了看四周，没人注意我。
我迅速从怀里掏出一张油纸，那是包精密零件用的。
我把两个馒头包进油纸里，又趁着没人看见，塞进了棉袄的内兜。
端起那碗汤，我几大口灌进肚子里，哪怕烫得喉咙生疼。
我离开了食堂，没有回宿舍，而是鬼使神差地绕回了翻砂车间。
车间里黑漆漆的，只有锅炉房那边透出一丝红光。
那是为了防止夜里水管冻裂，锅炉房常年不熄火。
我轻手轻脚地摸过去，那是去往废料堆的必经之路。
还没走近，我就听见一阵细微的咀嚼声，像老鼠在啃木头。
借着锅炉房门缝里透出的微光，我看见苏婉缩在煤堆旁边的角落里。
她手里抓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正在拼命往嘴里塞。
我定睛一看，胃里顿时一阵翻腾。
那是从煤渣里翻出来的红薯皮，是烧锅炉的老王头白天吃剩扔进去的，已经被煤灰染成了黑色。
她吃得那么急，连那上面的煤灰都不在乎，显然是饿极了。
突然，她噎住了，捂着脖子痛苦地干呕，却舍不得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
我看不下去了。
我故意踢了一脚旁边的铁皮桶。
“哐当”一声响。
苏婉像只受惊的兔子，猛地缩成一团，那半块红薯皮被她死死护在怀里。
“谁？”她的声音嘶哑得厉害。
我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阴影里。
我从怀里掏出那个带着体温的油纸包，用力扔了过去。
油纸包划过一道弧线，准确地落在她脚边的煤堆上。
苏婉愣了一下，警惕地盯着那个纸包，身体紧绷着，似乎随时准备逃跑。
我压低了帽檐，转身就走，脚下的劳保鞋踩在煤渣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身后传来窸窸窣窣拆纸的声音。
紧接着，是一声压抑不住的、极低的啜泣声。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久久不能入睡。
我知道，我不该管闲事。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给那两个馒头，她今晚可能就会冻死在这个车间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像往常一样提前半小时到车间检修设备。
翻砂车间的大门还关着，那堆模具已经全部搬空了。
苏婉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她在筛沙子。
那沙子是湿的，重得很，她每筛一下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看见我进来，她手里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她没有说话，只是飞快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少了一分警惕，多了一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也没说话，径直走到她旁边的机器旁，打开工具箱开始干活。
趁着机器轰鸣的噪音掩护，我低着头，看似在检查皮带轮。
“那个油纸包，下次别扔在明处，会被人看见。”
我嘴唇几乎没动，声音被压得很低。
苏婉没有抬头，依然用力地摇晃着筛网，但我看见她轻轻点了一下头。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种奇怪的默契。
我不再明目张胆地扔东西，而是把吃的藏在各种隐秘的地方。
有时候是在废料堆的那块破油布下面，有时候是在锅炉房的水管夹缝里。
我也不是每天都能省下口粮，毕竟那时候谁家也不富裕。
但只要能省下来一点，哪怕是半个窝头，我也给她留着。
第二章
这种日子持续了大概三个月。
春天快来的时候，厂里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赵大头喝多了酒，满脸通红地晃进了仓库。
当时苏婉正在仓库里清点备件。
赵大头把仓库的大门一关，从里面插上了门栓。
我在车间外面正在修电闸箱，听见里面传来了苏婉惊恐的叫声和东西倒塌的声音。
周围有几个工人都听见了，但大家都装作没听见，低头干着手里的活。
谁也不敢惹赵大头，他是厂里的红人，又是民兵连长，手里有权有势。
我手里的螺丝刀差点掉在地上。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
冲进去？我打不过赵大头，而且要是被他反咬一口，我就成了流氓罪，全家都要完蛋。
不管？苏婉今天就毁了。
仓库里的动静越来越大，传来了衣服撕裂的声音和赵大头的淫笑。
“喊啊？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敢来救你！”
我咬了咬牙，看着面前的一排电闸。
那是整个翻砂车间的总闸，连着高压线。
如果直接拉闸，车间停电是小事，但如果制造一次“事故”呢？
我迅速解下一根保险丝，用钳子把它绞断，然后把两根火线故意搭在了一起。
“砰”的一声巨响，电闸箱里爆出一团刺眼的火球。
紧接着，整个车间陷入了一片黑暗。
机器停止了轰鸣，只剩下惯性带来的刺耳摩擦声。
“着火了！变压器炸了！”我扯着嗓子大喊起来。
我这一嗓子，把所有人都喊慌了。
黑暗中，工人们乱作一团，纷纷往外跑。
仓库的门被人从里面猛地踹开，赵大头提着裤子，一脸慌乱地冲了出来。
他虽然坏，但也怕死，更怕担责任。
如果是因为他乱搞导致没及时发现火情，他也吃不了兜着走。
借着混乱，我看见苏婉衣衫不整地从仓库里跑出来，一头扎进了夜色里。
那次事故，厂里查了很久。
我作为检修工，一口咬定是线路老化导致短路。
因为没有证据，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我被扣了半个月奖金作为处罚。
但我一点也不心疼那点钱。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在锅炉房给水管包保温棉。
苏婉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
她手里拿着一个用草编的小蚂蚱，编得很精致。
“给你的。”她的声音很轻，还在发抖。
我愣了一下，接过那个小蚂蚱。
“谢谢你那天救了我。”她说。
我没敢看她，低头整理着工具包。
“我没救你，是线路老化。”
苏婉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了。
那是她来厂里这么久，第一次笑。
虽然笑容里带着苦涩，但却让那张满是污垢的脸瞬间生动了起来。
“陈国华，你是个好人。”
这是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我是个坏分子，你离我远点，别把你拖累了。”
说完这句话，她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我捏着那个草编蚂蚱，把它揣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从那以后，我对她的帮助更大胆了一些。
我看她用的翻砂模具手柄太粗，不合手，就趁夜班没人时，偷偷把手柄磨细了一圈，还缠上了布条。
我看她鞋底磨穿了，就在废料堆里找了块旧轮胎胶皮，剪成鞋底的样子，放在她那个秘密角落。
她也很聪明，从来不当面感谢我。
她会在我检修机器的时候，悄悄帮我把散落的螺丝收拢好。
她会在下雪天，提前把我那辆破自行车的车座擦干净。
我们就像两只生活在阴沟里的老鼠，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互相传递着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体温。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熬过了七五年，又熬过了七六年。
那些年里，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但在这个偏远的山沟沟里，一切似乎都没变。
苏婉依然是被欺负的对象，赵大头依然嚣张跋扈。
只是苏婉的眼神不再那么死寂，她似乎有了一种坚持下去的理由。
每当我看见她在风雪中咬牙坚持的身影，我就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直到一九七九年的春天，冰雪消融，山上的桃花开了。
那天早上，广播里播放着关于落实政策的新闻。
厂里贴出了大字报，宣布一批下放人员平反，可以回城了。
苏婉的名字，就在红榜的第一个。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正在车床上车一个零件。
手一抖，车刀在零件上划出一道深深的废痕。
那是四年来，我第一次干出废品。
我心里五味杂陈。
替她高兴，她终于熬出头了，不用再受赵大头的鸟气，不用再搬那些死沉的铁疙瘩。
可心里那个空落落的大洞，却怎么也填不上。
她要走了。
回到那个属于她的城市，回到那个我这种大老粗永远触碰不到的世界。
那天下午，苏婉办完了手续。
她换掉了那身满是补丁的工作服，穿上了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褂子。
虽然还是很旧，但穿在她身上，却显得格外精神。
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也洗干净了，露出了原本清秀的模样。
我想去送送她，可是赵大头故意给我派了个急活，让我去抢修一台坏掉的冲床。
他在整我不让他痛快，他在最后时刻还要恶心我一下。
我被困在车间里，听着外面锣鼓喧天的欢送声，心急如焚。
等我终于修好机器，满手油污地冲出车间时，那辆送人的卡车已经开走了。
只留下地上一道深深的车辙印。
我站在空荡荡的大门口，像个傻子一样看着远方扬起的尘土。
门卫大爷喊住了我。
“国华啊，那个苏丫头临走前，让我给你捎个东西。”
大爷颤巍巍地从窗户里递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信纸。
我慌乱地在衣服上擦了擦手上的油，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张纸。
纸上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感谢的话。
只有用钢笔写下的三个字，力透纸背：
“我会回。”
那三个字，像是一句誓言，又像是一个魔咒。
把它死死地烙在了我的心上。
我把那张纸条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和那个草编蚂蚱放在一起。
我想，她既然说了会回，那就一定会回。
她不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
可是，我错了。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
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那条通往山外的土路修成了柏油路，厂里的老解放换成了新卡车。
可是苏婉，再也没有一点音信。
她就像是一滴水，蒸发在了那个巨大的城市里，再也没有回来过。
哪怕是一封信，一张明信片，都没有。
家里开始催我结婚了。
我也老大不小了，那个年代，快三十岁还不结婚，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
我顶着压力，拒绝了一个又一个媒人。
我在等。
每天下班，我都会习惯性地去传达室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门卫大爷看我的眼神，从一开始的同情，变成了后来的摇头叹息。
“国华啊，别等了，人家回了大城市，那是金凤凰回巢，还能记得咱们这穷山沟？”
我不信。
我想起她在锅炉房吃红薯皮的样子，想起她送我蚂蚱时的眼神。
那是装不出来的。
直到一九八三年的冬天。
那是一个特别冷的晚上，我娘病重，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想看我成个家，不想死不瞑目。
看着老娘浑浊的泪眼，我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崩塌了。
我想，大爷说得对。
我们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
她是天上的云，我是地里的泥。
云彩偶尔投影在波心，那是偶然，怎么可能为了泥土停留？
第二年开春，我经人介绍，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
姑娘叫桂兰，是个实在人，长得不漂亮，但踏实肯干。
结婚那天，我把那个草编蚂蚱和那张纸条，锁进了一个铁盒子里，埋在了老家后院的枣树下。
我想埋葬的，不仅仅是两件旧物，还有那段荒唐的、没有结果的等待。
日子就这样像流水一样过去了。
我也从一个小青年，变成了厂里的老师傅。
女儿出生了，我给她取名叫陈念。
桂兰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说随便起的，好记。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念”字里，藏着多少我不愿提及的往事。
生活如果是平平淡淡的，那也算是一种福气。
可老天爷似乎总喜欢捉弄苦命人。
九十年代初，那股下海经商的浪潮席卷了全国。
人心浮躁了，厂里的效益也开始走下坡路。
工资发不出来了，甚至连取暖费都报销不了。
桂兰嫌我没本事，死脑筋，只会守着几台破机器过日子。
她跟一个来厂里倒卖钢材的南方倒爷好上了。
那个倒爷我也见过，油头粉面，满嘴跑火车，但人家有钱，出手阔绰。
就在女儿上小学二年级那年，桂兰卷走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跟着那个倒爷跑了。
留给我的，只有一张离婚协议书和哭着找妈妈的女儿。
我成了厂里的笑话。
但我没时间悲伤，我得养活女儿，我得活下去。
我拼命干活，除了厂里的本职工作，我还去外面接私活，给人修自行车、修农机。
只要能挣钱，再脏再累的活我都干。
女儿很懂事，知道家里难，从来不乱花钱，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
那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可厄运并没有放过我。
一九九七年，国企改制的暴风雪终于刮到了红星厂。
厂子宣布破产重组。
而接手厂子的，竟然是当年的车间主任，赵大头。
这十八年里，赵大头靠着裙带关系和胆大妄为，一路混得风生水起。
他利用职权倒卖厂里的资产，把好好的机器当废铁卖，把厂里的地皮私自转让。
他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土霸王，而是摇身一变，成了西装革履的“赵总经理”。
但他骨子里的坏，一点都没变，反而变本加厉。
他要在红星厂的原址上搞房地产开发，要把所有的老工人都赶走。
按照政策，应该给工人一笔买断工龄的安置费。
可赵大头把这笔钱吞了，只肯给每人发几百块钱的遣散费。
几百块钱？那是打发叫花子！
工人们愤怒了。
我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又是老资格，工友们推举我当代表，去和赵大头谈判。
那天，我带着十几名老工人，走进了赵大头那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室。
赵大头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脚翘在桌子上，嘴里叼着雪茄。
“哟，这不是陈师傅吗？”他眯着眼，一脸的不屑。
“赵刚，我们要个说法。”我不卑不亢地看着他，“安置费是国家给的，你凭什么扣下？”
“凭什么？”赵大头笑了，笑得浑身肥肉乱颤，“凭这厂子现在姓赵！不想干就滚蛋，想要钱？一分没有！”
谈判破裂了。
我不想闹事，我想去上面反映情况。
可还没等我走出厂大门，一伙拿着铁棍的流氓就把我围住了。
领头的正是赵大头的小舅子。
“老东西，给脸不要脸是吧？敢带头闹事？”
棍棒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
我护着头，蜷缩在地上，听见骨头断裂的声音。
我的左腿被打断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医院里。
医生说，粉碎性骨折，如果不及时做手术，这辈子就瘸了。
手术费要一万块。
一万块？那简直是天文数字。
我连住院费都交不起，更别提手术费了。
我只能打了简单的石膏，让人把我抬回了家。
回到那个四面透风的筒子楼里。
更让我绝望的是，等我回到家，发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
我藏在柜子底下的那点给女儿攒的学费，也不翼而飞了。
邻居说，看见几个小混混从我家跑出去。
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干的。
赵大头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
那是九七年的大年三十。
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都在吃团圆饭。
我的腿钻心地疼，肿得像个大馒头。
女儿陈念坐在床边，一边给我换热敷的毛巾，一边偷偷地抹眼泪。
“爸，我不上学了，我去打工挣钱给你治腿。”才十几岁的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碎。
我看着女儿那张稚嫩的脸，心里的恨意像野草一样疯长。
我这辈子老实本分，没做过亏心事，为什么要落到这步田地？
那个恶贯满盈的赵大头，凭什么能活得那么滋润？
公道在哪里？天理在哪里？
既然老天爷不开眼，那我就自己讨个公道。
我让女儿去邻居家借点饺子醋。
支开了女儿，我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剔骨刀。
这把刀我已经磨了三天了，刀刃泛着森冷的寒光。
我想好了，今晚就去赵大头家。
我就算死，也要拉上他垫背。
反正我已经是个废人了，不能再拖累女儿。
只要赵大头死了，那些工友或许还有活路，我的女儿或许也没人敢再欺负。
就在我挣扎着想要下床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汽车的刹车声。
那声音很沉闷，不像是普通的出租车或者卡车。
紧接着，是两声短促的喇叭声。
我愣住了。
这个破筒子楼，平时连自行车都少见，谁会把车开到这里？
我拖着断腿，挪到门口，透过门缝往外看。
“谁在外面？”我攥紧手里那把磨得飞快的剔骨刀，隔着门缝死死盯着那辆在大雪中突兀熄火的黑色轿车。
车窗只降下一条缝，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伸出来，把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扔在积雪的台阶上。
“苏总让我带句话，她说两清了。”
我不等追问，那车便卷着风雪消失在除夕的夜色里，只留下那个像某种审判一样的包裹。
那个沉甸甸的包裹，此刻就摆在我家那张缺了一条腿的饭桌上。
包裹上的防水布还带着外面的寒气，上面落着的几片雪花正在慢慢融化成水滴。
我的心跳得很快，那种快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巨大的、未知的冲击。
苏总？两清？
这几个词在我脑海里疯狂地旋转。
难道是苏婉？
那个失踪了十八年的苏婉？
她回来了？
那辆豪车，那个气派的司机，还有这冷冰冰的语气。
这和我想象中的重逢完全不一样。
没有眼泪，没有拥抱，甚至没有见面。
只有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包裹。
我深吸了一口气，手有些哆嗦地解开了包裹上的绳结。
防水布一层层被揭开，引入眼帘的东西让我倒吸一口冷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