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队打下县城后安全撤走，一、二中队来捞好处，却被日军打散

1937年的那个冬天，寒风刮得像刀子一样。

在黄河以北的黑铁山顶上，一面旗帜迎着风猎猎作响。

那其实就是一块普通的红布，上面用针线活缝了个金灿灿的镰刀斧头。

站在旗下的是一群年轻人，身上穿着斯斯文文的长袍，手里却攥着大刀、红缨枪，还有三支锈迹斑斑的老套筒。

附近村里的乡亲们瞅着新鲜，给他们起了个号，叫“大褂子队”，也有人喊“学生队”。

这阵势，怎么看都像是一帮书生在闹着玩。

要知道，当时的大环境糟糕透顶：韩复榘手握三十万正规军，连日本人的面都没见着，吓得顺着津浦线一路狂奔，把山东大好河山拱手让人。

正规军都成了兔子，这帮拿笔杆子的能成什么气候？

可老天爷偏偏爱安排这种反转剧。

没过几个月，那支装备精良、拥有三百号人马的国民党正规军县大队，在逃命路上连个响儿都没听着就彻底报销了；反倒是这支看起来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学生队”，在战火里越烧越旺，最后愣是扛起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这块金字招牌。

这事儿能成，靠的绝不是脑门一热，而是一步步精明到骨子里的算计。

话还得从韩复榘那个“飞毛腿”说起。

1937年10月，鬼子顺着铁路打过来。

韩复榘为了保全自己的这点家底，带着大军溜之大吉。

视线转到长山县（现在的滨州地界），天上有两架日军飞机扔了几颗炸弹。

国民党的县太爷和那帮官僚，反应那是相当快——卷起铺盖卷就跑。

整个县城瞬间乱成了一锅粥。

这时候，原本藏在长山中学教书的前红军团长廖容标不装了。

他站出来指挥师生躲空袭，维持秩序。

紧接着，共产党员姚仲明跟大伙儿交了底：这位廖老师，可是红军里的老把式。

兵荒马乱的岁月，谁拳头硬、谁有主意，大伙儿就跟谁走。

一百多号没回家的师生，就这么跟着廖容标上了黑铁山。

到了农历十一月二十四，也就是12月26日，抗日游击队把摊子支起来了。

人是有了，心气也高，可摆在眼前的困难也是实打实的：没枪，断粮。

学生们跑回家找亲戚朋友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才弄来三支破枪。

这点家当，别说跟武装到牙齿的鬼子干仗，就是防个身都费劲。

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一群不速之客摸上了山。

这帮人是原国民党长山县大队的残兵，足足三百多号人。

他们本来想跟着韩复榘跑，结果没跟上，现在成了也没娘管的孩子——打鬼子吧，借他们俩胆儿也不敢；想去村里弄口吃的吧，鲁北各村的“联庄会”早把围墙修得铁桶一般，根本不搭理这帮败兵。

实在没辙了，他们瞅准了黑铁山上这帮学生，想来这儿找张饭票。

这下子，一个烫手的山芋扔到了廖容标手里。

这三百人，那是正规军编制，有枪有子弹，可这帮人的素质简直没眼看，领头的大队长更是个只想捞钱保命的老油条。

收，还是不收？

要是收进来，队伍就不纯了，搞不好那是引狼入室，连骨头渣子都被吞了；要是不收，这三百条枪流落在外面，既浪费资源，也是个定时炸弹。

廖容标心里那是明镜儿似的：眼下头等大事是抗日，是把队伍搞大。

只要大旗竖起来，就不怕这帮人翻天。

他拍板了：谈！

可以合伙，但前提是必须打鬼子。

那个国民党大队长肚子里也有把算盘。

他既想找个安乐窝，又舍不得手里的兵权。

最后这老小子开了俩条件，听着就让人火大：第一，合编以后，他还得是一把手；第二，他的三百人不能拆，单独编俩中队。

这就意味着，廖容标拉起来的学生队只能当个“小三子”，而且还得听这个败军之将瞎指挥。

换个脾气爆的，早掀桌子了。

我救你的命，你还想骑我脖子上拉屎？

可廖容标居然点头答应了。

最后定下来的名分是：大队长归那个国民党军官，马耀南管政训，姚仲明当主任，廖容标委屈一下，干个参谋长。

名义上，“抗日游击大队”算是挂牌了。

但廖容标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就是俩人睡一张床，做的却不是一个梦。

那个大队长和他那俩中队，根本支使不动，真正能指望的，还得是手里的三中队——那帮学生娃。

队伍有了名分，接下来怎么活？

那会儿长山城里已经有了汉奸把持的伪政权，帮着日本人征粮抓夫，祸害抗日群众。

老百姓恨得牙根痒痒。

党小组一合计：必须得干一仗。

这一仗有三个念想：一是除掉汉奸，给老百姓出口气；二是让这帮学生兵见见血，练练胆；三是立威——老百姓最实在，能打仗的队伍他们才认。

口号喊得震天响：“打回长山城”。

学生们一听要动真格的，一个个摩拳擦掌，眼睛里直冒光。

练了这么久，早就手痒痒了。

可那个“大队长”这时候又掉链子了。

一听说要攻打县城，这老小子的第一反应就是：别作死。

说白了，就是怂。

眼瞅着拦不住，他又玩起了“太极推手”：既然你们非要打，那就廖参谋长你带人去吧，我不拦着。

廖容标也不含糊：行，我去。

那你借给我们三中队二三十条枪。

大队长一听要借枪，脸立马拉得比驴还长。

枪可是他的命根子，也是以后讨价还价的本钱，哪能借给学生？

这一下，三中队的学生们炸锅了，嚷嚷着要讨个说法。

大队长被逼得没招，只好硬着头皮派了自己的俩排人马，由他的心腹带着出发。

但这帮人压根就不是去打仗的。

这俩排人心里的小九九算得精着呢：趁着乱乎劲儿，去长山城边上捞点油水。

所以他们既不侦察敌情，也不跟地方上的抗日组织打招呼。

结果不出所料。

他们连长山城的城墙皮都没摸着，就被沿途警惕性极高的“看家队”当成了土匪，一顿胖揍，灰头土脸地跑了回来。

这下大队长来劲了，摊着手说：瞧瞧，出去了就是送死，我不派人了，谁也别想让我动一兵一卒。

路看似被堵死了。

正规军不肯动，枪也不肯借。

学生队想拼命，手里却只有大刀长矛和那三支破枪。

打，还是不打？

按常规打法，这时候就该撤。

拿肉身子去攻城，那叫送死。

但廖容标算的不是这笔账。

这一仗要是不打，队伍在黑铁山就扎不下根，老百姓会觉得他们跟那些只会吃拿卡要的败兵是一丘之貉。

必须打。

没枪，就去借。

党小组通过地下关系，联系上了张店附近的铁路工人队。

那是孟金山、高光宇同志拉起来的队伍。

一听说要收拾鬼子汉奸，工人们二话没说，借出了二十多条枪。

廖容标从学生队里挑了三四十个棒小伙子，拿着借来的枪搞突击训练。

侦察情报也送回来了：长山城里没鬼子，只有三四十个维持会的汉奸，防守稀松平常，根本没把游击队当回事。

这把稳了。

廖容标给这次行动定了个特别实在的目标：“干掉一个敌人，缴获一支枪就算赢！”

到了腊月初六的傍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廖容标带着这群“学生兵”摸黑出发了。

九十里地，全靠两条腿量。

对于这群以前只拿过书本的学生来说，这简直是要了亲命。

但廖容标能感觉到，黑暗中这些年轻人的心跳声。

那是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更是憋着一股劲儿的亢奋。

天快亮的时候，队伍摸到了城北的一个小村庄趴了下来。

廖容标沉得住气。

他先封锁消息，再派人把进攻路线摸了个底儿掉。

半夜时分，动手。

队伍悄没声儿地绕到城西北角的一个缺口。

那儿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学生们搭起梯子，翻过城墙，直扑汉奸“维持会”的大院。

这一仗顺利得让人不敢相信。

当学生们冲进屋子，把墙上挂着的枪都摘下来背在身上时，那帮伪军还睡得跟死猪一样，呼噜声震天响。

直到一声大喝，伪军们才从梦里惊醒，睁眼一看黑洞洞的枪口，稀里糊涂地就举手投降了。

最后一点数：咱们这边连根毛都没伤着，抓了三十多个汉奸，缴获了十多支枪。

这就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特种突袭。

撤退的时候，廖容标又露了一手。

按常理，打了胜仗得赶紧原路跑回去报喜。

但廖容标偏不走回头路。

他带着队伍出了西门，绕个大圈向东走了二十多里，找了个村子安顿下，只派人骑自行车回卫固送信。

这个看似多此一举的“绕远儿”，最后救了全队的命。

消息传回黑铁山，那个国民党大队长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压根不信这帮书呆子能把县城打下来。

但看到亲笔信和战利品清单后，这老小子的贪念一下子盖过了恐惧。

他脑瓜子一转：既然城破了，汉奸被抓了，那现在城里岂不是没人管了？

这可是发财的好机会啊！

他立马集合自己的一、二中队，大摇大摆地向长山城开拔，美其名曰“会师”，其实就是想去城里“捞一把”。

他既不派侦察兵，也不走小道，而是大大咧咧地走大路进城。

命运在这个路口完成了最后一次大筛选。

廖容标走小路，避开了所有坑。

而那个大队长走大路，好死不死，迎头撞上了从周村赶来增援长山城的日本正规军。

一群乌合之众，碰上武装到牙齿的日军，结果没有任何悬念。

队伍瞬间被打散，那个一心想当官发财的大队长，再一次发挥了他的看家本领——撒丫子跑路，从此人间蒸发。

那三百人的“正规军”，就这么灰飞烟灭了。

硝烟散去，黑铁山上的“抗日游击大队”，实际上又只剩下了那个“学生队”。

但这支队伍已经脱胎换骨了。

从家当上说，他们从三支破枪，发展到了三十多支真家伙。

从人心上说，他们第一次打进县城，宰了汉奸，替老百姓出了口恶气。

群众开始拿他们当自己人，送粮送人。

连那些原本在那儿观望的“联庄会”，也纷纷主动过来套近乎。

到了1938年，为了壮大声势，这支队伍正式改了番号，叫“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虽然名字叫“军”，战士们身上穿的还是便衣、大褂。

老百姓依然亲切地喊他们“大褂子队”。

回过头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所谓的“决策”，往往不是在两堆金子里挑那一堆更多，而是在进退两难的时候算清那笔“长远账”。

那个国民党大队长，算的是眼皮子底下的账：要官位、要兵权、要捞钱。

结果他拥有的三百条枪和正规军身份，成了他的催命符。

廖容标和他的学生们，算的是人心的账：哪怕受点委屈也要搞统战，哪怕借枪也要打鬼子，哪怕绕远路也要保平安。

枪没了可以抢，人少了可以招。

但如果像那个大队长一样，脑子里只装着私利和算计，哪怕给他三万大军，结局也只有一个：

在逃跑的路上，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干干净净。