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家属，请尽快去缴费，患者需要立刻手术，情况非常危急！”护士的声音像针一样，扎进我混沌的大脑。
我靠着急诊室冰冷的墙壁，手里死死攥着那串沉甸甸的保险柜钥匙。
儿子还在里面抢救，医生说至少需要三十万。
我颤抖着站起身，脑海里闪过四十年来的每一个除夕夜，闪过那个藏在衣柜深处的秘密。
我不敢再想下去，因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当我打开那个保险柜时，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凌晨两点，卧室里一片死寂。刺耳的手机铃声，像一把尖刀，瞬间划破了这片宁静。
我一个激灵从床上坐起来，心脏狂跳不止。这么晚了，会是谁？
我摸索着拿起手机，屏幕上跳动着一串陌生的号码。我按下接听键，一个冷静而陌生的男声从听筒里传来：
“您好，请问是张建国的家属吗？”
“是，我是他父亲。请问有什么事？”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这里是市交警队。张建国在北环高架上出了车祸，情况比较严重，现在已经被送往市中心医院抢救室……”
后面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清了。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老张，怎么了？”身旁的老伴也被惊醒，睡眼惺忪地问。
我没有回答，只是哆哆嗦嗦地开始穿衣服。
老伴看我的脸色，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也慌忙起身。我们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家门，连外套都穿反了。
冬夜的街道，空旷而寒冷。我们拦下一辆出租车，司机看我们神色慌张，一路上把车开得飞快。
老伴一直在旁边抹眼泪，嘴里反复念叨着：“怎么会出这种事呢？昨天晚上打电话，志轩还说这个周末要回来吃饭，给我们带新买的按摩椅……”
她的声音哽咽着，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志轩是我们唯一的儿子，今年三十八岁，自己开了个小小的设计工作室，还没结婚。他总说要等事业稳定了，多赚点钱，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车子在医院门口一个急刹停下。我们冲进急诊大厅，刺鼻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
抢救室的红灯，像一只嗜血的眼睛，冷酷地亮着。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行色匆匆地从里面走出来，看到我们，神色凝重地说道：“你们是张志轩的家属？”
“是，医生，我儿子他……他怎么样了？”我颤声问道。
“情况很不好。”医生的话语简洁而冰冷，“多处粉碎性骨折，内脏有出血，最麻烦的是颅脑损伤，有严重的颅内压。我们必须立刻进行多学科联合手术，清除血肿，修复损伤。”
“那……那就快做啊！”老伴哭着说。
医生看了我们一眼，推了推眼镜：“手术风险很大，而且费用不菲。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费用大概需要多少？”我死死抓住最后一丝理智，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这只是初步估算，开颅、骨科、内脏修复……加起来至少要三十万。这还不包括后期的重症监护和康复治疗，那可能还需要更多。”医生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们有医保吗？或者商业保险？”
我的心，猛地一沉。我艰难地摇了摇头。
儿子是自由职业，为了省钱，一直没买商业保险。而我和老伴，这辈子压根就没交过社保。这是我们家的“传统”，一个我坚持了四十年的“传统”。
医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叹了口气：“那就尽快去准备钱吧。我们这边会尽力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但时间拖得越久，手术的成功率就越低，后遗症也会越严重。患者情况真的很危急。”
说完，他便转身匆匆走进了抢救室。
三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瞬间压在了我的身上。我只觉得天旋地转，靠着冰冷的墙壁，缓缓滑倒在地。
我和老伴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天已经蒙蒙亮，窗外的城市，在新的一天里苏醒，而我们的世界，却坠入了无边的黑暗。
老伴去厨房，说要给儿子准备点流食，万一他手术后能用上呢。我知道，她只是想找点事做，不让自己胡思乱想。
我一个人，独自坐在冰冷的客厅沙发上。我的目光，穿过半开的房门，望向卧室深处那个巨大的红木衣柜。
那个衣柜里，藏着我四十年的秘密，也藏着我们家全部的希望。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遥远的1985年。
那年我二十五岁，刚刚从工厂的学徒工转正，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八级钳工，每个月能拿四十五块钱的工资，在当时，算得上是高收入了。
我意气风发，觉得好日子就在前头。
可是，那年春节，父亲突然病倒了，是急性肝炎。在那个年代，这几乎就是绝症。
为了给父亲治病，母亲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那台崭新的蝴蝶牌缝纫机，父亲最心爱的那块上海牌手表，甚至奶奶传下来的、母亲戴了一辈子的那对银镯子……一件件地，从我们家里消失，换回一张张单薄的医药费单据。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曾经温馨的家，一天天被掏空。最后，父亲还是走了。
出殡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干瘦得像枯树枝，眼睛里已经没有了眼泪。她对我说：“建国啊，你记住，人这辈子，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钱存在银行里，会变得不值钱；房子，说拆迁就拆迁了；只有一样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金子。”
母亲的话，像烙铁一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那年年底，我拿着自己省吃俭用攒了一整年的工资，托人从黑市上，买回了人生中的第一根金条。二百克，花了当时的我几乎全部的积蓄。
从那以后，这就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仪式。每年的除夕夜，无论生活多艰难，无论手头多拮据，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凑钱买一根二百克的金条。
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卧室衣柜最深处的那个保险柜里。
四十年，从未间断。
这个秘密，只有我和老伴知道。这是我们家的“诺亚方舟”，是我们应对一切未知风险的最后底牌。
“老张，喝点粥吧，一宿没合眼了。”老伴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走了过来，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她的眼圈红肿，显然是刚刚哭过。
她的目光，也瞟向了卧室的方向，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粥是滚烫的，可我的心，却是一片冰凉。
我放下碗，看着她，声音沙哑地说：“是时候了。把咱们的‘家底’，拿出来了。”
老伴点了点头，眼泪又掉了下来。
是啊，是时候了。我养了它四十年，就是为了今天。
上午十点，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这个略显陈旧的六十平米老房子。我和老伴简单收拾了一下，准备出门去银行，咨询一下金条变现的手续。
刚走到楼道口，迎面就碰上了住在三楼的王婶。
王婶是我们这个老小区的“消息中心”，嗓门大，爱串门，谁家有点什么事，不出半天就能传遍整个小区。
“哎哟，老张，你们这是要出门啊？”王婶手里提着一篮子菜，看到我们，立刻停下了脚步。她的脸上堆满了关切的笑容，但那双滴溜溜乱转的眼睛里，却藏不住八卦和好奇。
“听说……你家志轩出事了？”她压低了声音，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消息传得这么快。我不想多说，只是疲惫地点了点头，想拉着老伴快步离开。
“哎，”王婶却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叹了口气，那语气里带着几分说教和幸灾乐祸，“我就常说嘛，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仗着自己年轻，不买保险，不交社保，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嘛？你看，这不出事了？你们老两口也是，我劝了你们多少次，让你们补交个居民社保，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老了看病能报销不少。你们就是不听……”
她的话像一根根针，扎得我心口生疼。
“我们家的事，就不劳您操心了。”老伴听不下去了，甩开她的手，有些生硬地打断了她。
我们快步走下楼，身后，还能听到王婶那不依不饶的声音。
走出小区大门，我隐约听到背后传来王婶和其他几个邻居的议论声，虽然听不真切，但那些话语，却像刀子一样，剜着我的心。
“他们家啊，就那样。我听说老张这个人，一辈子就知道省钱，抠门得很，连社保都舍不得交……”
“可不是嘛，攒了一辈子钱有什么用？现在好了，孩子出事了，看他们怎么办？这下不得把老本都掏空了？”
“我听说啊，这种大手术，没个几十万下不来。他们家就是个普通工薪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别是要去借高利贷吧？”
老伴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握紧了我的手，掌心冰凉，全是冷汗。
“老张，”她低声问我，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确定，“你说……咱们那些金条，真的……能够吗？”
我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胸口憋闷得难受。
四十年，每年二百克，一共是八千克，也就是八公斤。
出门前，我特意查了今天的实时金价，每克五百二十元。
八千克乘以五百二十元……我不敢去细算那个数字，但心里大概有个数，应该是四百多万。
四百多万，别说三十万的手术费，就是三百万，也足够了。
我本该感到安心，感到庆幸，庆幸自己四十年的坚持，在最关键的时刻，能救儿子的命。
可是，我的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
因为，我有一个谁都不知道的秘密。一个让我在这四十年的岁月里，夜夜难眠、备受煎熬的秘密。
我没有回答老伴的话，只是拍了拍她的手，加快了脚步。那串冰冷的保险柜钥匙，在我的口袋里，硌得我生疼。
从银行回来，已经快到中午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只要金条是真的，成色没有问题，他们就可以按照当天的国际金价回收，手续很简单。
老伴的心情似乎放松了一些。她匆匆熬了点排骨汤，装进保温桶里，说要去医院给儿子送饭，顺便看看情况。
“你在家把东西准备好，我等会儿回来，咱们一起去银行。”临走前，她叮嘱道。
我点了点头。
家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站在卧室里，面对着那个巨大的红木衣柜，心跳得像擂鼓一样。
这个衣柜是结婚时，老伴从娘家带来的陪嫁。四十年了，表面的红漆已经有些斑驳脱落，但依然被老伴擦拭得一尘不染。
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将沉重的衣柜，缓缓地从墙边移开。
衣柜后面，露出了斑驳的墙壁。我蹲下身，摸索着墙角的一块松动的墙砖，用力往外一抠，墙砖被取了下来，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暗格。
我伸出手，在暗格里摸索着，输入了一串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密码。随着一声轻微的“咔哒”声，暗格的内壁被打开，露出了里面一个银白色的不锈钢保险柜。
保险柜不大，大概只有旅行箱那么大小，但分量却极沉。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从墙洞里拖了出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串用红绳穿着的、已经磨得有些发亮的钥匙。我的手，却在不受控制地发抖，钥匙几次都对不准锁孔。
四十年了。
在这漫长的四十年里，每年的除夕之夜，我都会打开一次这个保险柜。
那个过程，充满了神圣的仪式感。我会小心翼翼地放进新买的金条，然后迅速地关上柜门，上锁，再把它推回墙洞里。
除了这个短暂的时刻，我从未完整地、仔细地清点过里面到底有什么。
因为我害怕，我不敢。
“叮铃铃……”
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吓了我一大跳。
是老伴打来的。
“老张，我刚问了医生，他说志轩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但手术不能再拖了，必须今天下午就做。让我们下午两点之前，无论如何都要把钱交上！”
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十二点半。
时间，只剩下一个半小时了。
不能再犹豫了。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用左手按住颤抖的右手，终于，将那枚冰冷的钥匙，插进了锁孔里。
“咔哒，咔哒。”
我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地，慢慢转动着钥匙。那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仿佛不是在开启一个保险柜，而是在开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
在保险柜的门缓缓打开之前，四十年的光阴，如同潮水一般，涌上我的心头。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些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岁月。
1985年到1995年，那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十年。
那时候我的工资不高，儿子要上学，老伴的身体又不好，经常要吃药。
家里的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可是，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咬着牙，坚持着那个秘密的约定。
我记得有一年，是1992年，工厂效益不好，好几个月没发全工资。眼看就到年底了，买金条的钱还差一大截。
为了凑够这笔钱，我瞒着老伴，连续三个月，每天中午只啃两个冰冷的馒头，就着免费的咸菜。
晚上回家，老伴问我吃得怎么样，我还得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单位食堂伙食好着呢！”
最后，老伴还是从我蜡黄的脸色和迅速消瘦的身体上看出了端倪。她在我干活穿的工装口袋里，发现了那张买金条的收据。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跟我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张建国，你是不是疯了？！”她把那张收据狠狠地摔在我脸上，眼睛通红，“儿子下学期就要交学费，我的药也快吃完了，你竟然还有钱去买这些没用的东西？你是要把这个家给败光吗？”
我看着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不能告诉她，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她，让这个家，在未来的某一天，不再重蹈我母亲当年的覆辙。我不能说，因为我害怕，我怕得要死。
从1995年到2005年，家里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
儿子争气，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我也因为技术过硬，从一线车间调到了机关的后勤部门，工作清闲了不少。
但买金条的习惯，依然在继续。
这期间，单位有过两次福利分房，市里的房价也还不算太高。
身边好多同事都买了新房子，从我们这个老旧的筒子楼里搬了出去。老伴也劝我，说把那些金条卖掉一部分，凑个首付，给儿子将来结婚用。
但我都拒绝了。为此，已经上了大学的儿子，跟我闹了很久。
“爸，您到底在想什么？”放假回家，他坐在我面前，一脸的不解和抱怨，“同学家都住上了一百多平的大房子，咱们家到现在还挤在这六十平米的老破小里。您守着那些金条，到底有什么用？”
我只是沉默。我看着他年轻而气盛的脸，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我内心的那种，源于童年创伤的、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
2005年到2015年，是黄金价格暴涨的十年。
我每天都会看新闻，关注着国际金价的走势。我看着金价从每克一百四十元，一路飙升到三百五十元。我的心里，既窃喜，又恐惧。
窃喜的是，我保险柜里的那些“资产”，账面价值翻了好几倍。
恐惧的是，我依然不敢去打开那个柜子，去验证那个早已埋藏在我心底深处的、可怕的疑问。
2015年至今，儿子结了婚，有了他自己的小家庭。
孙子出生后，我和老伴的生活，就围绕着这个小生命打转。日子平静而琐碎，充满了天伦之乐。
但每年的除夕夜，那个神圣的仪式，依旧在延续。
买金条，放进保险柜，然后迅速关上，绝不多看一眼。仿佛多看一眼，那个我用四十年时间构筑起来的、虚幻而坚固的堡垒，就会瞬间崩塌。
现在，四十年过去了。
所有的坚持，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恐惧，都将在这个柜子里，得到最终的答案。
保险柜的门，在我的手中，伴随着“吱呀”一声轻响，缓缓地，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